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乱世，而这其中西晋灭亡到隋统一前的近300年间，再没出现过统一华夏的政权。这段时间不仅政治局势错综复杂、政权林立，而且就连身在其中的皇帝和统治者们也是奇葩辈出、鱼龙混杂。那么，如何理解东晋南北朝这接近300年的乱世呢？
这一时期的主线是：南方政权在无力重新统一华夏的背景下，在士族门阀和正统的自我麻醉之下越走越远；而北方各游牧民族从武力入侵，到不断的探索学习如何统治中原，最终实现成功逆袭一统华夏的目标。
顺着这一主线，将东晋南北朝政权做一个梳理发现，南方政权的时间传承是东晋-刘宋-萧齐-萧梁-陈；北方政权是前十六国（汉、前赵、后赵、前燕、前凉）-前秦-后十六国（后秦、前燕后燕南燕、四凉国、胡夏、代国）-北魏-东魏西魏-北周北齐。
而要彻底理清这个时代，子彧将这一时期分为四个阶段：一、东晋的萎靡和北方十六国的尝试；二、刘宋和北魏的对峙；三、渐行渐远的南朝和重新分裂的北朝；四、浴火重生的北周和奇葩遍地的北齐南陈。
这个阶段，东晋的疆域局限在秦岭淮河以南，少数时候还不具有四川之地。五胡十六国政权除了四川地区的成汉，都地处广大的北方地区，根据前秦的短暂统一可以将他们分为前和后两部分：前秦之前，有前赵、后赵、前燕、西秦、前凉，然后整个北方在4世纪下半叶统一于前秦的麾下；前秦瓦解之后，北方又出现了慕容氏的后燕、南燕和北燕（后燕残余政权）、后秦、胡夏、南凉、北凉、西凉、后凉政权。
十六国是最乱的，因此可以根据地域进行区别，比如基本统一北方地区的是前赵、前秦；陇西西域地区是前凉（全部）、南凉、北凉、西凉、后凉（四个政权各分一点）、还有西秦；东部地区是前燕、后燕、南燕；西部关中一带的是后秦、胡夏等。
这是乱世的第一个阶段，西晋因为八王之乱和各路政治势力的不顾后果的争夺而丧失了统治中原的能力，恰好强大起来的五胡进入汉地，与汉族不断的发生着冲突。社会矛盾尖锐，不断有人冲击着中原的统治秩序，终于酿成了五胡乱华和东晋的衣冠南渡。
衣冠南渡之后，由于西晋皇室的近支几乎不存，世族们拥立了西晋皇室的远支司马睿。新上位的东晋皇室既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也没有强大的军力做后盾，几乎凭借着世族王氏的首倡和江东士族们的拥立而上位。因此，东晋皇室一开始就像是世族们拥立的代理人而已，世族们掌握着政府的实权。因此，整个东晋都贯穿着皇室与世族们争夺政权、世族们相互争权夺利的斗争。所谓北伐只能在各种权力相互妥协的的空隙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其余时候不过是空喊口号而已。
与武力偏弱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东晋政治文化界对于“正统”这一概念的强烈需求。以习凿齿《汉晋春秋》为代表，东晋士大夫们竭尽全力证明自己才是华夏正统政权，而强大的北方政权都不是。为了证明这一问题，习凿齿甚至认为，晋司马氏的正统承自于东汉而不是禅让政权的曹魏。到了东晋后期，对于正统的争论最终演变为无力改变现状的士大夫们的自我麻醉。
而肆掠北方的五胡（匈奴、羯族、氐族、鲜卑、羌族）虽然赶跑了中华正统，虽然已经具备了强大的武力，却没有统治广大农耕地区的经验和文化实力。因此，可以说，他们在实践中尝试着入主中原。
第一个成功尝试的是汉/前赵（匈奴/刘氏）政权和后赵（羯族/石氏）政权，相对于后来入主中原的前秦和北魏，他们的手段更加强大，但政治手段显得稚嫩。在没有成熟的中央政治制度和中央/地方政权构架和军政权力制衡的策略引导之下，皇室成员争相角逐最高权力，地方军阀数不胜数，中国北方陷入混乱是必然的。
在混乱之后，前秦苻坚吸取了相当的教训，他在武力统一中国北方的同时，不断的从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吸取营养，最终形成了前秦以武力统一北方人口和土地、以宽仁的圣王之法融化北方各民族的精神的局面。然而，苻坚太过于急躁，而且没有解决好中央与地方、儒法并用的尺度。前秦政权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北方，却没有时间整合和发展，这样的政权没有什么容错率，最终因淝水之战一战之败而土崩瓦解，北方地区再一次陷入巨大的混乱。
第一阶段，门阀政治绑架下的东晋日渐沉沦，逐渐放弃了统一中原的行动；而北方少数民族做了多次尝试，在血与火中学习着怎么统治这一片广袤的土地。
