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温，资深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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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领我上楼时，我注意到他脚掌的每一次触地，都奇妙地与楼梯上的瓷砖缝隙保持了完全相同的距离和角度。
来到北京利智康复中心之前，我对心智障碍者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一些孤独症人群和智力障碍者在这里生活，全国各地有很多面向这类人群（尤其是低龄）的机构。
用“生活”这个含义模糊的词，而非“培训”或“治疗”，或许可以更好地描述他们在此处的行为内容。上午9点半，这里的人们分成了两队，一队跟随员工去菜市场买菜。另一队的8个人在会议室开会。会议内容是7月总结和8月计划。桌上的一张白纸上记录着会议的成果：
公约：“1，想说的如是（实）表达出来，我说的时候不要打断；2，不说脏话，互相尊重，与助理及时有效的沟通；3，讲话要有分寸，给大家都留面；4，心平气和，开心；5，今日聊天内容保密。”
每一条内容都用不同颜色的水彩笔写上，代表来自与会的不同成员。“助理”指的是中心工作人员，两位助理并不负责维持秩序，而是提醒与会者按照他们自己制定的程序推进会议进程。有两位打瞌睡的参会者，同伴不时叫他们的名字，要求他们发表意见。简而言之，这次会议意义重大，将决定接下来一个月他们从饮食到工作及休闲的所有内容。
▲ 心青年们在认真讨论7月总结和8月计划。© 利智康复中心提供
这是一家为心智障碍者提供自主生活、学习、工作和休闲的机构，成立于2000年，创始人肖培琳是退休铁路工程师，她看到老年化社会已然来临，卖了自己在北京的住宅想开一家养老院。但与之相熟的民政局副局长调到残联工作，他建议肖做残疾人服务，“会有政策补贴”。
20年后，这里孵化出康复中心、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社会工作事务所三个“民非”（民办非企业）单位。而肖与她的继任者们对这个诞生于偶然的机构的想象力，也早已超出了“政策补贴”。
▌被心智障碍者救活的面馆
利智康复中心的负责人冯璐告诉我，王涛上楼梯是一种刻板行为，这是心智障碍人群的典型特征。他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准则——牙刷、牙杯、洗面奶一定要以某种秩序摆放，容不得丝毫偏差。这种绝对的秩序感，也给了他们一种异于常人的技能。“很多自闭症者的记忆可以达到扫描仪一般的复刻效果，”冯璐说，“刻板行为换个视角去看，它就是一种优势。”
对标准化程度要求较高的工作，自闭症人士可能比普通人更加胜任。2013年，利智的员工去美国考察，发现有些政府大楼里负责粉碎文件的职员就由自闭症人士担任。“那个工作很枯燥，但自闭症人士很喜欢碎纸机窸窸窣窣的声音，他们可以每天工作两小时，很开心地完成工作。而且自闭症职员还有个好处，不用担心泄密。”
▲ 心青年在绘制数字油画。 © 利智康复中心提供
然而为残障者找到工作并不容易。利智成立以来，已为超过500名心智障碍者提供职业康复、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支持服务，其中98名青年获得就业的机会。比如摆货架、清洗烤盘。他们的工资基本与普通员工相当，也有让人哭笑不得的时候。有位智力障碍者被一家面包店录用了，店长见他口齿伶俐，就调他去前厅，结果一个礼拜就被开除。冯璐说：“他跟顾客说，你别买这个面包，这是昨天卖剩的，店长能不生气吗？”
利智成立之初，并没有多少公司敢用残疾人，尤其是心智障碍者。一位残联理事长说，你给他们做技能培训，只要训练好了，我去找就业单位。肖培琳为此做了很多尝试，开设过农场、按摩馆、饭馆，还有花店、陶土加工、裁缝店，共计有21种技能培训。有段时间，在利智参加培训的学员穿西装打领带，女孩穿着特别漂亮的裙子，站在大门两边，反复练习“大使夫人您慢走”一类台词。
