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提到《倾城之恋》，就津津乐道于它的爱情部分。但我认为，这部小说想表达的，远比婚恋关系更多。
张爱玲曾在她的散文《烬余录》中写自己对战争生活的体悟：“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是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想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吗？事实如此。”
张爱玲认为，当处于战争状态，那些礼义廉耻、道德戒律乃至几千年来的文明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饮食男女”这两项。而《倾城之恋》中流苏跟柳原的真正结合，也正是因为香港的陷落。这样的设定，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也展现了张爱玲对于人生的深度思考。
小说一开篇便写流苏离婚后在娘家的艰难处境。流苏已经离婚七八年的前夫死了，娘家哥哥三爷和娘家嫂子都想让她回去奔丧。目的是瓜分前夫的遗产，回前夫家守寡到老。
流苏知道这是娘家人嫌弃自己吃“白食”了，想把自己赶出去，还嘴道你们把我的钱用光了，现在又想把我赶出去。不提钱还好，一提钱，大家都捅破了窗户纸，开始无所顾忌起来。
尖酸刻薄的管家嫂子甚至说出不敢用流苏的钱，怕沾了晦气的话：“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帚星！”
针锋相对、窘迫难耐的场面中，流苏是孤立无援的。她向里屋的母亲走去，想寻求安慰。但是母亲却向着三爷跟四奶奶，一句“你四嫂就是这么碎嘴子，你可不能跟她一样见识”堵住了流苏的嘴。
在流苏的家庭中，血缘亲情完全与利益挂钩。谁掌握了经济大权，谁就有话语权。连流苏的母亲为了在这个大家庭中吃上一口饭，也向着四奶奶，而枉顾与流苏的母女情分。
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有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狱”，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被别人凝视，被别人的目光所奴役，这势必会影响我们的自由意志、心境和选择。当“我”与“他人”对立，他人自然成了地狱。
在流苏的家庭中，人人都在算计，充斥着冷酷、淡薄、自私和虚伪。流苏的存在，成为以利益为重的哥嫂们的“眼中钉”，就连母亲，也只是她幻想中的母亲形象，“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流苏成为别人凝视的“他者”，这也成为她痛苦的根源。
白公馆虽然破落了，但依然有着大户人家的风貌。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天然几上的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白老太太的出场是“珠罗纱帐子里，红木大床上，缓缓挥动着白团扇”；宝络去跟柳原相亲时的打扮是“珍珠耳坠子，翠玉手镯，绿宝戒指”。从此种种可以看出，虽是一个落败的封建大家庭，但细细搜刮一下，仍然有一些“私房”存货。
流苏到香港后，眼见的也是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巨型广告牌，浮夸炫目的舞场，婀娜多姿的外国公主、浪漫休闲的海滩……然而，不管是白公馆的老式做派还是香港的文明开放，当炮声一响，所有的物质和文明全部化为乌有。
小说中有一个特别巧妙的比喻；“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
战争过后的家，穿堂里积满了尘灰与鸽粪，破杂志、开了盖的罐头荔枝，淋淋漓漓流着残汁，以前的种种繁华迹象都不复存在了。物质从多归为一，情感也由繁复变得简单，世界在毁灭中归于原始。
到了晚上，人的感觉更加接近于虚无：“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呜’无穷无尽地叫唤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响了，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地往前飞，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看不见尾。‘喔……呵……呜’……叫唤到最后，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命运的翻云覆雨手将所有的爱恨情仇都化为虚空，在这虚空里，文明人失去了记忆力，过去、现在、未来都集于这虚空的时刻。
流苏与柳原在这虚空中终于开始“恋爱”了。他们“先去张罗吃的”，用高价买进一袋米，柳原汲了山泉水回来，“以后他们每天只顾忙着吃喝与打扫房间”。文明到了最后，只剩下了“饮食男女”。他们不再对互相试探的感情游戏感兴趣，柳原也不再对流苏说俏皮话，他们像天底下所有的俗世夫妻一样，安安心心过日子。
这时候，价值和意义都消解了，不管是流苏以前追求的自尊也好，还是柳原追求的爱情也罢，因为这一场战争，他们生活在了一起，而不在乎那些形而上的价值和意义了。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世事的荒诞与无常，让人们着眼于人最基本的欲望——“食色，性也”。
张爱玲通过描写香港陷落后流苏与柳原的结合，刻意将时间倒置，弄乱逻辑，断裂因果，贬值情话……而这一切只是想说明，人生生于混沌，归于洪荒，一切都是“浮文”，只有虚空和荒诞才是真的。
柳原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他是非常善于调情的。比如流苏与柳原在香港第一次见面，流苏问柳原怎么没有去新加坡，柳原道：“我在这儿等你呢”；流苏与柳原在香港饭店跳舞时，对流苏说：“有些傻话，不但要背着人说，还得背着自己。让自己听见了也怪难为情的。譬如说，我爱你，我一辈子都爱你。”诸如此类的情话，柳原手到拈来。
柳原不光回说情话，在行动上也善于调情。将茶饮尽后举着玻璃杯，说这些茶叶让他想起马来的森林，隔着玻璃杯“似笑非笑地瞅着”流苏。每天陪着流苏到处跑，什么都玩到了，“电影，广东戏，赌场，格罗士大饭店，思豪酒店，青鸟咖啡馆，印度绸缎庄，九龙的四川菜……晚上常常去散步，直到夜深。”
然而虽然有这么多谈恋爱的行径，两人的心并未真的靠近过。流苏想要的是一个为她提供衣食的归宿和一个妻子的名分，柳原要的是流苏的爱情。这么多形式主义的“花架子”，只是两人彼此试探的工具。
当香港陷落后，流苏领悟到，“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这个时候，她开始爱他了。
在这之后，两人登报结婚，流苏的算计心少了，开始真情实感地想与柳原相依为命。柳原说；“鬼使神差地，我们倒真的恋爱起来了！”以前柳原的调情也好，一切谈恋爱的行径——看电影、听戏、深夜散步也罢，都不是在真正的“恋爱”，而只是在“谈恋爱”。
爱情里的形式主义落败了，两人质朴相对时，才开始真正的恋爱。正如白公馆表面看去深宅大院，其实落败不堪一样，所有的形式主义都是表面的、不痛不痒的。
付出真心是伤筋动骨的，但是如果只在爱情中保有形式主义，则把自己限定在了安全范围内。形式主义是懒惰的、漂浮的，胆怯的。婚后的柳原不再对流苏说俏皮话，“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
而流苏对此是怅惘的，虽然柳原的形式主义只是逢场作戏，但她在乎的是结婚并没有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一座城的陷落成全了流苏和柳原的爱情，在“成”的后面是世界的“毁”，这是最大的荒诞。张爱玲真正想讲述的，不只是流苏与柳原的爱情故事，而是在这爱情故事背后，张爱玲对与他人关系的思考、对人生存在哲学上的思辨以及对形式主义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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