第二阶段是南朝刘宋和北方北魏的对峙时期。南方的刘宋脱胎于东晋，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北方的北魏在吸收了前赵、前秦的统治经验之后，也在中国北部和蒙古高原南部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新生政权，因此，这两个南北朝时期最强大的政权碰撞在了一起，最终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双方的分界线，从东部的青州北部，沿着黄河以南向西延伸，西部接着秦岭以北为界。长安、洛阳等重镇都在北魏控制之下。
在乱世的第二阶段，因为双方的势均力敌，反而是这200年乱世中相对稳定的一个时代。
东晋的最后20年，后来建立刘宋的刘裕开始成为政权的实际控制人。面对这个被孙恩卢循起义掏空的门阀世族政权，刘裕用了两个方面的策略，让新生的刘宋政权重振旗鼓：
第一个是人才和选举的改革，刘裕“申明旧制，依旧策试”，恢复了孝廉和秀才的策试制度，把东晋士族门阀赖以生存的仕途晋升之权收归中央。同时铁腕打击了一批豪强和门阀，拔擢了一批寒门之子，为盛世打下了人才基础。这一点也体现在军队方面，刘裕以北府军为班底，提拔了一起中下层出身的将领，如王镇恶、朱龄石、檀道济等，这些都成为后来刘宋的中流砥柱。
第二个是土地改革，即著名的“义熙土断”。土断的主要目的是整理户籍、流民入册；丈量土地，划定郡县，流寓并省。这项措施扩大了自耕农的范围，将豪门大族掌握下的人口重新归于政府，因此起到了扩大政府赋税收入同时限制豪族的目的。
通过刘裕严厉的改革，新生的刘宋（东晋后期）政权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东晋历次北伐都没能取得太大的战果，到了刘裕手里，竟然先后灭掉了南燕和后秦，此时的刘宋版图比起大一统，不过缺少了幽并之地和陇西而已。
不过，刘宋最终没有能够重整华夏，反而逐渐衰落下去，因为他的对手是同样强大的北魏。
此时，北方游牧民族对于中原统治方式的探索已经持续了近100年，他们已经不再纯粹是五胡乱华时只懂得武力征服的草原部落了。
北魏在吸收了前赵和前秦统治中原的经验以后，采取了类似“二元”制度的方式统治华夏北部，既不像匈奴刘氏入主时那么原始的统治手段，又避免了前秦因过于理想化的圣王之法。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北魏成功的统一了华夏的北部，还从逐渐衰弱的刘宋手中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和关中一带。
终究，刘宋和北魏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谁也奈何不了谁。
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迎来了他们各自的挑战。
刘宋对于门阀士族的改革并不彻底，逐渐形成了“士族做高官、寒人掌机要”的局面，士族继续腐化而清高、更加的逃避现实，寒门有权力而没有社会地位，心中的不满逐渐积累，最终将南朝社会逼入了畸形的边缘。而畸形的社会不仅灭亡了刘宋，更导致了社会的变质。
北魏的主要挑战是汉化和胡化的矛盾。广袤的华夏北部给北魏提供了强大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烦恼。虽然有100多年的探索，但一不小心还是会越线，孝文帝过度的汉化改革方案迎来了胡化的反扑。
刘宋和北魏分别度过他们的辉煌时代后，南北朝都分别陷入了新一轮的混乱，乱世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这一阶段，南朝刘宋灭亡后，相继由萧齐和萧梁统治，但疆土却向着长江逐渐移动，内部的混乱和战争也越来越频繁。北朝北魏趁着南边衰弱趁机向南扩充疆土，但内部问题为逐渐突出，终于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大约沿着黄河分界），几乎平分北方。
南朝首先混乱了起来，这种混乱不只是政权的更迭和频繁的战争，更多的是人心和精神的混乱，具体表现为社会矛盾尖锐、社会秩序畸形，在畸形的社会形态下，催生出了许多畸形的人格。
简单的举个例子，从南朝刘宋的宋武帝刘骏开始，奇葩皇帝辈出，刘宋皇帝刘子业、刘彧、刘准，南齐皇帝萧昭业、萧宝卷，包括南梁萧衍后期，要么骄奢荒淫，要么残暴狂背。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皇帝，不仅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更显示出了人格方面的精神变态。
而这种畸形人格来源于持续高压的社会矛盾和政局动荡。对外，继刘宋政权的萧齐、萧梁对于统一华夏这一目标越来越没有动力和信心；对内，寒门和士族、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始终没能得到彻底的解决，皇位更迭频繁。
