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中国古代治国谋略的重要理论资源
公元前484年，68岁的孔子结束了14年周游列国的经历，他不再游历了。此前，他接触了各国的政治家，传播他的仁学学说和德政主张，可惜的是，他的政治主张并不被当时的政治家们所接受，他的周游经历是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度过的，到了晚年，他回到自己的故国鲁国，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整理中国早期的文献，孔子带领他的弟子，先后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编成了后来被学术界称为是“六经”的重要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政治理论主张虽然不被当时力求富国强兵的君王们所喜欢，但在学术研究和教育方面，他所做的理论和教学贡献，却在后来的历史上对中国的政治和学术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孔子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贡献，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孔子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和踏实求真的学术研究风格。孔子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坚持求实求真的态度，他在《论语•述而》中表明，他整理文献时坚持的是“述而不作”“信而有证”的研究态度。
在整理“六经”时，对于《尚书》的整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整理《尚书》时，孔子并不着意于自己的“创作”而是尽可能按古人的愿意来阐述，而且，在阐述时注重文献的可信性，在阐述的古人观点尽可能持之有据。
中国是一个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自古就对历史的记述和传承十分重视。在孔子之前，在西周、商、夏，甚至还更早，就有历史记述，从城邦时期过度到王朝时代，特别是从尧虞舜时代开始，每个王朝以及它们的氏族、诸侯，都有专门记载历史的职官。
中国在远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主要不是通过史诗而是直接通过史官对历史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中国从远古时代便形成了对历史的信仰精神，并逐渐形成了成熟的历史文化。
这一重视历史的传统，使《尚书》流传下来。《汉书》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见《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这一记载表明，在先秦时期，各国君主们不仅设了史官，而且史官还有非常明确的任务分工，“左史”负责记录统治者们的言语，而“右史”负责记录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记录历史事件的文献便称为《春秋》；而记录统治者们的言语内容和施政理念的便称为《书》。
《国语•周语上》记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念古）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这里的“史献书”说的就是周朝新君王登基时，由史官将《尚书》献上，让新君王能能通过阅读《尚书》来了解前代君王的治国言行和治国理念，以便从中学习治政方法。
《尚书》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记述了早期各国王朝统治阶层的谈话、指令，以及施政理念和施政行动，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历史典籍。有传说说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尚书》共有上千篇的古文献，而孔子整理《书》时将从尧舜开始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于一起，经过认真挑选，选出了100篇，这就成了百篇的《书》。孔子编成《书》之后，曾将其作教材，用来教育他的学生。古本《书》所记载的内容从五帝时期一直到西周时期，比如，现存的《尚书》中，就有《商书》中的《汤誓》《盘庚》等，而《汤誓》是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在征讨夏桀之前发布的讨伐檄文，而《盘庚》所记述的则是商王盘庚在迁都殷前后对王公、大臣和民众的谈话内容。成汤、盘庚的战争宣言和施政策略这么早的政治文献能流传下来，这是非常可贵的。
到了汉代，《书》被改称为《尚书》，这或许是因为《书》所记载的是上古时期的政治历史内容，所以加上“尚”；或是因为《书》作为远古时期的重要文献，为人们所尊崇，所以才加上“尚”；或许是因为《书》是主要记载着古代君王的言论和施政策略，所以才加上“尚”。
