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手动复印机（中国80年代复印机广泛用于办公）

“ 新化人的打印产业，中国劳动者半个世纪的艰辛缩影。”

在亲戚、邻里、同乡的带动下

新化打印大军拖家带口

背着复印机转战全国各个城市开打印店

挤在不到10平米狭小破旧的店面里

以5分钱一页的超低价格

让毕业生的论文从U盘里转移到白纸上

让一份资料，变成两份、三份……

最终，他们的小小打印店

成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城市风景

他们拖家带口在小屋里与油墨和粉尘为伍

忍受了夏天的酷热、冬天的酷寒

唯有的勤奋耐劳

5分钱的小事

在他们的世界，变成了一年超过1000亿的行业大事

虽算不上惊天动地的华章

但是，这或许是中国劳动人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卑微写照

前言

到了毕业季，大学生们都会因为毕业论文、求职简历这个简单的小东西不约而同的奔向学校周边的那个10平米的小店。

小编当年也是如此。

在那里，就算只打印1页、付一毛钱的小活，老板也是热情接待。

当然，大多数都几元钱，夹杂着毛票结算。

1毛钱，公交站的地上有时候就会碰见。甚至很多人视而不见，懒得捡它。

1毛钱，在微信群里的红包中，是常见的，可能见多了也不屑于领了。

但是，对某一些湖南人来说，这1毛钱，他们非常在意，而且把它当做吃饭、养家、活命的大事。

为什么是新化人？

在高校周边的复印店里，那些叔叔阿姨小哥小妹，有着类似的口音。无论是在武汉的珞珈山、上海的学院路、北京的中关村，还是深圳、海口、拉萨、南昌、西安的某个大学店，他们的身影类似，身份相同：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人。

民间有说法是，不管你在哪个城市只要走进街边的复印店，都有85%的概率碰见一群湖南新化人。

新化县地处北纬27°31'-28°14，东经110°45′-111°41′，位于湖南中部偏西,，资江中游，雪峰山北段的东南麓（古称梅山），是“中华蚩尤故里”，早在5000多年前，蚩尤及其部族就在此繁衍生息。相传在宋熙宁五年置县之前，这里长久地处于“化外”的历史，是“不与中国通”的神秘之地。险峻闭塞的地理环境，山脉纵横，孕育出了蚩尤文化。除了古老神秘的梅山歌谣（梅山山歌、民歌、情歌、滩歌、佛歌），还有被称为“梅山蛮”的梅山武术。为什么这么狠这么蛮的武术呢？是因为梅山人特别能吃苦、抗打、能拼命，和人交手够狠够硬。据说湖南人的‘霸蛮’精神，就起源于此。

新化这个地方的名人不多，蚩尤这哥们名声最大。但是涿鹿那边有个叫蚩尤的家伙被黄帝带人暴揍，所以新化这个蚩尤名誉上也有影响。新化还出过了一批名将，比如陈正湘，这大哥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平型关战役中，于在黄土岭激战时指挥炮手一炮击毙了日酋“名将之花”（修改资料自行脑补），载入史册。要说现在修地方志让我当编辑的话，一定把“易代兴、易代育兄弟”列入突出贡献人物类别。

新化还有一大特点，境内山脉纵横、环境恶劣，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5亩。

地少就缺粮，吃饭是大问题。

种地活不了命，自然要“以技补农”，想办法搞手工艺。

打字机的“春天”

1960年，某项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湖南新化县的易代兴、易代育因家庭成分不好，早早辍学在家，捂着咕咕叫的肚子发愁。为了吃饱，这两兄弟跟着一个张姓师傅出去找生路。那个年代，印刷是管制行业，属于高科技，需要技术人员才行。一般材料的打印、印刷只能小规模的进行。那时，手动打字机价格昂贵，而且很少，要印刷文字图案，必须刻钢板。刻钢板实际上是刻腊纸，钢板上有条形螺纹，把腊纸铺在钢板上，用铁笔将要印刷的文件刻在腊纸上，刻好后把它装在油印机上进行印刷即可。

钢板用久了就会出问题，所以要修。易代兴、易代育这哥几个就干这活。

某日，涪陵人民银行的打印材料时，发现打出来的文件内容不整齐。于是叫来锈钢板的师傅易代兴。易代兴观察打字机，发现是定位铃有问题，很简单的一个毛病，打字机上有个夹子，定位器，把它拧紧，往前移往后移，它右边有个定位铃。定位铃不准，它已经到最后一个字了就不响铃，于是多打一个字或两个字，所以打文件就不整齐。解决起来也简单，把定位铃移个位置就行了，整个过程都用不了三秒。

