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孝濂和同仁们的工作之前，中国山川大地上的草木花朵，还从未历经过如此细致、庄严的观察、注视和描绘。
文丨安小庆
编辑丨姚璐
图丨受访者提供
熟悉得太晚
一间朝北的屋子，窗户向北，光源稳定，适合长期画画的人。房间陈设极简单，一张工作桌，两张单人床，一只置物柜，没有沙发、电视、厨房、阳台。
正是午餐时间，曾孝濂放下画笔，和妻子张赞英下楼，去一楼食堂吃饭。他82岁了，牙齿不行，到了打饭窗口，两人迅速把饭菜的软硬程度评估了一番。
这个蚕豆耙不耙？
看上去还可以。
今年春天，曾孝濂和张赞英带着两只行李箱，从城中翠湖边的老房子，搬到了昆明西郊的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专家楼。这里距离市中心有二十公里。选择在这一年搬回所里，主要是为了节省时间。
三月，所里培育了二十多年的野生兜兰，终于开花了。四月，野生菌冒头，国内研究真菌的著名学者，同时也是曾孝濂看着长大的后辈杨祝良，又发现和命名了几个牛肝菌新种。
对植物学家们来说，发现新种或人工培育成功野生种，是这份工作中最值得欢呼的时刻。自18世纪林奈创立动植物命名法，19世纪达尔文开创现代生物学以来，一篇关于新种的论文，除了包含文字、数据和照片外，还必须提供一幅由画师手绘的植物标本图。这是科学界不可动摇的身份认定仪式。
只是当下，这个仪式遇到了不小的困难。整个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包括国内几乎所有相关科研机构，早就没有了专职的植物绘图师。焦急的学者们不约而同将电话打到已经退休了23年的植物画师曾孝濂那里。无论如何，他们都希望老先生能帮忙完成标本图。
曾孝濂被称为中国植物画第一人。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今，他与中国几代植物科学画从业者一起，耐心而又虔诚地为大地上的植物挥毫作像。
从20岁到82岁，曾孝濂将生命的绝大部分光阴，用来为《中国植物志》《中国菌类志》《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香港植物志》等数十部大型志书和几代中国植物学家的研究工作绘制标本图。
在他和同仁们的工作之前，中国山川大地上的草木花朵，还从未历经过如此细致、庄严的观察、注视和描绘。他和他们，也因此为中国植物学、基础国民志书的编纂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做出了极大贡献。
一条漫长的路从上世纪50年代延伸至2020年代，路上似乎只剩下一位独行的老人。
两年前，医生在曾孝濂的肺部发现恶性肿瘤。手术后，曾孝濂意外发现双手没有发抖，还能继续画画。在各种有限性——疾病，衰老，生命终点的必然到来，植物画这个行业本身所面临的危困境况——的包围，以及死亡暗影与创作灵光带来的巨大张力中，他更感到一种迫切了。
自肺癌手术后，妻子张赞英发现，每当散步或者乘坐公交，曾孝濂的右手总在空气中模拟绘画动作。等人时，他会望着空中的树叶发呆。她知道，那是他在抓紧一切时间，记住不同树干和树叶的纹理、质感。
他就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天，他就倒下起不来了，也不知道哪一天手会抖，眼睛会不行……
青年和壮年时代，为还原标本背后的生命原力，他与花开的速度赛跑，与飞鸟扇动翅膀的节律赛跑，现在，他想要跑赢的还有癌细胞的增殖速度。
2021年的春天和夏天，曾孝濂日日坐在窗边画画。他睡眠一向不佳。夜里，如果三点之前醒来，他就吃半颗安眠药继续睡。如果过了三点，他便起身工作。
紧紧攥住的时间，在画纸上昼夜更替。妻子张赞英，多年来都是他作品的第一位观众。她看到了比以往更充沛的光，甚至从花叶中读出一种依依不舍，就是他自己觉得，如果不给它画好，他就对不起它。
在小楼之外的世界，曾孝濂全然不知自己已成为互联网上的新晋网红。过去十年，读库为曾孝濂出版了《云南花鸟》和《花叶》两本画册，当画册传到网上，年轻的网友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也有如此杰出的博物画家。
花从纸上开出来了。这比照片更有生命力。网友热烈的讨论和购买，让暮年的曾孝濂和作品一起慢慢从业界溢出，大众又重新发现了这位植物画第一人。
曾老师被大家熟悉得太晚，作为第一位向公众推介曾孝濂植物画创作的出版人，读库创始人张立宪觉得，如果曾老师能够更早地出现在公众面前，说一句夸张一点的话，我们生活中的美、愉悦和欢乐会更多一些。
遥远的老师
四月的昆明，空气里流动着太阳烘烤花朵后的甜蜜暖香。从市中心前往昆明西郊，马路两边的植物和花树，逐渐野性无状起来。
洋槐和紫藤的花瓣落满步道。滇楸和泡桐的花朵，在午后阵风中坠落，砸在行人的肩头和帽檐，咚咚作响。藤本木香和蔷薇抱杂在一块，无尽的白色粉色花朵，瀑布一般从高大的乔木和围墙上垂下。
第一次走进这片园子，曾孝濂20岁，那是1959年的秋天，他刚高中毕业。
整个班级，只有三位同学没有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他是其中之一。不是因为成绩不佳。1957年反右运动，父亲因牵涉历史问题被带走。他也因此没能进入大学。
在对未来的迷茫中，有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招录通知。信里说，他可以去植物园，以学徒身份半工半读。上班之后，他才知道，是一项名叫《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工作，改变了他的人生。
1959年，中国开启《中国植物志》《中国菌类志》《云南植物志》等多部基础性国民志书的编纂工作，旨在摸清家底，为国境线内的所有山川草木建立一手、完备、准确的户口簿和信息库。
作为中国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在这项庞大的国家任务中，承担重要作用，急需大量为标本作图的绘图员。
当时的副所长蔡希陶在招聘中发现，专业美术院校的学生，都对这个看上去单调和枯燥的岗位不感兴趣。后来，蔡希陶想，何不去招录一批家庭成分不佳但成绩优良，渴望一份正式工作的高中毕业生呢。
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这无疑是一种冒险。但蔡希陶告诉同事：这是不拘一格找人才，将来如果有事，我担了。