《书》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很不容易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很多历史文献都被毁了，而在秦朝焚书时，有一个学者叫伏生，冒着很大的危险将《尚书》藏匿在自家的墙壁内。而秦灭之后，汉朝建立时，伏生才扒开墙壁，取出了《书》。
伏生所找到的《书》仅有二十九篇，他在齐鲁之间传播《书》学，而到了汉文帝时，朝廷知道“六经”中的《书》保存下来了，而且保存《书》的学者伏生还健在，于是，文帝便让著名的谋士、太常掌故晁错去访问伏生并询问关于《书》的学问。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他口述《书》，或许他的讲述方式别人不容易懂，所以便由他的女儿羲娥来转述，晁错最终只得到了二十八篇《书》的原文。或许是文帝对《书》非常重视，所以，汉代便改称《书》为《尚书》，又因为晁错所得到的《尚书》是用西汉时的隶书抄写的，对于西汉学者来说，属于“今”时抄写的，所以，后来称为《今文尚书》。
《今文尚书》的学者，都是以伏生所找到的、并为晁错所得到、以隶书抄写的《尚书》的文献为研究文本的。
文景之治后，到了汉武帝晚期，汉景帝的儿子刘余即鲁恭王又得到了另一版本的《尚书》，鲁恭王为建造自己的府邸，在拆除孔子家族的宅院时，在其墙壁里发现了孔子后人藏在里面的一部分《尚书》，而这一部分《尚书》是用秦之前的古文字书写的，与汉隶书抄写的不一样，在汉代能通读其中文字的已不多，因而被称为《古文尚书》。
而鲁地的著名学者、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对鲁恭王发现的《尚书》进行整理，他发现其中的文献比伏生口述的《尚书》还多出十六篇。
于是，从孔子后人宅院墙壁中发现的用秦统一文字时小篆之前的文字所书写的《古文尚书》，与伏生口述、晁错带回的用隶书书写的《今文尚书》就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因而，从汉武帝晚期开始，一直至东汉时期，便一直存在着关于《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长期论争，即关于《尚书》的“今古文之争”。
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当然不只是关于《尚书》之争，而是包括“六经”，其争论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六经》的排序的争论，以董仲舒和司马迁等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者将《六经》的排序列为《诗》《书》《礼》《乐》《易》《春秋》；而以班固等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却将《六经》的排序列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诗》在先或是《易》在先，而双方都把《书》列在第二位，足见对于《书》也是非常重视的。
二是关于孔子对于整理《六经》的贡献的争论，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为孔子的再创作，尊孔子为给后世制法的“素王”；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是古代史科，孔子是“先师”。前者把孔子树为理论权威，而后者只是把孔子当成是对整理史料的贡献，不过，对于《书》所记述的古代君王的言行、治政策略，都没有否认。
三是关于古经书哪一种版本更准确、更权威的争论。其实，西汉时今古文的派系分野并不明显，直到哀帝建平时，古文经学家刘歆提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于学官，以之与今文博士们的主张相抗衡。哀帝命刘歆与五经博士讨论，但是，博士们大多数不赞成刘歆的建议，他们或是认为《尚书》二十九篇已属完备，或是认为左氏不传《春秋》，而刘歆写了《让太常博士书》，明确指出今文经传是残缺的，只有古文经传才更可靠，可以弥补今文经书的残缺。刘歆的主张观点尖锐、措词激烈，引起了今文经学家们的愤怒，他们联合起来对刘歆进行猛烈攻击，刘歆未能实现他将《古文尚书》等立于官学的目的，从此，经学便明显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派系的对立和激烈论争，其争论延续了近两百年。
相对来说，在西汉时期，《今文尚书》在争论中占据上风更被重视；而东汉时期，《古文尚书》在当时著名经学家郑玄等的推举下，逐渐占据上风，被官方所重视。
可是，战乱经常让经典毁坏和散失，西晋永嘉之乱使今、古文《尚书》几乎散失殆尽。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难得保存下来的《尚书》，而这部《尚书》共有五十八篇，包括今文《尚书》三十三篇和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梅赜功劳很大，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尚书》文献，才使这一部典籍流传下来。
可是，唐之后，到了宋、元、明、清，有的不少学者对梅赜献给朝廷的五十八篇《尚书》表示质疑，并引起了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在《尚书》所留下的文献中，只有今文传自伏生口述的才是真版本，而《尚书》古文出自孔子后代宅院壁中的乃是后世儒者之伪作。比如，清代学者阎若璩便专门写了《古文尚书疏证》，详论古文《尚书》乃伪作；另一些学者却认为，东晋以来的古文《尚书》并非伪作，后来留存的古文《尚书》极可能是据秦焚书后所遗留下来的断简所增补而成。