这他修的第一台机械打字机，不轻易放过它。

于是，易代兴就坐在那看打字员打字，心里盘算着如何解决这个了问题。因为修好它很容易，“3秒”即可，怎么收费呢？

时间是收费的依据之一。人民银行，有钱的主，得挣点。谁也不会错过这么优质的客户。

过了一会，他说：“同志，你们有没有开水啊？”打字员说有啊。有开水那还不给点喝啊，坐机关的女孩都是机灵，一点拨就知道干啥。于是，她起身给易代兴倒开水时，易代兴对打字机的定位器做了检查，确认是这个问题。

打字员端着开水回来后，他说：“我们是专门修打字机的，修钢板的同时也修打字机。不过我们修打字机是包修的，所以讲清楚，不管我什么时候修好。就45块。”有言在先，说干就干。他拿着螺丝刀对打字机进行“维修”，东凑一下、西戳一下，耍点花把式给打字员看。最后，把定位铃移到位，修好了。

45块钱到手。在1960年可是巨款，没准全家种地一年都赚不到这么多。那时候，十块钱都能买到80斤大米，或者买大闸蟹12斤。小编我记得1980年代的工资每月才80块。

以购买力而论，他这次修打字机挣的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能买到一台电脑。

有点技术，就是不一样。顺便点赞一下蓝翔。哈哈！！

此后，易代兴、易代育兄弟就把其他单位的坏打字机既作为创收的业务，又作为学习维修技术的样机。在潼南县某学校修一个打字机，当场没修好，于是拿到旅社里继续琢磨，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来回拆，来回装。最终失败。

不过，这次没有修好，但是练习了技术，掌握了原理。然后到了四川雅安，开始大张旗鼓地搞维修。

收徒，徒弟的徒弟“运气好”

1960年代，人们的生活单调，衣服的款式大多一致。单位的设备也很简单，一般都是热水瓶、电话、油印机（复印材料，笔者中学的时候用过的试卷都是那种飘着油墨味的），有的机关会配备打字机。拥有打字机的单位，非普通的地方，能使用打字机的多是姑娘，她们虽然会打字，但是不会维修。其他连碰打字机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维修了。所以，易氏兄弟的横空出世，填补空白。

当时的大环境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所以易代兴、易代育维修打字机的手艺大受欢迎，维修生意蒸蒸日上。因业务拓展的需要，他们还收了好几个徒弟，其中有一个叫袁锡楚。1970年，袁锡楚又收了一个徒弟邹联经，此人出现，开启新化人复印行业大展拳脚新时代，最终把这个不起眼的行当成了产业。

邹联经，新化县洋溪镇寨边村人，父亲是手艺人，解放前四处维修钢笔。邹联经本人受其影响，继承了这门手艺，推陈出新，先后学会了修锁、修手电筒和修缝纫机等技术，一直在湖南新化县及周边找活干。十二三岁时，他不但会修钢笔，还能在钢笔上刻唐诗和毛主席语录。1964年，17岁的邹联经在杭州修钢笔，遇一位林姓大姐，其丈夫是上海打字机厂的工程师，邹联经由此学会了维修打字机。当时修打字机的人很少，一个月勤快点能赚到两千元。而老家的农民从早干到晚，大约是1毛8分钱。半年后，他给家里寄来了四千块钱，盖了一座两层楼房。这在当时的村炸开了锅。“很多人说他在外面抢，甚至是当汉奸。”房子修好后，邹联经回来了。他背着一个黄色帆布包，包里装着维修的工具，上身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衬衣口袋里塞着一沓崭新的十元钞票。他打开帆布包，说他靠给人修打字机赚钱。没人相信。邹联经于是离开村庄，从此开始游走生涯修打字机，足迹遍布江西、湖北、河南、新疆等地，服务对象多是当地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及军工单位，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有打字机。

1971年至1977年年间，邹联经共带了三个徒弟。他带徒要求签“投师约”，内容是徒弟必须尊重师傅，师傅要毫无保留地传授徒弟等等。同时，还找一个中间人为徒弟“人品”做担保。

据说，邹联经曾带过一个徒弟，此人是洋溪镇上一个教师的小孩，后来因为看电影别人都哭了，他却哈哈大笑，就被邹联经以“冷血”为由赶出了师门。

邹联文是邹联经的同辈堂弟，年龄相差12岁。邹联文签“投师约”时，交了300块拜师钱和80斤粮票，成为邹联经的徒弟。邹联文说，300元在当时也是巨款，他父亲四处找人借来的。当然，他也获得了回报。邹联文跟着师傅去新疆多学了一个月（两个月学满），两个人一月赚了一万多元，师傅拿出400元作为给徒弟的酬劳。邹联文用其中的100元给母亲买了一双羊绒皮鞋，给父亲买了一件羊绒大衣，另外300元还了当时欠下的债务。