练得差不多了，肖培琳去找这位理事长：我们现在培养了一批学生，你能不能帮我们去推荐就业？对方叹口气：现在大学生毕业都找不着工作了，你残疾人怎么找工作？
肖培琳说，我们自己开店，养活这些人！花店、农场、早餐店都尝试过，最后他们找到了一家美食城。有个做炸酱面的窗口生意惨淡，正好空出来，利智派阿森接手了。
美食城有其便利之处：餐盘会被统一回收，经营者不用刷碗，后厨有一台自动煮面机，煮面条也问题不大。核心技术在于炸酱。食堂里的一位阿姨带着阿森从炒肉开始学，美食城的品控尝了尝，觉得不错。过来吃的人居然慢慢多起来。
阿森有智力障碍，从小喜欢做菜。手很巧，能给萝卜雕花。后来又开发了打卤面、凉面等新品，人越来越多，阿森面馆做出口碑后，就真的开始挣钱了。
▲ 阿森在面馆工作。 © 利智康复中心提供
惟一的问题，发生在看似最没技术含量的环节上：把面从后厨端到餐桌。阿森很喜欢给隔壁摊位帮忙，帮送餐——特别享受别人觉得他有价值那种感受，结果自己的面条经常煮烂了。
冯璐对阿森说，帮别人没问题，但得先把自己的火关了，注意安全。“他慢慢也会知道，给别人帮忙是好事儿，但自己赚钱是最重要的。”
阿森和搭档都不会算钱，但美食城只需要刷充值卡，他们只需要在收银机上摁那几样单品的按键，价格就自动打出来了。这个环节不会出错。他们也会问顾客：你帮我看一下对不对？
为了减少成本，他们常去批发市场采购。冯璐对阿森说，别屯那么多，少买点。咱们得安全第一，去超市采购，还能开票不是？阿森觉得有道理，之后就去超市买食材了。
美食城老板见面馆有了起色，便想收回租给其他人。他觉得换个正常心智的人来经营，肯定更能吆喝，应该会更赚钱。
利智请老板再考虑。老板又推给他们一个新项目——摊煎饼。冯璐一听摊煎饼便说没戏，“太难了，那是真技术活啊，”于是退出。
▌“失业在家就是最大的贡献”
阿森面馆开了8年。项目优势很明显：不用出房租，只需要从流水中抽成一部分给老板。开始老板认为残疾人经营能力弱，只抽30%，后来见生意红火，便涨到跟其他商户一样的35%。
阿森的搭档阿照（化名），干活勤快，脾气不大好：跟顾客吵，跟美食城查卫生的吵——他常觉得自己被对方针对了。冯璐想把他调回来，阿照不愿意。好说歹说，把阿照安排到金凤成祥的面包店上班了。
阿照在面包店工作了9个月。家里长辈们忽然因为房子的事打起了官司，阿照面临无处可住的境地，亲戚们想以他的名义申请廉租房，又撺掇他辞掉工作，因为失业就可以领低保，领低保则加速廉租房的申请进度。
“为这个事情，他真的快要去自杀了，”冯璐非常感动，又难过。“我看到一个青年人多么的努力，他讲我有胳膊有腿，可以挣钱养活自己，为什么要去吃低保？”
有一天，利智的业务主管收到阿照的微信：“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发消息，以后你们再也见不着我了。”业务主管大吃一惊，电话拨过去无人接听，又给他舅舅电话，总算把人找到。冯璐说，阿照平时很怕舅舅，他就是想借利智给家里人施压，“他也有斗争策略。”
廉租房申请下来了，阿照还是没法工作。因为每过一段时间社区就上门检查，如果发现申请人最近条件不符合了，就取消廉租房资格。换句话说，阿照的残疾人身份，且坐在家里，就是对家人最大的贡献。
阿照对冯璐说：我工作没了，存款也没了，现在一无所有。有段时间阿照经常找利智员工聊天，后来就不来了，怕人说他没长性，工作干两天就不干了。他还跟冯璐打招呼：以后跟别人说起我，记得我不是被单位开除的，我是自己辞职的。
▌一位自闭症人士父亲的自白
我们思博今年33岁，2002年就来这里了。在这儿20年，正好是他成长的过程。
思博从小是在我们管束的氛围里成长起来的，这里却什么也不管束。原来没法理解机构的思路，但很快发现，虽然孩子们不被直接管束，但他们得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这些规矩，比如说作息时间，和同学如何相处。不遵守的话要怎样处理，都是他们在一起商量出来的。