不过，今世发现的“清华简”却证明了古文《尚书》的内容存在着问题，比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而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此外，“清华简”《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此完全不一样，应是后人编造的。这些证据表明，古文《尚书》当是一部伪书。
《尚书》之所以出现伪作，并且在二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今古文经学的论争，这恰恰证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尚书》太重要了，作为古远的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多是当时君王们的言行和治国方略，对于十分重视历史信仰的中国古代社会，对后世君王治理国家的借鉴作用是巨大的，对于王朝承继的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并非是纯粹是学术和教材之争，而是政治理论和治国方略之争，在对于经书之争的背后，是历代王朝根据什么理论原则来治国的争论，是坚持古代圣帝明王的什么样的治国之道的论争。今古文经学派别都不反对继先哲，法先贤，但今文学派更注重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着重于通经致用，他们释解经书时更重视微言大义，以他们的政治哲学来解释《尚书》的“道理”；相反，古文学派更重视历史，他们着力于保存历史文献，力求传播历史文献的真实内容，因而，他们更注重在章句、训诂、典礼等的考证和准确解读。
今古文学派或注重对孔子的仁政思想的主动性阐释，或注重延续孔子“述而不作”的整理经典的精神。到了东汉，书籍流传多起来了，民间私学也开始兴盛，私学与官学形成竞争态势，古文经学逐渐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有了兼容态度，不再那么专注一家。但是，《尚书》作为远古的经典，始终是不可忽视的关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文献。如果没有《尚书》，司马迁在《史记》中怕是很难写成关于《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篇章，而历代君王要讲“法先王”的政治历史道理，怕是也无从说起。
《尚书》是先秦各家管理思想的理论资源，而儒家对其中政治理论的发挥在后世是影响最大的。
历史常常以巨变的方式迈开前进的步伐，从春秋后期至战国中，原本威权霸天下的周王室逐渐衰微，天下战事频发，列国纷争，礼坏乐崩，诸子百家兴起，当时的思想家们大都不再为周礼所束缚，为助各国君王富国强兵，他们各自按自己的思路在探索着治国理政之道。
《尚书》作为古典文献，被各个学术流派所采用，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来解读《尚书》，成了诸子百家的文献之源和理论滥觞。先秦的各家之说，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几乎都可以从《尚书》中找到其理论源头。众多思想家的文献之源。
不过，由于汉代经学的影响，再由于唐时的韩愈等人的古文运动和反佛兴儒的努力，加上宋明新儒学对于儒家经典的整理和发挥，特别是对于《四书五经》的特殊推崇，使得《尚书》和《诗》《易》《礼》《春秋》等被儒家奉为自己的经典，有学者就认为这些是儒家的“元典”。
其实，《尚书》是早期高层统治者的言行和治政理念由史官所记录下来的，孔子虽然对这部文献整理修改过，但并非儒家一家的文献，但是，由于历代王朝统治者从官方给予肯定和支持，《尚书》俨然成了儒家关于仁政德治的权威著作，不容学者质疑，所以，《尚书》对于中国古代自汉武帝之后的王朝政治史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在当代，要了解中国古代的治国智慧，要探讨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治政韬略，要熟悉古代治理国家的君王们是如何形成他们的政治原则的，通过对《尚书》治国谋略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捷径。下面将《尚书》的治国谋略从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包括《尚书》作为早期治国策略的宝贵文献资料、“洪范九畴”的天道政道统一的治国策略、《立政》篇周公的治国智慧、《大禹谟》“十六字心传”的仁政谋略等。
第一，《尚书》所记载的史料是中国早期治国策略的宝贵记录。
《尚书》是中国早期史官文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史官文化的理论成果，《尚书》是一批历史文献典籍的汇编，而作为一部历史书，它是后来许多历史名著用以描述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尚书》从其所记载的历史时期来看，它涉及虞、夏、商、周四个朝代，而编者将所历史文献以朝代来命名，涉及虞这一朝代的称为“虞书”；涉及夏朝的称为“夏书”；涉及商朝的称为“商书”；涉及周朝的称为“周书”。“虞书”有五篇，“夏书”有四篇，“商书”有十七篇，而“周书”有三十二篇。