与西方大航海时代诞生的探险家、植物猎人、随队画师不同，中国的植物画师，是为完成《中国植物志》这个国家任务而出现的。西方画师多来自资产或学养丰厚的家庭，而中国的画师，多是半路出家的社会零余人。
许多偶然汇合到一处，曾孝濂在昆明西郊的园子里开始了新生活。小学时，他就喜欢画画。有同学安装了一台简易幻灯机，他负责画了一组连环画。初中时，他为学校画黑板报。进入植物所后，因为绘画特长，他被分配到绘图组，开始专门学习植物科学画。
第二年六月，所里派他去广州的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学习半年。业务处的同事帮他提前联系好了华南所的前辈老师。然而，在广州苦等半月，老师才出现。对方性情桀骜，不仅没有如约教授他绘画技法，也不愿将作品借给他临摹学习。
曾孝濂不得不提前返回昆明。他当时负责陆生植物中较大的科类，唇形科。未能学到技法，他心里焦急。清晨，他爬到元宝山去观察荆芥、百里香等野生唇形科，下午去图书馆翻阅前人画作。他恳求图书馆负责开关门的同事，允许他夜晚前去加班。
幸运的是，在图书馆的资料室里，曾孝濂为自己找到了一位古老又遥远的老师——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出版的刊物《柯蒂斯植物学杂志》。这本创刊于1787年的杂志，至今已发行230余年，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植物学杂志，也是植物分类学和植物科学画领域最权威的刊物。
在一个人的深夜图书馆，曾孝濂拧开自带的小台灯，翻开桌上那些快200岁的古老羊皮封面。那一刻，诞生于地理大发现和帝国扩张时期的古老博物画，与中国西南边陲一位窘迫的20岁青年相遇了。
透过一层一层叠加的颜色和线条，他逐渐读懂了怎样用线条去表现植物的粗细、疏密、软硬、明暗。在《柯蒂斯植物学杂志》登载的所有插图中，他最喜欢的是黑白墨线图。
杰出的黑白墨线图，同时拥有精确的科学性和隽永经典的美感。正如伟大的博物学家洪堡曾描述的，那是来自科学和美学的双重注视。
墨线图主要有平行线和打点两种画法。打点容易上手，但耗时漫长。平行线优美耐看，但需要坚固的基本功。有一年多的时间，曾孝濂白天去野外写生，傍晚揣着水和面包去图书馆，在废弃的纸张上徒手画平行长线。
画平行线，心要特别静。心一咯噔，线碰一块儿，这张画就废了。
因为家庭的原因，少年时代，压抑和沉重的气氛包围着他。他习惯了孤独。上学时最爱的是画画和看书。自从去广州学习碰了钉子，他更喜欢一个人待着了，他甚至觉得，孤独应该成为生活的常态，只有孤独的时候，你才是你自己。
好在，命运将他挑选进入一个同样孤独和沉静的职业。每一株标本，每一幅插图，每一条平行线，都只能由自己完成，没有任何人能够分担。在这种孤寂中，他反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宁静。
通过勤勉的自学，30岁后，他成为整个植物所最出色的画师，被任命为绘图组组长，此后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至退休。
他和同事的办公室，位于植物分类室大楼内的标本馆。一间长条的屋子，摆了八九张桌子，桌上摆着镊子，放大镜，解剖刀和显微镜。看上去更像一间教室或者手工作坊。
为植物画标本图，写实是第一原则，不能自由发挥。腊叶标本送来时，早已干枯变形。曾孝濂和同事们要做的，就是依照腊叶标本，尽力恢复植株原有的姿态和风貌。他们将花朵和叶片取下，放到烧杯里煮开，再将花瓣、雄蕊、雌蕊、子房、鄂叶，逐一放到显微镜和放大镜下解剖观察。
在志书和论文中，植物学家用文字描述植物的特征。然而文字远没有图像直观和更具物种分辨功能，因此，全世界的植物志书都必须配上精准的手绘标本图。
中国有3万多种植物。要将它们逐一编档成图，对当时参与《中国植物志》的312位植物学家和164位绘图师来说，是一个几乎看不到尽头的浩大工程。
一位植物分类学家或一位绘图师，往往终生只能钻研一科或者几科的植物。所有人都知道，这项工作，此生不一定能眼见它完成——它是一项需要几代人去接力的国家任务。
与花开赛跑
这项国家任务因文革停摆了十年。1977年，《中国植物志》编纂重启。植物所又缺画师了，曾孝濂成了那个去招考新画师的人。
那时，19岁的少年杨建昆，在昆明一家电影院画海报。他顺利通过了曾孝濂的面试和笔试。从市中心热闹的电影院来到西郊荒僻的山林，他大失所望。几个月过去，他对这份工作依旧提不起一点兴趣。
一天下午，曾孝濂把他带到图书馆。眼前是数百年前甚至千年前就绘制出的精美画作。在植物与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遗存前，曾孝濂告诉杨建昆，为一个国家的植物志画图，这样的事，一生也很难遇到一次。
它的意义不仅是对个人而言。杨建昆记得，那天，老师把它提得很高很高，就是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对地球上的人，对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有贡献。从那天起，他沉下心来。
那时的画师们多用小紫规笔作墨线图。这种小毛笔，是中国第一代植物科学画家冯澄如先生用传统毛笔改造而来，十分适合表现植物的线条和气韵，但需要深厚的基本功。
所里已经退休的植物学家宣宇，当时与绘图室毗邻办公。那时，他常常看到曾孝濂领着大家进行技能竞赛。
每人用一米长的尺子，在纸上画两条间距2毫米的平行线。接着，所有人用毛笔在两条平行线之间徒手画第三条线。谁画的线平行于上下，粗细均匀，没有断点和凝滞，谁就是冠军。
宣宇记得，那时常得第一的是一位叫吴锡麟的绘图员。曾孝濂评价他手腕稳健，气息均匀。后来，这位画师特别擅长画苔藓，那是业界公认的最难画的物种之一。
这样的竞赛还有加强版。有时，曾孝濂会找来一叠旧报纸，让大家在两行文字的间距中，用小毛笔再画出7条不能中断的平行线。
关于平行线，杨建昆记忆最深的是，曾孝濂曾说，平行线要挺，就像拉开的弓，你一放，它会弹回去，没有丝毫犹豫。那是生命力在植物身体内的通达和流畅。
在重视基本功外，曾孝濂在职业生涯中做出的最大创举，是力主绘图人员必须通过写生，去还原标本背后的生命力。
中国第一代植物画师，诞生于20世纪初。随着近代西方植物分类学的传入，中国植物科学画的奠基人冯澄如在其著作《生物绘图法》《中国植物图谱》中，首次引进硫酸纸画法。
硫酸纸，又叫拷贝纸或半透明临摹纸。把它放在标本之上，原样勾勒出植物的线条和形状，可以实现对标本的复印式描画，准确但死板。
在整个70和80年代，硫酸纸画法占据国内主要科研院所的主流。只有曾孝濂担任绘图组长的昆明植物所，是例外。
