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有两位母亲，一位是生母，姓淡；另一位是继母，姓夏。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按照家族的辈序，父亲给他取名“邓先圣”。6岁读私塾的时候，私塾先生认为：孔夫子尚且为“圣”，你怎么能为“先圣”呢？于是，先生做主，起学名为“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27年他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才改为“邓小平”。
邓家通过几代人的辛勤劳作，到了祖父邓克远这一辈，积攒下了40余亩地、十几间房，还兼营缫丝、制粉，在广安算得上是一户殷实人家。
“贤内助”淡氏撑起邓家的产业当时正逢乱世，社会处在剧烈的变革之中，清朝的腐朽统治正在垮台，革命力量风起云涌。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打算出去闯一闯。他当过兵、加入过“炮哥会”，做过团练局长。在当地算是一个名人了。所以，家里的事情不论大小都由邓小平的祖母戴氏和母亲淡氏主持。
邓小平父亲邓绍昌
淡氏出生于广安县望溪乡，16岁时嫁给邓绍昌。当时，淡家的产业要比邓家大得多。淡氏没读过书，大字不识，但端良贤淑，明达事理。嫁到邓家以后，她毅然挑起了沉重的生活担子。虽然她身材瘦削，在家中却是最忙碌的人。
淡氏性格和善，对婆母百般孝顺，关怀备至；对子女悉心照顾，严格要求；对村里的穷苦乡亲，总是接济照顾。一次，一位曾在邓家做过佃户的农民生活遇到困难，一时全家衣食无着。淡氏了解情况后，腾出自家一间空房，让他暂时借住，并为他找了一份差事。当地的农民很尊敬淡氏，说她是菩萨心肠。
淡氏的口才也很好，能言善辩。她每讲一件事情，总是说得绘声绘色，条理清晰，让人听得津津有味。夏日里晴朗的月夜，邓小平和弟弟、妹妹们拥着母亲，坐在三合院围成的小平坝中，听她“摆龙门阵”，生怕漏掉一个字。邓小平后来言辞犀利，讲话简练明快，和母亲的影响大有关系。
淡氏育有三男二女。民国初年，四川境内军阀混战，散兵游勇四处流窜，骚扰百姓。为了使孩子们不受惊吓，一有风声，淡氏就将家里安顿好，带着年幼的儿女到村外土沟或竹林里躲藏，或将他们送到亲戚家暂避一时。
身为“少爷”却没有“少爷”习气邓小平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三代单传，所以作为长子长孙的邓小平从小就受到全家的宠爱，是母亲的掌上明珠。
淡氏不管做什么事，哪怕家务再忙，也总是把他带在身边，形影不离。
5岁以前的邓小平是在祖母和母亲身边长大的。入私塾以后，也还是由祖母带着起居。尽管受到百般的疼爱，邓小平并没有大户人家的少爷习气，在小伙伴中间，他读书勤奋是出了名的。每天放学回家后，除了帮助母亲做一些家务活之外，他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复习功课，甚至直到晚上还在桐油灯下读书习字。他也特别喜爱跟着父亲学写毛笔字，时常到院子里父亲摆好的桌子旁，踩在凳子上练习毛笔字。邓小平的毛笔字写得好，总是被先生表扬。
适逢雨天，祖母戴氏和母亲淡氏心疼年幼的邓小平，怕他摔坏了，都阻止他去上学，要他在家中温习功课，但邓小平硬是不肯。没法子，再逢雨天，淡氏只好用一个小布袋装上一些米，再塞给邓小平两枚铜板，让他在学堂附近找一户店铺搭伙做饭。
母亲这样操劳，邓小平十分心疼。于是，每逢雨季他放学后不再去玩泥巴、“打碰钱”，而是直接跑回家，争着帮助母亲做些事情，不是背着竹篓去采桑叶，就是帮着捉小蚕，总是忙个不停。夜深了，母亲再三催促邓小平先去睡觉，但他总是要坚持到最后，和母亲、姐姐把所有的活干完了才肯睡去。
赴法留学与生母最后一别1919年，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招生。父亲决定让15岁的邓小平到重庆读书，准备赴法留学。淡氏阻止不成，多次掩面而泣。最终，她还是收拾了包裹，塞足了盘缠，送邓小平上路。在广安城外的渠江码头上，母子俩依依话别。看着远去的轮船载着邓小平南下的时候，淡氏怎么也没想到，儿子此去，竟是母子俩的最后一别。
邓小平在法国的留影
1926年，淡氏因积劳成疾，患肺病去世，时年42岁。她临终之前也未能见上儿子最后一面。
而这一年邓小平刚到达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学习，第二年才回国。回国之后又投入到紧张的革命斗争中，根本没有时间回家看看。直到1931年，在上海见到弟弟邓恳之后，邓小平才得知母亲已经于五年前逝世。