1977年之后，邹联经先后到上海打字机厂、上海速印机厂以及上海誊影机厂做学徒工，掌握了一些技术，先后带了打字机等设备回到新化县的洋溪镇，教了很多维修的学徒，这些掌握了维修技术的人员，从小镇出发，走向全国各地，有的成为了师傅，带出来很多徒弟，以乘数的效应促进了维修技术的扩散。

私刻公章，“师爷”进去了

那时代是计划经济，最大的特点是整个社会结构固化，身份是王道。没有身份，能力再大、再强，不一定能有地方用。

像易代兴、邹联经这样的人，虽然有专业技术，但是没有合法身份。作为流动人口，那时候还没有身份证，所以接业务就名不正言不顺了。

于是，他们就私刻单位公章和伪造单位介绍信，假装成“武昌红星文化厂”和“湖南省安化县红卫机电修配厂”外派工人，力图让客户感觉是正规的。易代兴在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伪造的是武昌红星文化厂，但那个时候也不懂什么叫办公设备，只知道这个跟文化有关，我自己伪造的公章，刻的。介绍信就写我厂为了支援外地,特派我厂技术人员×××到某地,维修打字机、油印机等。介绍信和公章都是自己刻的，开始用钢板刻，刻了用油印机印。”

当今搞过招投标的人就知道，在投标材料中添注业绩水分、添加专业人士（业内称“挂靠”）身份，不算重罪。但在易代兴所处的那个年代，这可是很大的体制性风险。

1963年，四川凉山，身着时尚衣服的易氏兄弟在这个彝族地区如同“鹤立鸡群”，非常出格，很快，公安人员盯上他俩，误以为是“蒋匪特务”。他们兄弟俩也觉察到了危险，易代兴让结了婚的哥哥先跑了，自己留下，很快被逮捕，经审讯并以伪造公章罪被判刑，直到十五年之后的1979年才回到新化。

“徒孙”邹联经也被官方盯上了，1973年在湖北云梦县被抓、1974年在陕西商南县被抓，在其他地方也被抓，据说基本每年都被抓一次。每次都是被先收容，然后遣送回新化。但是，每次遣送回去后邹联经又出来了，换了地方继续搞打字机、复印机维修工作（此遣送制度，在三十年之后的2003年3月20日武汉科技学院毕业生孙志刚同志牺牲后且经《南方都市报》报道后引发反响而取消）。

邹联经不仅使用了“湖南省安化县红卫机电修配厂”技术人员的身份，还私自印刷了发票和价格表，所以在流动维修时就显得正规化，只是被遣返。

邹联经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在外修理‘双鸽’牌机械打字机，新化政府对此严厉打击。在城区，一见到背包的人，尤其是在火车站周边，都会上前开包查验。为了逃避查验，想外出搞修理的人想尽了办法，有的用蛇皮袋提着工具与配件，有的请妻子或母亲将配件和工具送上火车，还有的半夜三更起床，打着手电筒，从洋溪步行至隆回县城或是罗洪、金石桥等地，再乘车前往要去的目的地。现在想想，也真是苦了我们洋溪人，没有敢拼、敢闯的劲，哪里会有现在所谓的‘新化现象’？”

新化县打字机维修厂的“招安”

1965年，一个叫年广久的生意人子承父业摆起水果摊，次年因卖板栗（做买卖也是罪）被关20多天。六年后他跟邻居熊师傅学会炒瓜子手艺，转向经营瓜子。1979年“春风”来了，他注册“傻子瓜子”商标。总设计师肯定了安徽的包产到户，第一次提及“傻子”瓜子，后来几次提到他，并称年广久为“中国第一商贩”。

在年广久注册“傻子瓜子”商标的那个时期，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松动了，新化县开始对如何使用邹联经这样的人进行经济性的思考。

1979年，新化县研究决定在洋溪镇成立新化县洋溪打字机维修厂，由邹联经出任业务厂长，次年改为新化县打字机维修厂。这下好了，修打字机的那帮人能名正言顺的盖戳了。

邹联经这个厂的岗位职能很朴素，主要负责介绍信、发票等合法身份认定以及技术人员的培训和考核等。从1979年开始，邹联经、易代兴等人终于有了合法性身份，新化县的打字机维修也走上了正规化发展的道路。到1983年，吸纳了200多人从事这个行业，四年后发展到了2000多人，1990年发展到了5000多人，新化人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流动维修打字机大军，以“流动维修打字机”的序曲开启了新化复印产业发展史上的前奏。这个序曲一直到pc电脑出现把机械打字机淘汰时才结束。

1991年5月，年广久被判刑，次年被宣告无罪释放。此时开始，“春风”吹到夏日了，个体户经济开始活跃起来，流动商贩和手艺人才自由的全国性的择业务工、从业获利。获得这样的自由流通，易代兴、易代育等人用了30年的时间。

复印机的“天下”