如果都用硫酸纸的话，还要我们做什么？曾孝濂对人本身充满信心，需要我们，是因为我们能做得更好。为了做得更好，他倡导下笔前，一定要去自然中找到相似或同一物种去观察、写生。
杨建昆回忆，曾孝濂改革的渴望和对传统的打破，在当时引发了不少同行的抵制和批评，因为大家基础各不相同，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曾孝濂坚持发动了这场行业内的革命。在担任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绘图组长的33年里，他没有申请也没有允许同事买过一张硫酸纸。他尊重行业前辈泰斗冯澄如先生，但不赞成他的方法。
正像当时所有的国家工程一样，植物志的编纂进度十分严格。增加写生后，完成一幅图的时间从三天延长到一周左右。
令曾孝濂意外的是，当时植物所的领导——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和吴征镒先生，都很支持他把植物画活的想法。老先生们并不催促，有时还会加入进来，和他们一起解剖标本。
在当时的昆明植物所，曾孝濂是唯一一位可以自由采摘鲜花的员工。那时，他不仅参与志书，还负责为昆明植物园绘制彩色版的《茶花图谱》。
为了在纸上留下茶花最美的状态，有三个月的时间，曾孝濂每天都在与花瓣打开的速度赛跑。
天刚亮，他爬起来，跑去植物所对面的花园摘下一枝茶花，插到绘图室的瓶子里。接着跑去食堂吃早饭，七点半回到桌前。花从枝头摘下那刻，每一秒钟都在缓缓展开。画得慢了，本来向上的花瓣渐渐朝下，那么最终纸上画出的，就不再是他想画的那一朵。
曾孝濂的经验是，不能构好整幅图再画，必须从最靠近眼睛的那枚花瓣画起，一瓣一瓣追赶过去，留住整朵山茶花最美丽近永恒的一刻。
一上午，不喝水，不起身，中途不休息，不上厕所，画得时间都忘了。一个上午过去，一朵山茶的造像基本完成。而画花的那个人，浑身发抖，热量都消耗光了。
那时，学生杨建昆并不太能理解老师的执拗。其他人包括我自己都会觉得，花开了就让它开吧，反正最主要的六个花瓣，我已经表现出来了就行了。可是曾老师不一样，他追求完美，因为那个时候花半开不开是最美的，同时又能看清楚花的结构。
同一时期，曾孝濂的同事、好友，中国真菌类研究的奠基者臧穆先生，正负责编纂《中国真菌志》和《中国食用菌志》。臧穆常将野外采集来的蘑菇标本送去绘图。
采摘下的蘑菇和鲜花一样，会继续在空气中生长代谢。那时相机和彩色胶卷都是稀有物资，绘图员只能趁蘑菇还新鲜时快速作画。
曾孝濂是其中画得最多、最好也最快的那位。新同事画一幅的时间，曾孝濂能完成三幅。他在云南红土地上长大，从小酷爱吃菌子。回忆为臧穆画标本的那几年，曾孝濂很快乐，只要速度够快，画完了菌子还是新鲜的，就可以带回家吃掉。那实在是人间少有的乐事，但这样的快乐，只有他能做到。
半个世纪过去，臧穆已离开人间远行，留下一摞厚厚的滇藏山野考察笔记——《山川纪行》。他当年的学生杨祝良和王立松，也都从曾孝濂眼中的少年，变成了现在的小老头。
2020年和2021年的夏天，臧穆的这两位学生——目前国内最著名的真菌和地衣学者，分别提着一篮子野生菌和拿着几张地衣照片，找到了曾孝濂。那是他们在过去两年中，各自在野外发现的牛肝菌和地衣新种。
发现新种是做科研的至高快乐。他们都决心要为新种写一篇漂漂亮亮的论文。曾孝濂是在员工食堂听到这些好消息，他一边吃酸奶，一边兴奋地宣布：那我也要画一幅漂漂亮亮的图送给你！
作为一个工具
一定要在蘑菇新鲜的时候画下它，一定要跑赢花瓣打开的速度，一定要抓住那个物种最完美庄严的时刻。这种迫切，贯穿了曾孝濂为植物作画的六十余年。
《中国植物志》的绘图工作，无疑是其中最明亮也最辛苦的部分。在曾孝濂的带领下，得益于云南的生物多样性和四季都可写生的自然条件，整个昆明植物所绘图组渐渐超拔于国内其他机构，被评价为技艺高超，极富创造力。
上世纪80年代，曾孝濂开始担任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画专业委员会主任，他一直高蹈的把植物画活观念，最终给整个行业带来了真诚和勇敢的变革。
1997年，曾孝濂退休。此后又过了七年，直至2004年，《中国植物志》的编纂方才全部完成。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酝酿，1959年正式启动，四代中国植物学家和植物画师，用80余年的漫长岁月，完成了对中国大地上所有植物的身份识别和记档工作。
《中国植物志》全书80卷，126册。其中5000多万文字，9000余幅插图，记载了中国301科3408属31142种植物的名称、特征、分布、物候，是中国植物的第一部百科全书，也是目前世界上已出版植物志中，规模最大、物种数量最丰富的一部。
在志书编纂的大半个世纪中，共有80多家科研机构的数千名员工参与进来。其中，共有164位植物绘图师。是他们，用画笔细致描绘了3万多种中国植物。
曾孝濂的一生几乎与这部志书的编纂过程重叠。在为包括《中国植物志》在内的50多部志书画图的职业生涯中，他一共完成了2000余幅黑白墨线图——这占据了他整个生命大概百分之八十的有效时间。这同样也是中国几代植物绘图师共同的生命状态。
在这项巨大国家工程彻底完成的二十年后，走进昆明植物所图书馆，126册墨绿封皮《中国植物志》在架上的完整陈列本身，就如同一片沉静、清凉的森林。
从书架上逐本搬下这套沉重的百科全书，大约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仔细翻阅每册志书的署名信息，会发现，曾孝濂参与绘制了以下科的数百近千种植物：
杜鹃花科、紫金牛科、天南星科、葫芦科、唇形科、茄科、紫葳科、藤黄科、秋海棠科、苦木科、槭树科、罂粟科、石蒜科、芭蕉科、禾木科……
植物志的插图均为黑白墨线图。由于版权意识的局限，最早出版的几册《中国植物志》，并未在每张插图下署上绘图师的名字。
《博物》杂志编辑、博物画家李聪颖，酷爱墨线图。在她眼中，曾孝濂为《中国植物志》所作的墨线图，线条特别过瘾，特别帅气，平行线排得像机器针脚打出来的一样。即便没有署名，看过他作品的人，依然一眼就能从图中读出曾孝濂的名字。
墨线图上，最能看出谁是大师。作为分类学家，宣宇常年和植物待在一起。但他承认，我们研究植物的，恐怕都没有他观察得那么细。在线图里，他感受到曾孝濂对眼前的对象物，充满尊敬，虔诚，甚至敬畏，就像对待人类自己一样，来画面前的植物。
在曾孝濂退休后，学生杨建昆接替他担任了绘图组长。回想几代绘图师都将人生最葱茏的年华用来为植物造像，杨建昆觉得这项工作最有况味的地方在于：
对于自然，植物科学画是以一种谦虚、安静的态度来细察的。它对所有的植物一视同仁，不论野草还是玫瑰、牡丹，它们在《中国植物志》里的待遇都是相同的……