在《尚书》中，集录的有各种文体，比如，“商书”中六类文体，包括典、谟、训、诰、誓、命。“典”是对某一个历史史实进行专题性的记载；“谟”是记载古时君臣谋划治国方略的言论，是当时的会议记录；“谟”也就是谋划，即“谋”；“训”是训诫，但不是现在所指的上级对下级的训话，而是指丞相的重臣对君主提出告诫性的话；“诰”却是上级对下级进行劝告和诰勉的文告；“誓”是在战争时期的战前君主对将士的动员令或宣战令；“命”就是君主所颁布的正式命令。
《尚书》取篇名时，主要以三种方式来命名的，一是以人物来作篇名，比如《盘庚》《微子》等，都是用人的名字来作篇名的；二是以事件作篇名，比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都是用事件来作为篇名的；三是以文章中所记载的主要内容来取名的，比如说《洪范》篇讲治国的大法则，而洪是“大”，“范”是法则，所以，该篇称为《洪范》。
此外，《尚书》中的文章，有一种是事件发生时当场记下来的，比如，开战前君王发布命令，史官便当场记下命令，成了现场记录的文献，这一种属于是现场记载的，是非常真实的文献，所以，《尚书》很有真实的历史价值；另一种是事后根据历史传说或者流传下来的史迹所做的追记或整理，这属于事件发生之后的记述，是事后记录的文献，这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误差，但它们也是史官的追记，因为古代史官真实记录历史事件的责任非常大，并且有历史信仰，所以，一般来说，史官们都是尽力真实地记录历史。
可见，无论是现场记录还是事后的追记，都是真实的记载，《尚书》中的文章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古时政治家们的言语、命令或文告等的记录，而且其中心内容是关于当时他们如何治国理政的，所以，《尚书》是中国早期治国谋略的宝贵历史资料，历朝历代的君王们也基本上都相信，《尚书》中的文献包含着深刻的治国之道。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曾认为，《尚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这一看法是很深刻的。不了解《尚书》很难彻底弄清楚历代君王的治国之道。
第二，《尚书》关于“洪范九畴”的记载表现了中国古代天道政道统一的治国策略。
中国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中国古人总是把天道与人道联系起来考虑，中国先古圣人善于通过观察天地万物的运行来解释人间事物发展变化的现象，特别是解释君王的治政之道。并且，自古还流传下来一些至今尚难以完全解释清楚的文化故事和神秘图案，比如，流传下来的“河图洛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汉代开始，便对“河图洛书”争论不休，汉代纬书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以九六附会河洛之数。西汉著名学者刘歆认为河图是易经八卦，而洛书乃是以“洪范九畴”，“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参见《汉书·五行志》注）。据班固的《汉书·五行志》记载，大禹之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发现的人将其献给大禹。大禹见神龟负文，列于背，有数自一至九，禹遂以之为秩序，以成九畴，并依洛书的启示，治水成功，遂而划天下为九州。以九畴为章法，治理社会，因而流传下来。此外，据《册府元龟*帝王部》记述：“夏禹即天子位，雒出龟书，六十五字，是为洪范，此所谓雒出书者也。”
而《尚书》的《洪范》篇作记载的就是关于洛水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大禹据此治理天下的事。《洪范》记载，周武王在灭殷后的第二年，便向殷代的贤哲人箕子请询治国之道，而箕子对武王所讲的就是他所知道的“洪范九畴”的治国之法。
所谓的“洪范九畴”指的是治国的九项大法，因为“洪”其意为“大”，而“范”其意为“法”，“九畴”即是指九项。箕子告诉武王，尧舜时期，洪水滔天，鲧被君王派去负责治水，但是，鲧却循天道，不遵天规，不按照水的规律去治理，对水道胡乱堵塞，因而违背了天意，引起上天的震怒，因而，上天不赐予治理大法，而到了禹负责治水时，受洛书启示，循天道，遵天规，得治水大法，所以治水成功了，此后，禹便将九项大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则。
这一记载蕴含着一个基本原则，即人间之道是要遵循天道的，治水如此，治理国家也是如此。
那么，这上天赐予的“九项大法”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呢？
根据箕子所告诉武王的，“九项大法”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内容：
其一，是顺用“五行”，“五行”即水火木金土。只有依“五行”的基本属性，顺其规律而处事，才能成功。水向下流，有湿润之性；火向上燃烧，有上升和猛烈的特质；木可弯可直，有延伸和茂盛的特点；金表示向内收缩，并有稳固的特点；土表示湿热，让庄稼成熟。依“五行”，顺其本性，发展才会顺利。