大约在971年湖北蕲州蕲水县直河乡某农民生了个儿子，取名毕昇，长大了跑到杭州务工，找到一份“书肆刻工”差使，干到晚年突发奇想，觉得用火烧泥巴玩挺有意思，在泥巴上刻上字烧更好玩，于是在宋庆历年间(1041—1048)，他在胶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烧硬后，组合在一起可以搞印刷，而且一字多用、重复使用、印刷多且快、省时省力、节约材料，比整版雕刻经济方便，因此得名。四百多年后，比德国人古腾堡发明金属活字，进一步升级了印刷技术。

当然，活字印刷也有很多毛病：字多排字费时间，铅字有毒，不利于健康等。最要害的是，它无法像照相一样复印。因此，这一行当存活到21世纪初“激光照排”普及后才彻底废掉。

复印是1938年美国人卡尔森发明的，他将一块涂有硫磺的锌板用棉布在暗室中摩擦带电，在上面覆盖以带有图像的透明原稿，曝光之后撒上石松粉末竟然显示出原稿图像。1950年，以硒作为光导体的手工操作的第一台普通纸静电复印机问世，1959年性能较为完善的914型复印机诞生。自此以后，静电复印广泛应用。了九十年代又出现了激光彩色复印机。中国1974年7月30日在河北邯郸的汉光机械厂造出来第一台静电复印机。

复印机，如今已经是办公必备品。

而在此之前，它的“医生”仍然是新化人。

新化第一批流动维修复印机的有龙三沅、杨桂松和曾旗东等人。

1986年，新化的年轻人龙三沅在贵阳复印机展览会上溜达，遇到了汉光复印机厂的工程师王利华，当时此厂在经营日本的优美复印机。和易氏兄弟一样，龙三沅也喜欢钻研，遇到了中国第一台复印机的工程师，哪能饶了他吗？于是，龙三沅便决定跟王利华学习维修复印机。

人家在前面卖复印机，你在后面维修复印机，相互需要，相互促进，天作地和。

学会了复印机技术后，龙三沅吃准这个新的市场，于是就退出了他在云南下关的打字机维修经营，开启了流动维修复印机征程。

要说此前新化人修打字机是飞机滑行，此时进入复印机行业他们可真的起飞了。

80年代，只有厅一级单位才有复印机，所以要去省会城市才有业务。龙三沅从云南到了西藏，住在西藏自治区工业厅招待所，作为第一代在西藏修复印机的，生意自然好。据说，每天早上都有几个小车在门口等着他去修机器。后来，他也收徒弟，带了两个徒弟。去给单位修机器，是专业技术人员，待遇自然很好，据说各个单位管住管烟管酒，有处级干部陪着吃饭。

想想，那时候人们真的尊重人才和知识啊！哈哈哈！

想当年，在人均耕地不足0.5亩的新化，吃饭都很困难。现在，掌握了维修技术，不仅从经济上获利丰厚，而且还获得了荣誉、尊严这些精神层面的愉悦体验。

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了更多人学习技术的原始驱动力。此后，杨桂松在汕头大学开始了复印机维修，曾旗东在广州也和复印机相遇，他们先后都掌握了“核心技术”复印机维修。

老乡见老乡，你说帮不帮

湖南近代出现的伟大人物，称得上是生产线式的批量产出，具体人物列罗不过来，自行脑补。反观其它省份的名人或者伟人，往往是东一个西一个的，不连续，也不成规模和建制。

湖南之所以能“批量”的出能人，与“帮扶带”的湘文化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其他地方的爱排外、单打独斗的小农思维要好好反省一下。

没有深入接触湖南人的人们，往往只能停留在湖南人超级能吃辣椒的印象上。深入了解后会发现，湖南人的同乡情怀、宗亲意识、地域思维是很浓厚的，一点也不亚于犹太人。

有人把温州人称作“东方犹太人”，笔者是坚决反对，湖南人才是。新化的复印从业者就是最好的说明。

随着办公设备越来越复杂，维修也是很重要的后续保障。学习这些新技术，一般人会想到培训班，而新化人不是，他们走“内部消化”路线，先行者学会了新技术，在新化这个“地缘共同体”内部的迅速扩散，速度快得惊人。

而且，他们还善于推陈出新、更新换代。

1996年新化人刘红雨在中关村科贸5层开二手复印机专业店，有时候会去一些国家机关维修复印机。某日，另一新化人给他介绍一单维修业务让他去。修完以后客户问刘红雨能否修一个更大的玩意？他一看，那是一个复印机，像柜子一样大。客户说：“彩色的，18万美元呢”。当时，他在心里也打鼓，因为以前没见过这类机器。