发现自闭症，应该他是三四岁的时候。我们感觉有一些不正常，但只是隐隐约约。在幼儿园他不合群，但是他会说话，就是话少。后来8岁时确诊了，在普通小学上了两个月，去到海淀培智学校，培智主要收的是智力差一些、但情绪比较稳定的学生。而思博这孩子有两大特征，一是没有语言交流，二是情绪不稳定。外界对他不了解，指挥他做这个、做那个，他不愿意接受。
后来他在学校情绪波动比较多，容易起冲突，学校觉得老惹麻烦，就劝退了。
来利智的时候，思博才14岁。这边没那么多管束，他情绪就放松下来了，比较稳定，慢慢也知道怎样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攻击性少了很多。
我们之前一直把思博当成是一个特殊的孩子，要包容他、帮助他。但利智强调自主生活：不是去帮他，而是要去支持他，学会和他沟通。
也没必要约束他，但得教会他规则。这些规则不是机构的规则，是整个社会的规则。你想要什么东西，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提出来。提出来以后，助理就告诉他，做这件事情有哪些规则，在规则下有哪些方法。
拿最简单的做饭来说，他最喜欢吃炒米饭，我们以前是帮他把食材都买好，现在他得自己去买。我可以给他建议：可以放点柿子椒，切成小方丁，颜色也挺好看的。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
他还是会发脾气，会打坏别人玻璃。最极端时，一天打碎10块玻璃，1块90元。900元钱没了，他自己没有任何感觉。之前我们赔钱了事。但在这里，强调了你要承担责任，杨老师（思博的指导老师）抓住了一些核心点。他认为思博对钱很看重，那好，你打碎了玻璃，就要赔偿，喝饮料的钱就少了。这是最直接的结果，他能感受到。
我就没想过这一点，以前的沟通就是哄着或是命令，其实都没用。
他在这里，要说学会了什么，就是学会了怎么做人做事——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怎么自己照顾自己，怎么自己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他对助理们的信任，比对我们做父母的多。在我们面前，他想发脾气就发，没遮拦，在助理们面前多少收敛着点。他喜欢出去旅游，不让我陪，想让助理陪他。
思博还不能到外面工作，但可以在这里拖拖地，有工资。在家干活也给他钱。洗一次碗10元钱，倒一次垃圾1元钱。兜里慢慢有点钱了，他就会去超市买吃的、喝的，同时也惦记着家里生活用品没了也得买，比如卫生纸、牙膏、香皂，但食用油不行，那个贵，他舍不得花自己钱。
思博还喜欢下饭馆，饭店门口的礼宾小姐姐跟他说话，他就高兴。他喜欢女孩子，对感情好像不是很懂，但我也不很确定。有一次他跟妈妈发脾气，妈妈哭了，他也哭了。另一次，晚上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在车站等车呢，十几分钟后再打过去，他说已经坐上了车——这回是压低声音说的。
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压低声音，说明他已顾及到别人的感受了。
▲ 通过相关支持，心青年学会掌握家事技能，能更好地照顾自己和他人。 © 利智康复中心提供
我现在60多岁，还有10年时间保持头脑清醒，最纠结的是这10年应教会他什么。我们在的时候，他没有不敢干的事儿，知道有父母给他兜底。但我们现在想要让他知道，父母都不在的时候，对他又意味着什么。
没有父母，是不是就没人帮助他了，想想就很难过。
这30年社会进步太大了，但像思博这样的人还是生活得不容易。希望有一天我们文明的程度，能跟发展速度匹配上，最简单的就是，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有人出手帮忙。
▌被索要的3000元与150000元赔偿
有一次，思博在电影院里揪了一下前面女生的头发。女生受到惊吓，索要3000元赔偿。思博父亲立即付钱，息事宁人。