然而这种平等，并未发生在这些植物画师身上。随着《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等大型志书在20世纪初陆续完成并出版，国内所有科研机构都撤销和解散了绘图组。
以昆明植物所为例，绘图组撤销后，仅保留一个编制，其他人员或分流去图书馆，或离开植物所自谋出路。在全国范围内，植物画师的数量从巅峰时期的2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人。这个行业瞬间从鼎盛走向末路。
事实上，在剧变到来之前，画师们早已习惯了边缘的生存状态。一位昆明植物所的员工回忆，画师当时的地位很低，跟锅炉工差不多。在植物研究领域，科学家觉得他们是辅助，画工程图的；在专业美术领域，艺术家们觉得他们没有自我，像复印机一样死板。总之，两边都是轻视，都是边缘。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内博物学教育最持久的推广者刘华杰，曾在翻阅多部志书后发现，许多志书的插图根本没有署名，中国植物科学画创作者的劳动并没有得到完全尊重。
为更深入了解植物画和博物学的历史，我向刘华杰教授发去采访提纲。他回复的文档，文字沉稳，唯有在谈到绘图员的命运时，他的语气变得激烈起来：
这一点我必须明确指出来。现代科学卸磨杀驴，用过画家之后，全然不尊重他们……近现代科学家在编写植物志、动物志、昆虫志时想到了这些画家，过后根本不在乎他们，甚至取消了相关的岗位设定。现在发表新种时偶然还想到，其他时候全然忘记了他们……
2009年，《中国植物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此前一等奖已连续空缺两年。然而，在10位获奖人当中，没有一位植物绘图师的代表。
每谈到这个话题，曾孝濂总忍不住发火：怎么能那么大一个工程，有的人从开始做到死，然后你们就把这部分人纯粹作为一个工具？
他们留下的原稿也正遭受类似的命运。2010年和2014年，北京多个拍卖会上，相继出现了植物画原稿拍品。最终，每幅原作以平均100元到500元左右的价格落锤成交。在这些莫名流出又被廉价出售的作品中，就有曾孝濂当年为植物志所做的插图原稿。
不只一位采访对象，在谈到这些被粗暴对待、廉价拍出的植物画原作时，感到痛心和愤怒。也有人告诉曾孝濂，当年大部分原稿，在出版单位的一次搬家过程中毁坏了。曾孝濂的一生，经历过许多建设和破坏。2018年，他和126册《中国植物志》一起出现在央视《朗读者》节目中。
站在舞台中央，曾孝濂说：很多画师为《中国植物志》画了一辈子，今天，我代表的是这个默默无闻的群体。
不给就是不给
曾孝濂很快打破了这种沉默。退休后，在一次与美术家协会的画家们开会时，他不客气地告诉对方：我为你们感到惋惜。
为什么？《植物志》《动物志》是国家的志书，在欧美国家那都是很好的画家来画……如果当时的美术家们有一种理念，责无旁贷地参与进来，那么我们携起手来，一定会做得更好，你们错失了一个历史机遇。
在整个职业共同体无可避免地走向末路时，曾孝濂发出一些刺耳的声音。他并不像人们表面看到的那样，一个温驯的老好人。
年轻时，组里有人拖稿或者浪费纸张，他会发火。退休后，活动结束吃饭，在座的画家们互相打听，你润笔多少，我润笔多少，噢，你一平尺五万，他一平尺十万，要不就是问你哪个派的？你跟谁师承？曾孝濂觉得厌烦，统统回答，我就是个画标本的。
昆明植物所原来有一位领导，几十年里，说话滴水不漏，把自己包裹得特别严实。曾孝濂不喜欢这种言行不一，看上去一点毛病都没有的人。
过去半个世纪里，所里凡有同事结婚或出国，他都会主动送去一幅作品。唯有这位老领导，跟他要了三次画，曾孝濂都没有回应，我不给就是不给。
刚参加工作那年，他去广州学习受挫。很多年后，他与那位前辈在一次会议中遇见。期间合影留念，前辈站在第一排中央，隔着人群几次挥手叫曾孝濂过去，意思是师生之谊，站在一起。曾孝濂没理他，一个人站在了后排最左边。
他有坚固的自我原则，但也并非悭吝刻薄。壮年时期，他曾有两次机会调动去云南画院和中央工艺美院。对一直备受歧视的植物画师而言，这是宝贵的转型机会。
忘年交好友王立松知道，曾孝濂那时是动心的，但想到自己是绘图组组长，如果他走了，会极大影响志书的进度，最终没有去。
除了早年间，因经济拮据向海外卖过一批画，20多年来，曾孝濂再未出售过一张画作。他和家人决定，将所有作品捐赠给浙江省自然博物馆，以便后人观览、学习和超越。
只是在2000年后的十几年里，曾孝濂都没能在这个领域再见到年轻人。直到2017年，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深圳举办期间，曾孝濂的画展收到热烈反响。他意识到，植物画或许并未真正走到绝境。
在自在博物书店创始人宋宝茹等朋友的协助下，曾孝濂在北京无偿为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博物画爱好者上了三天课。这些年轻人后来都成为了他的学生。
余天一是其中之一。他从高中起跟随曾孝濂学画。前年秋天，他从英国邱园研究生毕业。大半个世纪前，正是邱园的《柯蒂斯植物学杂志》将曾孝濂带进植物科学画的世界。现在，余天一成了这本杂志的供稿画师之一。
学者刘华杰认为，相比曾孝濂世界一流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绘画技艺，他在培养后辈、接续绝学方面的贡献，目前可能是被低估的。刘华杰相信，历史也会记住这一点。
曾孝濂暂时还顾不上历史。这几年，刚和年轻人们一起将濒临灭绝的行业拽上岸来，他们又迎面撞上了另一重危机——数码照相和高清摄影的发展，让植物科学画不日将被摄影彻底取代的声音，成为业界最大的恐慌。
1997年退休时，曾孝濂已经开始面对这个有关终结的话题。那时，植物志进入收尾阶段，新组长杨建昆想改行去做摄影。曾孝濂强烈反对，理由是，摄影人人都能做，植物画不是。
杨建昆听了老师的话，一直画到今天。他以老师早年画过的木棉花为例，植物画可以同时呈现枝干、花叶、花苞、花冠、雌蕊、雄蕊、子房，以及棉团炸开时的果实，这是摄影做不到的。
刘华杰也赞同这种看法，只有植物科学画可以打破时空和宏观微观的束缚，将植物每个器官和每个生长周期，准确、错落地布局在纸上，这是ps或者全息照相也无法达到的效果。
2020年冬天，曾孝濂完成了王立松拜托他作的地衣新种图。图上，地衣生长的半透明岩石，肌理清晰可辨，这是虚化背景的大光圈做不到的。
王立松将这两幅全中国仅有的地衣标本图裱起，挂在办公室的墙上。看到他发在社交网络上的图片，很多国外同行问他：这是谁画的？能不能请他也帮我画一幅？