邓小平十分敬重他的母亲。后来，他深情地说道，当时那个家能够生活下去，全靠母亲。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猜想，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中国旧式妇女，既要撑持家务，又要思念子女，劳累加上心伤，是她早逝的双重原因。”
继母夏氏投奔邓小平夫妇没过几年，父亲又迎娶了夏伯根为妻。邓小平和继母夏伯根只相差五岁。
夏氏出身贫寒，是一位嘉陵江船工的女儿。夏氏自幼丧兄，很快母亲因失子伤心过度也离她而去。从小她就与父亲相依为命。十几岁的时候，她嫁了人，生了一个女儿。不幸的是，她的丈夫不久就病死了。后来，她带着女儿改嫁给了邓绍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夏氏练就了坚韧不屈的性格。邓绍昌去世后，夏夏氏一个人撑起了邓家，将邓家的孩子养育成人。
邓小平
直到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时候，才见到这位继母。1949年底，45岁的邓小平领兵回到四川。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听说邓家的人回来了，夏氏非常高兴。高兴之余，她也清楚地记得邓绍昌在临死之前念念不忘邓小平，为了完成邓绍昌的遗愿，她辞掉了长工，舍弃了田产、老屋，拎着包裹，跋山涉水来到重庆，找到了邓小平，并同他们生活在了一起。
夏氏不是邓小平的生母，但邓小平夫妇对夏氏十分尊敬。特别是卓琳，与夏氏婆媳关系融洽，不分你我。邓小平和卓琳去上班，家里和孩子就全交给夏氏照料，所以，孩子们对夏氏的感情也特别深。
邓小平夫妇与夏伯根（左）
就这样，夏氏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操劳。同淡氏一样，她虽没有文化，但深明大义，明理豁达。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她与邓小平全家同甘苦、共患难。
动荡的年代对邓小平全家不离不弃十年动荡里，邓小平多次被“打倒”，夏氏和卓琳也没有幸免，受尽了凌辱。面对那段遭遇，邓小平冷静地对家里人说：“如果对我的处理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还可以保留。如果是敌我矛盾，可以断绝家庭关系。”他不愿意连累老人和孩子。
1967年9月，夏氏和孩子们只用了两个小时收拾东西，搬出中南海。夏氏和五个孩子艰难地生活在一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深情地写道：“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她受尽了屈辱、歧视。但她坚强镇定，不畏艰难，成为我们几个孩子生活的中心。”
1969年10月，首都实行“战备疏散”。邓小平和卓琳、夏氏一起来到江西。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他们被安排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座院子里。在那里，他们共同度过了3年难忘又困难的时光。
每天，邓小平和卓琳在看守人员的看护下，到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做工，接受“劳动改造”。夏氏留在家里洗衣做饭、收拾家务，竭力替邓小平夫妇分担辛劳和忧愁，她还喂养了几只小鸡，种上几畦蔬菜，为小院增添了活泼的气氛和融融的春意。邓小平的长子、被“造反派”迫害致残的邓朴方1971年来到父母身边，生活不能自理，夏氏又多了一份责任，即照顾邓朴方。
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和家人的合影。
在那个特殊的岁月和环境中，夏氏与邓小平夫妇始终同甘共苦、平和乐观、无所畏惧，在邓家遭受迫害的时候，仍能够保持镇定和团结。经过那场动乱，夏氏更赢得了邓家人的敬重和热爱。
1997年2月，邓小平溘然长逝，继母夏伯根得到消息后，不吃不喝也不爱说话。2001年，失去精神支柱的夏伯根老人也与世长辞，享年101岁。
两位母亲，一位教会了他成长，一位教会了他生活。是她们无私慷慨地爱成就了一代伟人——邓小平。
,本文系《祖国》杂志社赵娜据《邓小平实录》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