战争的阴云和权力的不安始终笼罩在每一位统治者的心理，而他们在这样的日子中，逐渐走向了心理变态，用暴虐和淫乱来发泄他们的压力。
在内部混乱和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下，梁武帝萧衍试图做出改革的尝试，然而他改革的方向竟然是去除典签制度，加强皇族权力，这无疑走了司马炎的老路子。失望之下的萧衍彻底沉沦于佛教的世界里自我安慰。
于是，南朝不仅土地人口日渐萎缩，而且距离东晋那样的名义上的正统也逐渐难以维系。而华夏的统一，也就距离南朝越来越远了。
北魏的统治也并不轻松。在中国北部的统治虽然相对稳固，但北魏也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北方的军功集团和南方的大族坞堡，让北魏难以应付；关于汉化和胡化，北魏的施政方针一直在摇摆，遍布的佛教石窟和崔浩等汉人重臣的遭遇说明了这种矛盾。
年轻的北魏孝文帝和他的祖母冯太后决心彻底改变这一切。著名的孝文帝改革涉及到北魏军政的方方面面。首先是整顿吏治、实行三长制，均田制度、新的户调制度，完成这一切之后，孝文帝进行声势浩大的迁都，而后，孝文帝改革官制、变语言文化姓氏。
孝文帝改革的结果有两个，第一，彻底完成了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的国家化，从此北方政权的统治制度并不比历代帝国落后；第二，几乎消灭了鲜卑这个民族，包括贵族和文化。
前者标志着北方政权对中原统治方式的探索取得了成功，北方政权从此具备了逐鹿中原的实力和制度基础；而后者则招致了鲜卑贵族的不满，最终导致了他们的的军事反扑。
这场军事反扑导致了北魏数十年的乱世。534-535年，北魏终于彻底灭亡于这些军事贵族的反扑，最终分裂为高氏和宇文氏控制下的东魏和西魏。
南方在不能彻底改革门阀制度的情况下，萧衍改革失败后，南朝已经彻底没有希望。北魏在孝文帝改革后看似国家正规化，却因内部原因而分裂了。华夏再一次陷入了巨大的乱世之中。
时间发展到6世纪中叶，天下陷入了北周、北齐和南梁（南陈）的天下三分的局面。北方政权在孝文帝改革之后，已经具备了制度基础；而南方政权却在东晋的制度框架下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南朝梁在萧衍之世就已经陷入了混乱，接替南梁的陈氏政权已经无法恢复到南梁的疆域，只剩下江南一地苟延残喘，更毋论华夏正统。
而现在，摆在东西魏的掌权者高欢和宇文泰面前的问题是，到底是坚持孝文帝改革的成果还是回到鲜卑化的时代。如果一味的坚持改革后的制度，有可能继续因为不适应而导致鲜卑贵族的继续不满，他们本身也出自于鲜卑军事贵族，那么这样做肯定不行；但如果回到鲜卑化，无疑是社会的倒退。
于是，高欢选择了回到鲜卑化的时代，而宇文泰却选择了表面上恢复鲜卑化（姓氏的鲜卑化）来赢得鲜卑贵族的支持，并尊崇《周礼》（天子六军，也是表面化的工作），但实际上吸收了孝文帝改革的成果并加以强化（租用庸调制和均田制是支撑府兵制的根本）。
北齐缺陷入了制度的消化不良，南朝的社会困境出现在北齐。北齐一朝，从高欢到高洋，再到高演、高湛、高玮，人格分裂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一样的暴虐淫乱，一样的精神病态，活脱脱就是一个刘宋后期的翻版。
这样一来，虽然北齐最初强于北周，但北周却成功的浴火重生。
从只知道武力入侵的前赵、后赵，到不断的探索学习如何统治中原的前秦，到最终的完全国家化的北魏，再到消化改革成果的北周，五胡花了接近300年的时间。
从门阀拥立绑架下的东晋确立了门阀制度，再到意图重振河山的刘宋，再到衰弱的齐梁，南方统治者在畸形的社会形态下逐渐精神扭曲，再到南陈的彻底没落。
而这样的形势下，盛世已然在招手了。在杨坚最终将名义上的鲜卑化姓氏改回汉姓之后，一个全新的帝国出现在华夏版图上。这个脱胎于北周版图的隋帝国，吸收了北魏、北周的改革成果，继承了北魏军事贵族的勇武，最终奠定了盛世的基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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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北史》《宋书》《中国古代史·上》朱绍侯等主编；《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十六国春秋》崔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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