易代兴在涪陵人民银行修打字机的那一幕又上演了。刘红雨说：“修好了，你怎么也要给我三四千块钱，如果没修好，万一修坏了，我也不赔。”客户说：“没关系，过些日子日本有人过来修，都是保修的。只不过现在急着使。”刘红雨查验了一下，发现是个代码故障。

他觉得那个代码和模拟机的代码差不多。此前他已经经手过很多佳能机器。于是，灵机一动，根据那个错误码的息去查，发现是定影器的温度故障，就是加热的那部分。虽然彩色复印机他没有见过，不知道是否一样，但他决定试一试。一个一个码的试，最终运气很好，把那个错误信息解除了。

再一次证明，脑子是个好东西。敢于尝试是个更好的东西。

结束“游商”模式

掌握了技术，先行者把新技术引入同乡里自己人，队伍逐渐壮大了。

游牧式奔波，不如有一块自留地耕种来得踏实。

流动维修，业务不稳定。加之后来出售复印机的售后自己做。生存空间有点拥挤了。那就不流动了，开维修店、复印店吧，倒卖二手复印机、造写真机也有前途。

1985年邹联经在上海誊影机厂学习维修誊影机技术之后，又到北京学习维修四通打字机技术，次年他回到湖北襄樊“定点维修”。他的徒弟们也开始稳定下来。同年，邹联文通过朋友花3万元买进一台二手日本进口的打字机，在湖北枣阳开了一家“打字机维修店”。当地很多单位的打字机定期送来检修，不管坏没坏都要付钱。同时他也开始带徒弟，包括他自己的几个同胞弟弟。邹联敏学成之后到了广州，参加到二手复印机市场中了。

1986年6月，邹联经从长沙五一文化用品公司买了一台佳能270复印机，自己开店开复印店，揭开了新化复印店的历史。而这时，在西藏流动维修复印机的龙三沅也在拉萨布达拉宫下开了一家复印机打字机维修部。1988年，龙三沅从西藏教委借了一台旧复印机开展复印打字业务。龙三沅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西藏有卖复印机的，跟我们关系很好。他们一个机器摔坏了，后来放了几个月之后，修不好。我说，你卖给我算了，那时我也没有把握啊，他好像还要了12万元，我就买回来了。哎呀，修那个复印机记忆犹新啊，把它全部拆散，一块一块校正，一块一块搞，完了把那东西还搞好了。我用了2年，后来还卖了1万多块钱。”

再一次再一次证明，脑子是个特别好的东西。想要富，要多动脑子。穷，是因为脑懒。

接着，二手复印机的商业机遇也被他们发现了，被大规模扩散到各地。再加上国外淘汰后的二手复印机大量涌入，大大降低了新化人开复印店的成本，在经历了一定生活积累之后，开复印店能稳定下来。于是，新化人的复印店在全国遍地开花，形成遍布全国的复印店网络。后来被称之为“新化现象”。

开复印店还是很赚钱的。积累资金之后，一些新化人把复印店升级到图文店。新化人第一批开图文店的有杨文辉等人。1993年，杨文辉在广州开了一家复印店，在发展壮大后，2002年升级为图文店，店设备包括复印机、喷绘机、晒图机、彩色打印机等。在杨文辉去世后，其子杨荆接着经营。

2000年，邹联文在枣阳的生活已经相当富足，有车有房有存款，但看到弟弟在广州的兴旺之后，干脆也举家搬到广州了。

二手复印机里面的“金矿”

图文店投资很大，据说当时一台彩色打印机就要100多万元。当时的100多万，能在北京海淀区买2套不错的房子，能在天通苑买4套房，非常的土豪了。

此时的新化人挣出了购置百万级机器的钱，而山西煤老板还在洞里挖煤。QQ的创始人马老板为钱发愁差点以50万的价格卖掉了腾讯。

这个事说明：第一，一部分新化人完成了很多人穷极一生都难以实现的原始资本积累；第二，这个行业真的能发财，那个时代的人勤劳是可以致富的。

当然，高门槛只让一部分实力雄厚的新化人经营起了图文店。杨桂松、邹武德、曾旗东和邹联敏等人只能从事二手复印机销售。

1992年，邹联敏发现了台湾二手复印机货源，成了行业金矿。对于那次发现，邹联敏说：“我当时在广东清远市开了一个打字机维修店，做了2个月，我就在龙塘发现有复印机的配件。那时打字机上面有小滑轮，和打字机可以配套，我就去买，看到里面有复印机的配件，我就开始问他们，,这里有没有复印机，他们就说台湾人那里有。他们第一次还不带我过去，就买了6台回来，卖给我们。后来我就和他们沟通，要什么型号，我就把这告诉了杨桂松，和他商量，什么型号，多少钱，他说可以做，这样就买回来了。后来他们就带我们到台湾人那里去了，在清塘。当时我就带了3000块钱出来为了买复印机后来我又回家借了2万块钱，这才慢慢发展，后来我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曾旗东。”（ps：2万元也是一笔巨款。小编此时上小学5年级，数学老师是民办的工资80元每月，语文是公办老师月工资120元。这可相当于他们3年不吃不喝的收入。麻蛋，能把三年的净收入借到手，除非你是他祖宗）