不可能，他下面没有人了。王立松觉得，即使是曾孝濂的学生，短期内也无人能达到他的技艺和化境。
曾孝濂将许多原稿和画册，存放在王立松家。王立松知道，这位老朋友画过全世界只剩下5棵的百山祖冷杉，这种植物在世界上已经生存了两亿多年；画过被称为植物活化石的珙桐，这种植物是6000万年前新生代第三纪的孑遗；画过雨林中最古老的华盖木，这种植物起源于1.4亿年前，比大熊猫还要珍贵和极危。
画了这么多种珍稀植物，其实他自己也是濒危物种啊。坐在地衣新种图下，王立松感慨。
云南有一种珍稀的高大乔木，美丽桐。它的科属问题一直存在争议。2019年末，中国几位植物学家发表文章，主张美丽桐独立成科，得到国内外学界的认同。
文章发表时，还没来得及配标本图，只附上了电子显微镜下的分子生物学照片。2020年5月，昆明植物所从边境地区采回美丽桐的枝叶和花果。
标本送到曾孝濂家时，离开树干三天的花枝，已全无精神。曾孝濂用两天多的时间，将疲惫的美丽桐复活到了画纸上。
读库编辑杨运洋在看完实物和画后感慨，不是要让大家看曾老师画得有多美，而是想回答一个问题：在影像如此发达的时代，以写实为根本的生物科学画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自然的宗教
这个关于存在的疑问，更深处指向人与创造，人与博物学，人与自然以及造化之间的根本关系。
18世纪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洪堡，在《去往新大陆赤道地区的旅行》和《宇宙》中曾写道，对自然科学和美学的凝视，是理解宇宙的必经之途，之后也必将成为一种自然的宗教。
更遥远的公元前6世纪，孔子在评价《诗经》时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记录了113种草，75种木，39种鸟，67种兽，29种虫，20种鱼。曾孝濂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博物学。
著名史学家钱穆也曾对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进行阐释。在《论语新解》中，他认为，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
在与植物为伴的一生里，曾孝濂曾无数次体会到这种道无不在。60岁那年，国家邮政局请他创作一套高山花卉邮票。曾孝濂和杨建昆等几位好友，一起开车前往滇西北的雪山寻花写生。
6月，是高山花卉一年中最恣肆的盛宴。一路上，他们在草甸中看到无尽的龙胆和报春，待用尽胸腔最后的气力爬到海拔4500米以上的流石滩时，终于找到了此行的终极目标，数百年来令所有探险家和植物爱好者迷狂的生物——绿绒蒿。
造物者造出一朵花。它的花瓣那么薄，像最薄的绸缎在阳光下微微颤动，在低温缺氧、行动迟缓的高原，所有一切整个压抑收缩的状态下，它竟然如此张力四射，那分明是一个幽灵……
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曾孝濂这样描述他和绿绒蒿的第一次面对。有一刻，他甚至听到它在跟他说话，当然可能是风，但是它真的在向我呼唤，你看我，你看我啊。
他趴在流石滩上看了一个小时。山风吹走帽子，他不愿跑开去捡。下山时，头顶脱了两层皮，晒成咖啡色，那几天大家都叫他戈尔巴乔夫。
他们都不舍得离开。自然，太伟大了。曾孝濂觉得没有人会不为之所动，要是不为所动，那我认为，他的灵魂一定有问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物我互动和主客交融的心灵体验过程，曾孝濂认为，植物绘画乃至博物学永远不会被技术和摄影取代。
他最爱苏轼对此所作的描绘：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几乎每一位采访对象都向我描述了类似的时刻——在某一刻，作为个体，Ta感受到人与造化、人与自然无尽藏之间深刻的召唤和连结。
余天一北京的家里，有一片大都市中罕见的蓬勃花园。那是他从中学起，一点一点为自己建造的植物乐园。每个假期他都会出去看花。今年夏天，他追着花期，一路去了云南、新疆和西藏。
很多时候，这位植物分类学硕士和植物画师依旧会感慨大自然的神奇。植物花朵的颜色，本质上与生存环境和传粉者有关。人类并不是它的传粉者，但人类却是哺乳动物中少数几种拥有红色、橙色视觉的灵长类，所以人类才能将红、绿两色分开，进而可以欣赏红色和橙色的花朵。
余天一感叹，人类是多么幸运，正是这个生物进化史上的巧合和意外，让我们人类能够感受到花的美。
在相隔2600公里的昆明，地衣学者王立松的庭院，也种满了各种花树。每年夏天，王立松带着学生去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科考。很多时候，学生不能理解他在野外时的一些奇异表现。
一次爬山途中，王立松从海拔5000米的高度突然加速。一种综合的直觉告诉他，山顶的岩石上一定存在一种他找了40年也没找到的地衣。爬到中途，两个学生坐地上崩溃了：老师你是机器吗？
神奇的是，他们真的在山顶找到了那种地衣。
植物所的青年学者张全星，是云南本地人。平日，他爱开玩笑并从不写诗。但奇怪的是，每到热带雨林，他就会写诗。真的，控制不住啊，到红河金平的时候写了，到西双版纳又写了，那种内心的冲动啊，你没有办法克制，只能通过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我画画又不行，只能是写诗了。
这种不由自主的狂喜，植物学家宣宇也体会过许多次：在大火烧遍的山林，某场雨后，先锋植物从黢黑的草木灰烬里窜出；当幸运地能够在7月，仰面躺在高山草甸的花海之中，天空云彩飘动，旁边是一只鹰，那时整个人会飘起来，不断地往上飘，眼睛渐渐可以看到宇宙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的地方……
那一刻，宣宇觉得作为一个人，能够在这个星球上看到这么多美丽的造物，实在很荣幸。作为植物学家，他体会到一种深刻的连结，你跟植物是共生的朋友，是亲人，是由于它的存在，才有了你的存在。
这样的顿悟不只发生在植物学家身上。在转行学画画前，李聪颖过着一种和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大学里，她研究化学。毕业后，很快结婚生子。在河北一家博物馆，她顺利从讲解员一直做到副馆长。