冯璐听说后很不平，“我能理解受到惊吓，但为这个就索要高额赔偿， 其实就是抓住了家长觉得很没面子、希望围观者赶紧散开的心理。”
2019年，冯璐和思博一起去浙江出差，坐在前排的一位男乘客一路大声说话，被劝阻后仍然音量很高，思博受到干扰着急了，抓了对方的眼睛。冯璐在济南站下车，陪男子去医院做了全身检查。
医生说无大碍，眼睑有一些挫伤，休息24小时就自动愈合了。但男乘客一直说自己不舒服，坐车返回了北京。冯璐对他说，等我从浙江回北京了，就去看你。
男乘客说，没事了，不用来看我。但没过多久，冯璐收到一张律师函，男乘客索赔15万。“他觉得你是一个服务机构，没有管好这样的学生，那是你的责任。”
冯璐很难受，“男乘客当时报了案，派出所也来了，但警察的处理方案就是让你花钱去解决问题，不要在我这里添乱。”
2006年，大学毕业的冯璐来到利智，之后两年参与了很多项目的申请和执行。那时的利智还是个托养机构，住了60多个服务对象，每天吵吵嚷嚷。本科生和专科生员工的月工资分别是600元和500元。
挥洒完最初的热情之后，冯璐觉得这份工作缺少成就感，机构看起来也是摇摇欲坠，她跳槽去了其他NGO组织。
利智创始人肖培琳一直希望她能回来，认为冯璐是她的接班人。2008年前后，北京奥运和残奥会给了残疾人事业很多发展机会，北京市残联开始借残奥会推广社区的职业康复，国家也出台了《残疾人就业保障法》。这几年间，利智完成了从托养机构到一个综合性残疾人服务平台的转变。2011年，冯璐回到了利智。
转眼10年过去了。家长们夸赞冯璐及同事们“专业”，她又怎么理解这个词呢？
冯璐说， “并没有什么专业诀窍，就是平等，把他们当作朋友，而不是教育者。你需要更耐心等待这些青年人，很多时候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其中有一个前提，你要相信跟他们的沟通是有效的。”
平等、沟通，在康复中心之外的世界仍然是奢侈的。冯璐感受到弥漫在心智障碍者家长群体中的另一种心态，他们有矮人一头的心理：孩子惹了祸，是我们不对，赶紧赔。
“该赔的可以赔，但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不能稀里糊涂就拿出15万。”
男乘客是一个高校教师。冯璐联系上对方，问：您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对方说你跟我律师联系吧。冯璐问律师，他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律师说不知道。冯璐说，你都不知道他身体情况，就跟我索赔15万，请告诉我这15万都包含什么内容？
对方拉出来一个单子：精神损失费8万，医药费2万，误工费5万。双方沟通还没有结果，冯璐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利智理事会讨论了这起诉讼，邀请理事王振宇律师支持，对方则找来四个律师。线上开庭。很快结果出来了：被告赔偿原告1200元。800多元诉讼费，其中700多元由原告方承担，被告方刘思博承担12元。
“刨去诉讼费，他大概赚了两三百块钱。”冯璐说，“我很感谢法官，他‘摘’得非常清楚：刘思博父母、刘思博本人，机构康复中心什么的。我感受到了公理和正义。”
思博父亲很激动，说赶紧把钱给人家吧。冯璐突然觉得心酸，给法官打电话问怎么支付，法官说别着急，要看15天之内对方会不会上诉，后来又催了一次，法官说时间还没到呢。过了一阵，男乘客在微信上找冯璐，诉讼已经生效了，什么时候把钱给我？
冯璐把钱转给了对方。
这次官司之后，她觉得自己放下了，今后若再遇到类似事，她不会再害怕了。
图注：“心青年”是这个群体对自己的称呼，有两重意思：1.心智障碍青年 2.用心生活的青年
头图来自电影《美丽心灵》，但与很多人的印象相反，心青年中的绝大部分，并不是影视作品中刻画的天才，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