当时，据说是一些台湾人在广州把废五金从美国、日本等进口到大陆，然后拆解归类销售给内地人。不过，在他们眼中的配件，并没有什么价值。但在新化人眼中，那是金矿。

发现了旧复印机的货源，杨桂松和曾旗东就开始大量从购买旧复印机。倒货的人发现旧复印机不用拆解就卖出去，太省事了，也很高兴。进来的货很快就被新化人买走，就加大剂量的进口旧复印机。

杨桂松、曾旗东买入后旧复印机，进行维修翻新，然后批发零售。就这样，在广州天河科技街，新化人的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就慢慢形成了。此后，新化人的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真正的发展壮大了。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说明，脑子是好东西。

小编先吐口血，接着写。

在广州的新化人，把二手复印机卖向了全国。进一步促进了新化人在全国很多城市节约成本的开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

远在千里之外的刘道文，在北京科贸5层做二手复印机批发零售店。他1995年到北京修复印机，姐夫也过来了。最开始一家一家上门维修。1997年，不上门跑了，自己在八里庄也开了复印店了。据说，一年能挣七八万（ps：现在一年能落下这个数过年的小白领也不多啊）。

1997年在北京的8万块钱，能在稍偏的地方全款买一套房。小编此时上高一，由于条件艰苦，一个月生活费整整100元。

当然，出生于人均耕地不足0.5亩新化的刘道文，他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的做起来的。到了2001年，他投资20多万开始卖二手复印机了。

在广州做二手复印机的一些新化人，积累了一定资金之后，从1999年开始直接到日本、美国购买二手复印机，发到国内，不用再被倒手的台湾人赚差价了。（ps中的ps：那些被挤掉生意的台湾人，是不是转行搞电信诈骗去了？）

是时候自产设备了

倒卖二手货，还是会受制于人，万一那一头没货了进口了，生意也不做不了了。新化人再次开动“脑子”这个万能的好东西：自己生产。

1993年曾文辉在云南德宏开复印店，有一次到北京购买零件的时候，他看到刚刚问世的刻字机，万能的好东西脑子稍微动了一下，他觉得这个是商机。于是花了2万多元买了一台。回到云南，这东西还真为曾文辉带来了不少利润，尝到了甜头，他对新技术、新设备非常敏感。此后，尽可能添置新的设备，搞复印店的多元化经营。

2004年，曾文辉到上海参加一个办公设备展销会，在会上看见一台写真机，亮瞎了他24k金的商机发现之眼。

他觉得这玩意儿今后肯定赚钱。打听了一下，那台机器产自日本，11万多元一台。他回忆了一下，1993年买刻字机（备注：据说他是新化人的复印店中最早之一配备刻字机的），然后其他复印店基本配置这个设备。写真机今后也会每个复印店必备，需求巨大。于是，当机立断：这不是买的事情了，应该生产它。

脑子是好东西……脑子是个太好的东西了……脑子啊……此时，小编已经初到北京谋生，月工资1200元。遗憾的怎么就没去跟曾哥混呢。

2004年，曾文辉在福建厦门投资生产写真机。开始没有核心技术，那就进口配件组装。组装的过程中，曾文辉发现写真机与绘图仪功能应该可以合一，带着这个大胆的想法，曾文辉和清华大学物理系合作，终于生产出了具备写真绘图功能的写真机。据说是国内首创。后来这个设备畅销国内，还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此处，需要回归了前面两位大神：易代兴1960年在不会的情况修涪陵人民银行修打字机、刘红雨1996也是在不会的情况修彩色复印机。然后，两人大胆探索，在别人承担“试错成本”的条件下，修好了设备，掌握了技术。曾文辉2004年在组装写真机的过程掌握技术，搞创新。他们的共同点是：敢于尝试，开动万能的脑子……所以说，新化人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的人文共性的必然所趋。（ps：破解了哥德巴赫猜想之另外一“谜”：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穷了）

团结就是力量，产业链就这么搞了

2004年曾文辉投资生产写真机的同时，一些积累了原始资本的其他新化人也开始了办公设备的生产，这标志着新化人的复印事业开始成为产业了。维修、销售、贸易立身的转向实业生产。

比如， 邹干丁和朋友曾辉从香港进口了一台胶装机，两人脑子一闪，觉得这个肯定有市场，于是决定开厂生产。他们也进口配件组装，再研发生产。配件进口多了，看出来门道，于是自己研究生产配件，还有后来的打印耗材。