生活和工作顺着主流航道快速向前，但她总觉得迷茫。有时候也哭，想知道我的人生到底要干啥，生活看上去挺好的，但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2014年，很久不看书的李聪颖，看完了学者刘华杰的著作《博物人生》。那一年，她36岁，突然感到有一束光向她照过来，那个召唤感强烈到，就觉得不那么做，你就会后悔，会死，死之前都不瞑目的那种感觉。
她模糊地预感到，生活河流之上的浮冰融化了。博物学唤醒了她。她想起童年，河南老家的春天，村庄弥漫泡桐花的甜香，杨树叶在风中哗啦啦响。从那时起，她开始自学博物画，每天观察记录身边的植物。几年后，她去《博物》杂志做了编辑和职业插画师。
刘华杰太熟悉这样的故事了。几乎同样的干涸感受和觉醒时刻，也发生在他的生命中。他从小在东北长白山的林区长大。哪一片林子何时出产哪一种蘑菇，小小的他比大人清楚。
后来，他考上北京大学。城市和学院生活让他逐渐与自然远离，甚至隔膜。直到博士毕业后的一天，童年记忆突然被唤醒。他从钢筋水泥和抽象理论构筑的世界，果断拔腿离开。
此后，他从抽象哲学转向博物学研究和推广。不上课的日子，他徜徉在自然中，为身边和遥远的植物写下《燕园草木补：识花认草手册》《崇礼野花》《天涯芳草》《勐海植物记》《檀岛花事》。甚至每年招收硕士和博士时，他都有一个明确的要求：首先要真的喜爱大自然。
在刘华杰看来，自然对人的召唤近似于某种宗教信仰。在自然中，人感到自己完整了。因此古老的博物学是使人成为人的全人教育的一部分。
而与博物学相关的植物科学画，必然也是自然这座无宗教人士的教堂里永远的组成部分。而这，或许也是诞生于集体工程时代的中国植物画，从国家任务完成后的寥落末路，走向更广阔自由道路的开始。
决定性时刻
眼前的丛林仿佛不属于人间。
钻行在层叠遮覆的枝叶下，阳光是最早消失的。人折仰脖颈所能看到的最高点，是望天树洒开的巨大树冠。哪里有一束阳光侥幸穿过密林，哪里就有一种植物急着去接住它。为了截获阳光，叶片有时会长到两米。
接着消失的是尺度。望天树足有二十层楼高。在它之下，龙脑香，四树木，罗望子，大榕树，一层一层一层占领余下的空间。人一时间像被施了魔法，变成了小人国里的小人。
目之所及全是生命欲望的狂野幻化和无尽绿。为适应高温多雨，菩提树进化出了细长的滴水叶尖。同样机灵的硬叶兜兰设计一条陷阱——当昆虫钻入花朵，唯有顺着规定路线爬出才能活命，而当它钻出时，背部一定会沾到雄蕊的花粉。
这里同时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午后，亚洲象庞大的身躯如远古壁画一般，缓缓在密林中移过。倘若在林间露宿，篝火会把附近的马鹿、野猪、金钱豹吸引过来。若是树冠晃动，枝叶沙沙作响，就是猴子来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后几年，猴子们或许已经习惯树下坐着画画的那位年轻人。
1967年，为完成代号523的特别国家任务，28岁的曾孝濂作为随队植物画师，与近千人一起进入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他们要在热带雨林中寻找一种能够治疗疟疾的新药，完成一本可食用和药用植物的详细图谱。
雨林空气湿热，每画完一部分，曾孝濂都要停下来，等颜料变干。树上的猴群见他静坐不动，胆大的几只常来搞怪。叶片和果实落下，他无法工作，只好捡起几块石子回敬过去。
他的四周，仿佛一座移动的诺亚方舟：旱蚂蟥能感知体温，悄悄从衣领、袖口钻入；穿山甲挖洞，尾巴灵活地往身后送土；竹叶青悬在树枝，有比春日新绿更妍亮的绿；白颊长臂猿在高空腾跃，惊险优美胜过人间的杂技演员……在太初世界般混沌的自然王国里，一切都新鲜，壮美，狂野。每一天，曾孝濂都觉得自己处在高度的兴奋和亢奋中。
在雨林之外，文革已进行两年，在这场运动里，每个人被重新划分属性和阶层。青年曾孝濂成为有问题的人之一。来版纳前，曾孝濂和好朋友私下议论的话，很快就被造反派知道了。他从此不敢与人同住一间房。在版纳，他宁愿一个人住最差的柴房地铺。他怕自己睡梦中的话，给家庭和个人带来更大的灾殃。
那时，他和张赞英刚结婚不久。半个世纪后，回望走到一起的最大因由，张赞英觉得，那是动荡不安的年代，两个孤独无依的年轻人决定依靠彼此。
婚后，曾孝濂每隔数月往返于雨林和人间。他明确地感知到，自己身上正并存着和体验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其中一个世界，危险、动荡、荒谬，死亡投下长长的暗影。怀孕时，张赞英被几个学生狠踹了腹部，差点跳湖轻生。在暗影之下，没人知道明天会是怎样。他和她因此不敢再生养第二个孩子。
另一个世界，处处是生命本身的狂野和伟丽。一个人在雨林里画画时，曾孝濂常常走神，有时候会听到花在和他讲话。那时没有相机，也没有手机，他怕自己会忘掉这梦境般的奇遇，只能用眼睛和画笔去拼命记住一切。
在一次次的出神和忘我中，他渐渐感到人的渺小和狂妄。比起自然比例尺上早就出现的藻类，蕨类，苔藓，地衣，裸子植物，被子植物——人的历史才有多长？
热带雨林的五年，彻底改变了曾孝濂的一生。在贫瘠的紧张的压抑的危险的时代，年轻的植物画师，偶然闯入一个丰富自由舒展的充满生命原力的奇幻世界。
当置身于庞大生命之网中并与之共振时，他发现，世俗间的烦恼与纠葛，甚至『文化大革命』中的人人自危都成了过眼烟云。能不能做到物我两忘？真的可以。在雨林里，『文革』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全身心都自由了。
一切都要回到那个决定性时刻。当一个人在雨林中感受到造化对他的召唤时，他新生了。从离开雨林的第一天起，植物、自然、无尽藏，像一只大手托起了他未来的生命。
此后的60年，曾孝濂从空间上远离了壮年时期的奇幻梦境，但他在余生用画笔又无数次回到那里。这是他在热带雨林那座诺亚方舟中被救赎后，为自己寻找到的毕生志业。
晚期风格
重返雨林，不能再耽搁了。为集体和行业工作了半个世纪后，曾孝濂终于在晚年进入了完全为自己服务的阶段。他最想完成的心愿还有两个。一是画《诗经》中的植物，二是重返版纳，完成一百幅有关雨林的生态绘画。
就在他要重返雨林写生时，2019年秋天，曾孝濂在体检中查出肺部恶性肿瘤。肿瘤已经长到3厘米。鉴于他已80岁，几家医院的医生，都不建议他接受开胸肿瘤切除手术。
医生推荐保守治疗。曾孝濂担心放化疗后，手脚不听使唤，那么他就再也不能画画了。他打算放弃所有治疗。在妻子张赞英的多方问询和朋友王立松的奔走帮忙下，他们最终在北京找到一位能做手术的专家。
在去北京手术前的一周，他们的老朋友，昆明所92岁的植物学家李恒，突然出现在了曾孝濂家门口。所有人都以为她是来探病的，谁知她是来催稿的。
数月前，李恒打算写一篇关于重楼属植物的文章投给《自然》杂志。她约曾孝濂帮她画一幅滇重楼的标本，这种植物是云南白药的主要有效成分。
