“语言是赐于人类表达思想的工具。”我们学习汉语就会接触到汉语拼音，但却很少有人会关注汉语拼音的发明者——周有光。
周有光于江苏常州出生，周家祖上颇有名望，他的曾祖父是清朝云骑尉。
只是后来咸丰年间，太平军战败，常州失守，曾祖父跳水而亡，这才家道中落。
到他父亲这辈，便只能靠着教书营生，生活条件不是很富裕。
尽管如此，周父对周有光的学业仍是很看重，早早就将他送进了常州高级中学就读。
在这里上课时，周有光发现老师多用国语和白话文来讲授内容，但平日里大家交流却还是以各地方言居多，等到写文章的时候则又用古文，这点令他十分费解，于是就埋下了对汉语研究的好奇之心。
1923年，17岁的周有光没有辜负周父的期望，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研修经济。
在这里，周有光遇到了新的难题。
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大多讲英文，当时的周有光英语口语并不流利，只好想了一个办法，靠着打印机的英语输入和别人的交流。
一次课堂上，老师说起拉丁文，在周有光心里激起了不小的水花。
他联系自己的经历，深刻意识到了中文的不完善。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方语言差异大，但是我们的中文为什么没有中文拼音，没有中文打印机？
因为这一求知欲，周有光动了对文字改革的心思，于是在主修经济学的同时开始辅修语言。
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周有光想继续深造，就又去了日本留学，依旧选择了修经济学。
然而时运不济，等周有光学成归国时国内爆发了抗日战争，到处炮火轰鸣、流弹侵袭，周有光也只能和大多数人一样举家流亡。
到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国家经济逐渐复苏后，周有光这才正式进入上海的新华银行工作，继而又被调往了华尔街任职，生活一直很安稳。
在华尔街工作时，周有光有幸结识了爱因斯坦。
某一次的聚会中，爱因斯坦说：“一个人活了60岁，工作了13年，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还有17年的业余时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正是这句话触动了周有光，重新点燃了他心中对语言探索的热情与决心并开始将理想付诸于行动。
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辞去了美国的工作，回国担任了复旦大学的经济学讲师，并伙同其他经济学学者一同创办了《经济周报》。
与此同时，对于文字改革事业他也半点没落下，时常给各大报刊投稿一些有关文字改革的文章，提出自己的想法建议，以便与其他语言研究者切磋交流。
俗话说得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在周有光和一众语言研究者的努力下，文字改革正式提上了国家日程。
1955年，周恩来总理亲自邀请周有光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并且给予了他此次会议的指挥权。
此时的周有光已年逾半百，如此关键且繁重的工作于他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自此他便尽量压缩自己的休息时间，潜心钻研，终于在几年后，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汉语拼音字母，广为大众称赞。
随后在周有光的带领下，到1982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和《汉语拼音词汇》便相继问世。
它们的出现不仅让汉语系统更为完善，也让我们学习汉语更为便利，周有光先生也因此名声大噪，他在汉语研究方面虽说是“半路出家”，却也实实在在担得起大家一句“汉语拼音之父”的赞誉。
除了事业上的成就，周有光的婚恋也颇具浪漫之色。
周有光的妻子名叫张允和，乃张家四姐妹之一，民国出了名的才女。张家祖上是名门望族，清朝的时候出过重臣张树声，李鸿章手下威名赫赫的悍将。
张允和的出生还颇有时传奇色彩，她生下来时不像其他几个姊妹般顺利，由于呼吸不畅，张允和几度被长辈认为命不久矣，最后却又都奇迹般地挺了过来，虽体弱却又平安的长大了。
周有光比张允和大三岁，两人的父辈说来是认识的，但他俩的相识却是在张允和16岁的时候。
当时周有光也不过19岁，还在上海求学，不过每到学校休假时他都会去苏州小住。
张允和那时正好在苏州上学，更为巧的是周有光的妹妹和她乃同窗好友。
两个小姑娘关系不错，时常互相串门，一来二去，张允和便认识了周有光，并与之建立了友谊。
后来，张允和考到了上海的学校，所谓万里他乡遇故知，加上她又是妹妹的好友，周有光自然对她多照顾了些，时不时会去公学大学看她，两人的来往更是频繁了。
而此时的张允和才情也许不是四姐妹中最高的，但已是出落得亭亭玉立。她性子温婉，面貌秀丽，脸上常年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十分惹人怜爱。
仅凭着一张靓丽的黑白照，就常让后人称赞：“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
周有光也说不清自己对张允和的朋友之情是何时产生变化的，但等他意识到自己对张允和的心意后，并没有同自己后来的连襟沈从文一样，采用穷追猛打的求爱方式，而是试图不骄不躁、润物无声的去俘获张允和的心。
张允和是十分聪敏的女孩子，周有光的一些改变她自然有所察觉。起初或许是害怕破坏两人间深厚的友谊，亦或是出于女孩子的害羞，张允和并没有正面回应周有光的感情。
直到某一个周末，周有光胆子大了些，单独约她到吴淞江边散步，这次张允和没有逃避，欣然应约。
吴淞江边，浪花拍打着石堤，太阳的余晖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周有光和张允和相伴而行，走到一块平坦的岩石处，两人停下来小憩。
周有光就在这时小心翼翼地从包里拿出了一本蓝皮的英文小书递给张允和。
那是一本英文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周有光还别有用心的在里面夹了张小书签。