比如，从事打字机零配件生产的曾树深，在以前经营打字机零配件时认识有些零配件可以自己制造，于是，在珠海生产打字机通用耗材，后来成为了产业。据说，后来全球60%的打字机通用耗材零件都产自珠海。甚至在今天，在网上购买打印耗材（墨盒、墨水、纸等），发货地都是珠海。

到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的成功模式了：修打字机——修打印机——开复印店——卖复印机（二手）——制造文印设备（写真机、胶装机等）——生产销售耗材。

从1960年易代兴、易代育兄弟在四川涪陵偶然获维修机械打字机开始，到今天新化人遍布全国的复印产业经营网络（据说从业人员接近20万）。新化人，以求生的本能，践行探索的使命，以个人的卑微生命，编织了整个产业演进，更是中国半百年来社会经济的全息缩影。

截取这里面的某个片段，就是13亿人中的某个人的影子。

5分钱的业务与1000亿元的市场

2015年4月17日红网有一篇题为《新化人把复印业“搞”得更大了 95后已接手创业》文章，里面讲述了湖南师范大学附近一家名为“红梅图文”的复印店老板罗波的故事。中年人罗波，是新化县洋溪镇人，从事复印工作十多年，2005年他们来长沙在中南大学附近同时开了3家店复印店，每天从早上七点开到次日凌晨1点，一年到头除了春节期间夫妻俩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由于太累，于是决定最后夫妻俩经营这一家店。关于收入状况，罗波腼腆的说：“年收入嘛，这个不好说。不过我们家现在在长沙有两套房一辆车，家里修了一栋楼房，还准备修第二栋。”

湖南师范大学附近一家名为“风采广告”的复印店，女老板仅18岁，来自与洋溪镇毗邻的槎溪镇。据说，她家大堂哥在内蒙古开复印店，二堂哥在西安开店，嫂子在长沙步行街开店，连才17岁的表弟都已经做了一年多学徒了。她介绍说：“在他们那里，初中毕业就可以当学徒了，一般在复印店学三年就可以独立出来开店，学的快的还不用三年……新化人出来开店的不仅仅只有中学毕业生，还有不少大学生、研究生。”文章还介绍到，据一名新化知情人士透露，普通夫妻店年利润一般在15万以上，多则四五十万。

劳动者光荣，劳动者的收入应该匹配他的辛劳与付出。

有关资料介绍说，2010年北京高校抽样调查显示，新化人拥有大学里65%的复印店。冯军旗在他那边爆款博士论文《为什么学校打印店老板多是湖南人？》里写道：“据统计，新化县输送到祖国各地的打印复印军团占据了全中国打印复印市场份额的85%，而如此强悍的市场份额完全是靠一个个10平方米不到的逼仄、破旧的小门面垒出来的。”“洋溪镇这个乡土社会,其间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密密麻麻,相互交织。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几万人都吃不饱饭的农业社会。一面是在家吃不饱饭，一面是出去维修挣大钱，这种巨大的反差使得打字机维修技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沿着地缘关系等网络迅速扩散，从而使得洋溪镇成为新化复印产业的扩散中心。”“正是不断地随着产业共进步,不断学习紧跟产业发展潮流,才使得新化复印产业不断地发展壮大,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据新化文印协会统计，截至2010年底新化县共有12.8万多户家庭、20.6万人口从事文印产业，分别占全县总家庭和总人口的33.7％、15.5％。其中洋溪镇和槎溪镇分别有22900余户、62300余人从事文印行业。

2018年2月8日上午洋溪镇开幕的第六届2018中国·新化文印产业博览会上，其新闻通稿里有这么一段话：“经过50余年的发展，新化文印人在全国拥有大小门店6万余个，新化籍从业人数20余万人，年产值逾1000亿元，占据国内文印70%以上的市场份额，并在文印设备及耗材的品牌代理、销售、租赁、开店、终端服务、回收再制造、技术研发等产业中上游抢占了重要位置。”

从60年代修打字机的“开山鼻祖”易氏兄弟、邹联经到如今开复印店的95后老板，新化人跨入复印产业已经有三代人了。从最初的吃饭危机所迫，到技术升级和耗材设备销售所带来的利益预期，新化人像被飓风扫过一样卷入复印这个产业，除了那些发财的大户，我想更多的新化人应该处于复印这个食物链的底端，每天超过12个小时的辛劳，就把生命消耗在在5分钱的“小事”上，而这又是多么值得尊敬的大事，这何尝不是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写照。