某一日，李恒在院子里听说了曾孝濂重病的消息。她打电话给张全星，令他马上开车过来，送她去翠湖边的曾孝濂家。一进门，她就拿出笔记本电脑翻找资料，直接没有慰问的，两个人就开始聊起来这图要怎么怎么画。
张全星在一旁惊呆了。手术前景并不乐观，在这种情境下，老太太一句问候没有，直到后面提到截稿日期，她才提到手术的事。
另一边，老头也是兴奋得很，所里还没人在《自然》上发过文章，他在那儿拍胸脯保证说，手术不一定成功，能不能活着回来也不清楚，所以一定要在去北京前给你画完！
张全星觉得这两个人都太怪太不正常。普通人如果查出重病，自己把自己都吓死了，有几个还有心情讨论工作？曾孝濂一点不觉奇怪。这就是他认识了六十年的朋友李恒。
年轻时，两人经常因为工作或者观点不同而打仗。她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强人和亡命徒。
她本是俄语翻译出身，随丈夫调动到昆明植物所后，在中年时转行进入植物分类学领域。用20年的时间，成为天南星科植物的一流专家，出版专著《重楼属植物》。
1990年，61岁的李恒带着团队进入高黎贡山的独龙江，用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对独龙江的首次越冬科考。科考成果《独龙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独龙江每半年大雪封山。在她带队进入前，那里与世隔绝，是云南最后的秘境。进山前，李恒写下一封遗书。在山中骑马时，她摔断三根肋骨，所里要派直升机去接她，她拒绝了。之后，丈夫住院病危，女儿即将去美国留学，问妈妈是否能回家再见一面。李恒回信，如果要等我，就等不到了。
进入70岁后，她组织多国专家20多次进入高黎贡山，完成《高黎贡山植物资源与区系地理》专著，被业界和民间尊为独龙江女侠高黎贡山女神。
在曾孝濂眼中，李恒是中国人中少有的那类人。动荡的历史改变了很多人，但在李恒和臧穆这两位老朋友身上，曾孝濂看不到谨言慎行的光滑外壳。
她一生想干嘛就干嘛，有时以自我为中心，脾气不好，她不喜欢的人太多了，但她是个很真实的人，直来直去，坦诚相见，值得做朋友。
出发去北京两天前，曾孝濂完成了李恒安排的任务。当日他就用快递把画给老朋友送了过去。
两天后，医生切除了曾孝濂三叶左肺中的第二叶。手术后醒来，曾孝濂做的第一件事是，拿起桌上的一根筷子在输液管上移动，看到自己的手想碰哪儿就能碰哪儿，他满意极了。
只是在出院后的第一次复查中，医生发现他剩下的两片左肺，一叶已经停止工作，另一叶上又长出大约一厘米的肿瘤。右肺因负担过重，产生了呼吸困难和肺不张的症状。
现在，即使在平地上散步，曾孝濂的胸腔也起伏得厉害。他由此明确知道，自己已经进入倒计时。此时，所有束缚反而都消失了。
他全身心地沉入余下的生命和创造里。病后的两年，曾孝濂陆续完成了一百多幅新画。张全星有时会在微博上和网友分享去老头家中看画的视频。
一幅刚画好不久的紫薇，从画袋里缓缓抽出，花叶如在风中颤动。有人在微博下留言：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幅画想落泪。
张赞英发现，这两年，丈夫开始画一些寻常植物。昆明小区菜地里的南瓜、豆角，北京护城河边最常见的猥实、紫薇。出院后，他在院子里看到一株鸡冠花。这株鸡冠花成为他病后完成的第一幅画，出现在9月底开幕的曾孝濂新作展上。
现在的曾孝濂认为自己进入了乱来和乱整的阶段。他用刀画南瓜藤上的刺毛，用橡皮擦出兜兰花瓣的高光，用投影仪和画图软件来打草图。
几个月前的一天，路过玉雕店，他想，或许工匠们使用的电动雕刻器也可用来画画。之后的两个月，他买来一百多种纸张和几十种型号的钻头做实验，最终发现工匠们用弃的钻头是最适合用来作画的。
钻头通电，在纸上轻轻一蹭，就是一条白色的叶脉或者紫薇花的一条雄蕊。过去，这些部分都要靠提前留白或最后用白颜料去画。新工具为曾孝濂省下了一半时间。他又买了几把雕刻器，打算送给学生们。
在王立松看来，除了仍然在精进的技艺，这两年，他画的植物还多了一种崇高感。他想起文艺复兴时期，在教堂里为神而作画的画家们。同样的虔诚和庄严也存在于曾孝濂的画中，他就像是中国的『植物画拉斐尔』。
现在，曾孝濂每天大概工作8到12小时，最多时可以画15个小时。《中国国家地理》图书编辑、画家翁哲和余天一尝试过这样的强度，画到第8个小时，已经满身是汗，只想瘫倒在床上。
许多人在看到曾孝濂这两年的新画时，都发出哇塞和不可思议的赞叹。翁哲只觉得特别心疼。
面对这些具有浓烈晚期风格的作品，翁哲受触动的不是高超的技法，也不是出众的审美，而是创作者对生活和生命热烈、纯粹的爱，并且因为身体的原因，这种热爱显得更迫切了。
翁哲擅长画动物。每当画到一些小地方，比如鸟兽的瞳孔或者多层的羽毛时，画家需要屏住呼吸，调整心跳的频率。他难以想象，只剩右肺超负荷工作的曾孝濂，是在以怎样的生命状态在创作。
他明白作画的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说得不好听一些，他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老天爷怎么安排，所以他拼命在和时间赛跑，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后人留下更多的东西。
单纯与成全
这个秋天，COP15，即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昆明举行。大会期间，应昆明当代美术馆的邀请，曾孝濂举办了名为一花一叶一世界的曾孝濂新作展，以展现云南作为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特质以及当代中国植物科学画的样貌。
在为画展准备的序言中，馆长兼策展人聂荣庆这样写道：曾孝濂先生一辈子做了一件事，画花画鸟，一辈子住在昆明，工作和生活，做一个平凡的昆明人，从容地活在了自己的世界……六十年如一日，安安静静画着一片片花瓣，一根根羽毛。
曾孝濂觉得自己大体是一个幸运的人。能够在生命中敏锐识别出自己的兴趣和使命，并用一生的时间，专注、单纯地燃烧自己、成为自己——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少有人能走的路。
从这一点上来说，曾孝濂觉得自己和李恒很像，他们都幸运地找到了度过一生的方式，都是痴人。只是在这罕有的单纯和痴迷背后，是他人的成全和付出才让他们得以拥有这样的生命质地。
作为昆明植物所最著名的狠人，今年92岁的李恒，依旧每天都去办公室上班。