张允和顺着书签打开一看，发现正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相见的一幕，书页上还有一句：“我愿在一吻中洗尽罪恶”，借着莎翁的浪漫告白，周有光终于牵上了张允和的手。
这一次的约会还被张允和以《温柔的放浪石堤》一文，记录了下来：“那是秋天，不是春天；那是黄昏，不是清晨；倒是个1928年的星期天。有两个人，不！有两颗心从吴淞中国《最后的闺秀》书样公学大铁门走出来。一个不算高大的男的和一个纤小的女的……”
直到今天，我们再读这篇文章，仍能从张允和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两人当时的甜蜜与害羞。
几年的爱情长跑后，周有光同张允和也开始考虑两人的婚姻大事。张家父母虽主张自由恋爱，不曾插手过两人的交往，但周有光仍旧十分忧虑。
他深知自己爱上的女孩品貌端方，家境优渥，而自己却是一贫如洗，两手空空，不免心中生愧，便写信给张允和：“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
张允和身体虽弱，但性格是坚韧果敢的，当初在大姐张元和纠结于与顾传玠的婚事时，她就曾直接说道：“此人是不是一介之玉？如是，嫁他！”
现在问题轮到自己，其结果不言而喻。张允和半点不忧心周家的贫寒，只回了周有光一封信，说：“幸福不是你给我的，是要我们一起创造的。”
这般热烈勇敢的女子，幸福又怎会不眷顾她呢？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和张允和在上海八桥青年会举办了婚礼。
作为四姐妹中的老二却最先出阁，张允和会时常被人调侃“犯规”。
每到这时，她就看向周有光说：“可不是，不要脸，那么早结婚。”
周有光则会开心笑言：“张允和最聪明，可是她干得最蠢的事情就是嫁给了周有光。”
由此两人婚后的幸福生活可见一斑。
婚后没多久，两人就孕育了一儿一女，生活平和美满，可战争的到来迅速打破了一切的宁静。
为了躲避战乱，周有光和张允和不得不带着一双儿女搬往四川。
令人惋惜的是，尽管两人一路都尽心照顾着孩子，他们的小女儿还是在连日的奔波中因盲肠炎没能及时医治而去世，儿子也不幸被流弹打中了腹部，险险才捡回一条命，夫妻俩因此忧心劳苦了不少。
后来抗战结束，日子刚有所好转，张允和就被确诊了心脏病，后又受三反运动的影响，被人怀疑是特务，忧虑到暴瘦，满口牙也掉光了，医生说她活不过50岁，但她却硬生生熬过了一关，活到了93岁。
张允和生病后，周有光担心她的身体，便劝她在家做了家庭主妇。也幸亏这一建议，张允和才没有在后续的运动中持续受到迫害。
没成想到一九六几年，国内又搞起了特殊运动，周有光被人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名头下放到清苦的干校，两人不得不分隔两地。
干校的日子艰苦清贫，而周有光患有青光眼，必须常用一种眼药水才行。
这种眼药水需要有特批的条子才能买到，张允和那时就常常为了批条替他买眼药水而绞尽脑汁。
小小的身躯也有大大的能量，最终都是张允和能说赢。因此她每个月都会如期给周有光寄眼药水，有时还会偷偷往包裹中放几块巧克力。
面对与爱妻的分离，周有光难免伤心，有次给张允和写信时，忍不住说：“我觉得我可能一辈子也不能离开干校，回到北京。”
张允和看到这话却不丧气，反而俏皮地回他：“那我就每个月都给你寄眼药水，再加几块巧克力糖。”
如此豁达的心境，周有光读完回信后，心情也跟着明朗了起来。
所谓爱情，是历经流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更是风雨飘摇中的互相支持，周有光和张允和就这样彼此搀扶着前进，从没有放开的念头。
特殊时期过去后，周有光得到平反，被分配到了一个50平的小房子，夫妻俩便在这个小房子里看书、写字、做文章、办刊物，日子过得和乐愉快。
1988年，周有光83岁时，日本一家公司给周有光送了台中西文文字处理机，周有光便开始用它来写信，做文章。
不会输入法的张允和对此感到好奇，也开始慢慢学着打字，一有不会的地方就会叫周有光，也慢慢学会了使用这种新机器。
两人一起过得越久，就越珍惜彼此间的相处。
尽管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也依旧会日日都抽出固定的时间一道喝下午茶，以此作为约会。
两人有彼此有约定，只要下午茶时间一到，不管在做什么都要直接撇下相聚喝茶，但两人私下其实管这个叫“举杯齐眉”。
有一次记者到上门做采访，采访进行到一半到了下午茶时间，周有光就和记者说：“抱歉，我和我太太喝茶的时间到了。”如此恪守承诺也实属难得。
世间难得有情人，可人总逃不了生离死别之苦。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突发心脏病离世，周有光握着她的手久久不肯离开，只痛呼道：“我的半边天塌了。”
他与张允和少时相识，一牵手就是70年，一相爱就是一辈子。
爱妻的离去让他消沉了好一阵子，他说：“我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懒得动。
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
我在纸上写：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那是唐朝诗人元稹的诗，现在真的都来了。
张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张兆和
张允和走后，周有光怕自己睹物思人，便将两人从前一同喝下午茶的一桌两椅换成了一个小沙发，每天晚上就缩在小沙发上睡觉，再也不愿回两人的卧室了。
之后，他更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文学上，重新修订出版过的学术著作，又创作了《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新作。
他的儿子周晓平，在2015年1月22日，先他一步离去，享年82岁。
2017年1月13日，是周有光112岁的生日，彼时的他已经把对妻子的思念深埋心底，通透豁达，自嘲地笑称自己是上帝遗忘的人。
世事百年，沧桑多变。周有光112岁生日刚过完一天，这位对汉语拼音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人便溘然辞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