少打架，多动脑

前文中介绍了几位成功的典型。但是，并非所有的新化人都这么幸运。一篇题为《湖南人占领校园打印店的真正秘诀》文章中介绍了邹联经的90后同乡邹维长、邹政新开店生活：“邹维长去过同乡人经营的几个打印店打工，在广州呆了两年，之后从南到北前往北京。他的老乡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化工学院附近开了一家七、八十平米的打印店，店里有包括邹维长在内的有5、6个娄底人，老板包吃包住，晚上打工者在店里打地铺，工资是按年结算，一万块钱3年。2011年4月，邹维长不再去给别人打工，而是和妻子来到师大开了一家自己的打印店，店面是从老乡手里接过来的，至今已四年有余。”“十平米左右的狭小空间里，夫妻俩安放了两台打印机和五台电脑，几台机器一起工作时散发出的热气几乎让人无法忍受”。邹维长每天工作从八点多开始工作，晚上十一点结束，他说：“开打印店比较辛苦，这些设备的辐射很大，又要经常修机器，肯定要吸进去很多有害物质，对身体不好，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跟着做这个”。

冯军旗的论文里有个场景我读后3年都没忘记：“驮着自家维修或组装的二手打印机、复印机转战大江南北黄河内外为生，小孩们拼音都还没学会、加减乘除都还没弄明白，就已经学会了把复印机拆来装去当巨型的变形金刚玩。”“在小区门口的一间平房里开店，不久，该平房被认定为违建，一夜之间夷为瓦砾。仅仅过了一天，他们又扛着机器跑到附近一家成人用品店，借店面里一块5平方米不到的难以利用的犄角继续做生意。大约是常去复印、打印的学生妹们羞于走进橱窗里的样品极度诡异的成人用品店，搬到这里后生意极其萧条。一家之主一咬牙，又把机器扛到了交通干道上一个公共厕所狭小的洁具间里，顶着不便言及的气味继续为莘莘学子服务。”

这与2017年冬天北京某地的大逃亡何其相似。我也相信，那批离开北京的人也会像新化人一样在其他地方顽强的生存下去、家业兴旺。

（续上）“我一直也没有弄清这家人到底有多少亲戚在店面里从业。耳聋眼花的老者、染着一头粤式碎发手臂上刻着粗大的‘忍’字的蛊惑青年、吸溜着鼻涕满地乱爬的小崽都曾在店里演绎他们的‘复印人生’，但核心人员总是作为一家之主的一个吊嗓男和两个颇显劳动之壮美的女子。这两个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女子可能有一个是吊嗓男的‘堂客’，另一个是他的小姨子，可是我去了这么多次，最终也还是没有分清哪个是老板娘”。这也可以看出劳动在艰辛生活中的自取点滴快乐。这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底层的劳动者苍白无力的无可奈何被动式“乐观”？

和新化类似的，1993年桐庐中山人聂腾飞创办申通，当今，其亲戚（同乡）们掌控着申通、中通、圆通、韵达、天天等快递公司，让浙江桐庐“快递之乡”。1992年，第一批沙县人挑着锅子背井离乡到福州沿街卖小吃，到后来全国有沙县小吃2万余家，从业人员超过6万，年营业额接近70亿元。

他们亲带亲，邻带邻，友带友，加上“拜师学艺”的民间传统，抱团发展，又以朴素的地缘关系，后加入的即使让对城市生活一无所知的人也能迅速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扎根异乡。血缘和地缘作为先天关系，给予他们无需长时间交往了解就可产生信任的可能性。基于这种朴素关系发展起来成为商业现象，从新化人做文印、重庆开县人卖成都小吃、桐庐人送快递，再到地域范围更大的青海人卖拉面、河南人当保安、安徽人做装修、收废品，同乡同业集聚，同乡互助，成为众屌丝抱团取暖、生存立足的理智选择。

小编跑点题，说一下经济垫底的东北，那里的屌丝们就爱“干仗”，大到要和全国人民干，小到饭桌上“来兄弟走一个”干醉了干翻自己人。倘若把干天干地干宇宙和上帝这身蛮力气用到劳动上，把满嘴跑火车的聪明脑力用在发现商机上，东北的商业必然发达，经济必然领跑全国，历史上东北DGP占全国半壁江山的光辉时刻也是勤劳的人们用劳动实现的。

再回来，新化人，作为打印大军中拖家带口的一颗螺丝钉，背着复印机转战全国各个城市，挤在不到10平米狭小破旧的店面里，5分钱一页的超低价格对抗通货膨胀，方便千万级的学子，凭借着勤奋耐劳的农民精神，一步一步完成了产业升级，在这个年产值1000亿的产业中，取一瓢之饮，养儿育女，硬是把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干成事业，为身处黑暗中的千千万万的屌丝看到光明开启了一丝缝隙。

努力吧屌丝们，除此之外没有选择。

动脑子吧，这个万能的好东西，证明了前人把它用好了会实现不可思议的可能性。

写道这里，小编已经泪眼婆娑，主要是穷得没翻身，我要去动脑子去了，想想5分钱的机会还有哪些可能性。

先撸为经，你们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