张赞英十分羡慕这位老朋友，羡慕她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度过高饱和度的一生。作为曾经随丈夫南下的家庭妇女，李恒在逼仄有限的生存和工作裂缝中，找到并牢牢攥住了可以为之燃烧一生的志业。过去，像她这样能够从传统家庭性别分工中突围而出的女性实在太少。
张赞英也为自己突围过一次。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她和曾孝濂的儿子已经7岁。她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去北京林业大学上大学的机会。她告诉曾孝濂，我一定要去的。
脱产学习四年后，学校遗传育种专业的老师希望她留校继续做科研。在家庭、异地、单位、妻子、母亲、事业、兴趣的角力和拉扯中，张赞英极为痛苦。最终她选择收束自己，回到了昆明。
此后的几十年，因为诸多现实因素的掣肘，她在事业上的拓展缓慢艰难。加上丈夫曾孝濂自进入植物所的第一天起，便以一种苦修式的状态在工作，她自觉成为了家庭中那个去照护其他成员和承担所有家务劳动的人。
年轻时出差，她会按时打电话提醒他吃饭，否则一画起图来他就忘了时间。有次发烧输液，为了不打断他工作，她一个人去医院看急诊，上厕所时血液回流，染红了瓶子里的药液。
这样的付出、承担和照护，一直从青年持续到暮年。就在这次画展开幕几天前，张赞英接到物业电话，顶楼水管爆裂，他们家的房子被水淹了。她膝盖不好，又不会使用网约车，只能赶公交进城处理。7扇房门泡坏了5扇，床底下保存的画作也被淹了。
这些生活中磨人的琐事，都需要她一件一件去处理。7月，两位老人又一同度过凶险的一幕。那天下午，曾孝濂觉得舌头发麻，说话困难。张赞英觉得这可能是脑梗前兆。她拖着他及时去了医院。医生诊断为轻度脑梗，需要住院半月。每天晚上，她在病房的单人沙发椅上和衣而眠。
曾孝濂觉得自己实在是幸运。若没有老伴的警醒和果决，他或许已经倒下。她作为照护者的巨大付出，也不只体现在日常生活。在曾孝濂职业生涯的许多阶段，都有妻子张赞英的护佑和支撑。
90年代末期，中科院首次在50年代入职的低学历员工中，破格晋升正高职人员。那时，昆明所内定了三个人选。许多人为曾孝濂感到不忿。
张赞英知道后，一个人去找人事处理论，希望他们公平公开地进行评选。在她的强烈要求下，一直往后缩的曾孝濂拿回了一张报名表。臧穆等朋友连夜帮他整理资料，补习英语口语。
答辩那天，台下许多同事为曾孝濂鼓掌。几天后成绩公布，曾孝濂成为国内首位植物绘图员出身的正高级工程师。他告诉我，这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的一次争取。
回想往事，张赞英觉得自己并不完全是为亲者故。她只是觉得，以他的职业水平担得起最高职称，而植物画这个工种也实实在在地需要为共同的尊严去争取一次。
我就是靠你了。这几年，曾孝濂开始在口头上向妻子表达感谢和眷恋。为了让他专心画画，所有找他谈事的人都要通过张赞英来沟通传达。她承担了事实上的秘书工作。现在她稍微离开时间长一点，他心里就空空的。
至于自己的梦想呢，张赞英仍然感觉到遗憾。她觉得此生，自己亏欠自己很多，估计到最后的时刻，我也会带着一种不甘心，就这样走了吧。
她想过，如果当时决意留在北京工作，那么此后的人生会不会就此少掉一些遗憾。这些在内心盘旋了许多年的想法，她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她找到了一种说辞来宽慰自己。
那就是，相比较起来，他要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这一行剩下的人不多了，这个事情不应该在他手里边断了，所以我一定支持他，尽最大的力量来让他完成心愿……这一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有人的人生精彩一些，有人的人生黯淡一些，他追求得更有毅力一些，那我就成全他。
尾声
四月中旬，来自云南全境的野菜和野花，如潮水一般涌进昆明的菜市场和食肆。这是菌季之外，云南人最爱的野菜狂欢季。
我们的采访，比此前预计的提前一天结束。曾孝濂很高兴，觉得自己平白赚到了一天。他和张赞英执意请我去植物所大门外唯一的餐馆吃饭。
病后，曾孝濂的食欲一直淡淡的。不过那天，餐馆冷柜里满坑满谷的野菜让他很雀跃。隔着玻璃，他逐个给我介绍，香椿，堂梨花，春笋，沙松尖，花生芽，金雀花，白参，花椒尖，树豆，槐花，鱼腥草，牛肝菌，臭豆腐，玉米粑粑。
我们点了金雀花煎蛋，清炒蚕豆，油爆沙松尖，油炸臭豆腐和洋葱炒肉。饭毕，我们一起走去植物园散步。路上经过一块巨大的花岗岩石碑，上面刻着昆明植物所的所训：原本山川，极命草木。
即便和山川草木待了一辈子，曾孝濂还是会被植物打动。前一天散步时，他在路上捡起两片香樟树的叶子，一红一绿。第二天，我在桌上又见到了那两片他不舍得扔掉的树叶。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只是现在，每往前走一步，曾孝濂都要更深重地呼吸和喘气。到82岁，他仍然觉得没有一张画，达到了他所认为的植物科学画最高境界——站在那儿就迸发出一种生命的力量。
在画过的无数植物中，他最不满意的是绿绒蒿。无论怎么努力，他都无法在纸上再现绿绒蒿绸缎一般的脆弱感和幽灵似的梦幻蓝色。
这个遗憾再也无法修补了。时间和身体状况都不允许他再爬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和流石滩了。
现在，每天清晨和傍晚，曾孝濂放下画笔，下楼，慢慢穿行在正值花期的杜鹃园中。他向我介绍高大的马缨杜鹃，它的花盘就像马帮头马脖子上戴着的那朵大红花。
看着眼前的杜鹃花丛，曾孝濂想起有一年去滇西北，他和朋友一路从白马雪山的垭口返回香格里拉。途中，他们偶遇一片有二三十米高的高山杜鹃林。那叶片足有成年人的前臂那么长。正值花季，杜鹃开在空中，从林下抬起头，一脸撞见天幕般广大的一片红。
面对造化偶然露出的神奇一角，他们不知如何表达内心的狂喜，只能在树下打起滚来。那时，曾孝濂才明白，为什么两百多年前，来自欧洲的植物猎人们会匍匐和跪倒在云南的高山杜鹃林下哭泣，啊，上帝，太美了，造物主，太神奇了。
（感谢读库和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提供的帮助）
（封面图来源@绝对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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