《尚书·洪范》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滋润），火曰炎上（燃烧），木曰曲直（弯曲，舒张），金曰从革（成分致密，稳固），土爰稼穑（利播种收获）。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是对“五行”的最早较系统的论述，而这一理论成了中国古代阐述对事物的根本性认识的哲理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木火土金水的五种元素的基本属性和它们之间的相生相克，成了中国人认识世界、观察事物、推知趋势、采取行动的基本哲理方针。
其二，是“敬用五事”，这主要指顺天道的君王合理言行，包括恭敬的姿貌、正当的言论、明晰的观察、广远的听闻、通达的思考。《洪范》认为，君王只有能坚持这“五事”，才能有效地治理好臣民。这也成了后世儒家坚持要求的君主该有的德行，这是保证德政的基本因素。
其三，是“农用八政”，包括民食、财货、祭祀、工程、教育、刑罚、礼宾、军事方面，若能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好，君王的治政就很顺利了。
其四，是“协用五纪”，“五纪”即计时方法，包括年、月、日、星辰、历法数，这“五纪”要协调一致，并能妥当运用。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天地运行，是有过程，有时间维度的，懂得以计时方法来处事，便能把事办成。自古以来，都强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认为抓住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君王若不能择时处事，乘机顺势，便不可能处理好政事。中国古代兵法特别重视时机，重视顺势顺势，这与《洪范》对计时重视的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
其五，是“建用皇极”，君王顺天道治民事，理应建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依原则而赏罚。这才能使臣民有法可依，有则可循，有规可守。后来，儒家讲王道，法家讲法治，都是强调对于制度、原则的遵守，强调君王应建立和维护自己的权威。俗话说“没有规则不成方圆”，制度的权威性是不可侵犯的。古代王朝的政治运转，若没有制度和规则是无法让治政机制顺畅运行的，秩序让体制稳固。
其六，是“义用三德”，即强调君王在治理臣民时，一是要以“正直”为本，二是必要时对于难管的人要以刚制胜，三是对于亲近的人要以柔服之。这即使说，正直为本，刚柔并用，才能把人管理好。巧以用人是君王的重要谋术，而“义用三德”显得特别重要，可见，古代的人才政策也是很讲究方法的。
其七，是“明用稽疑”，这就是指通过龟卜和蓍占以探询上天的旨意，同时，参照卿士、众民和君王的相反来做出判断和决定，以解疑难、测吉凶。古人信仰上天，想利用占筮来测知天意，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这是君王必须重视的大事。
其八，是“念用庶徵”，即熟悉各种天气征兆，包括雨天、晴天、温暖、寒冷、刮风的变化趋势等。君王要能根据这些征兆，调整自己政治行为，才能治理好国家。在古人观念中，天道政道一体化，人间君王若是违背天意，会受到惩戒，而天气状况的变化，也是对君王治政的警示，所以，知天气征兆，敬天顺民，乃是治理好国家必备的本领。
其九，是“飨用五福，威用六极”，其实这就是通过长寿、富贵、健康安宁、遵行美德、长寿善终“五福”来劝导人们要行为向善；通过夭折、多病、忧愁、贫穷、丑恶、懦弱等“六极”来警戒人们的恶行。而君王对此必须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不知惩罚，便难以做好政事。
《洪范》记载的政事言论比较古远，所以，说到“洪范九畴”似乎让当代人感到很深奥，很神秘，其实，“九畴”并不神秘，其所述的便是关于君王治理天下必须遵循的法则和需要注意的言行，这是较早的关于治政谋略的比较系统的阐述，而这些阐述所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便是治国理政、驾臣安民要与天道联系起来，关注“五行”的属性和运用规律，关注历法的协调和运用，关注天气征兆的警示，重视利用占卜来探知天意，这种天道人道统一、治政依天理而行的治国策略，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特征。
“洪范九畴”的治国策略是很值得重视的，“五行”发展成了中国古代用以认识世界、治理国家的宇宙观和治政观，古代的治国理念几乎是基于“五行”的运转来思考的。“五事”强调君王要重视个人修养，以举止端庄、聪明睿智等作为合格君王的基本标准。“八政”是要求君王必须办的几项重要的政务。“五纪”是古代农业社会要求君王该重视的天文历法与农事、政事的协调一致。“皇极”主张君王要建立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强调这种权威的重要性与合理性。“三德”讲君王的治国手段，要求君主首先要正直，应代表天下正义，应懂得刚柔兼备。“稽疑”让君王在遇到难决之事时，要占卜问吉凶，知天意，测趋势，治理好国家。“庶征”认为君主治政的好坏会通过自然节气来显露“征兆”，强调君王治政要顺天道。“五福”让君王行善事，治政合德；“六极”要求君王要戒恶，不做坏事。这几乎包括了古代君王治政的基本策略，这是中国帝王权谋和治国谋略的最早的系统表述，时至今日，仍是值得研究的古代政治文化和理政策略。
下面的篇章，将讲《尚书》中的《立政》篇所记述的周公的治国智慧，以及《尚书》《大禹谟》所论的“十六字心传”的仁政治国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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