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 的贵妃醉酒，尚小云的失子惊风 程砚秋的 锁灵囊 荀慧生的 红娘。他们的代表剧目很多，有四红 四妃 四剑，“四大名旦”的“四红”、“四剑”、“四妃”。不料，节目在制作过程中，就引出了参与专家们的话头，听来饶有趣味。
著名京剧研究专家刘曾复讲述京剧四大名旦的形成过程。原来，四大名旦的称谓，起源于一次新剧目评选。1927年6月，由日人辻听花主办的北京《顺天时报》举行了一次“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的投票。目的在于“鼓吹新剧、奖励艺员”。这次评选所称名伶，“限定梅兰芳、尚小云、程艳秋、荀慧生、徐碧云五人”，并规定“就各名伶新剧中选举认为最杰作者各一出”。结果在二十二天内，报社收到读者选票14091张。其中：尚小云之《摩登伽女》得票最多，计6628票；其次为程艳秋之《红拂传》，得票张4785张（后重新公布为5986张）；再次为梅兰芳之《太真外传》，得票1774张；第四为徐碧云之《绿珠坠楼》，得票1709张；第五则为荀慧生之《丹青引》，得票1254张。这次选举，掀起了名旦排行热潮，为四大名旦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1931年，刘豁公主编之《戏剧月刊》（上海大东书局发行），发起关于“四大名旦”的撰稿征文，结果以苏少卿、张肖伧、苏老蚕三位剧评家分获一、二、三名。该刊还发表了观众对四大名旦艺术优点诸多项目的统计比较表，对四大名旦在唱腔、嗓音、扮相、身段、新剧等等方面一一加以对比、评判，这是近代戏曲评论对演员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系统比较研究。第二年初，长城唱片公司约请四大名旦联合灌制《四五花洞》唱片，该片共四句“西皮慢板”。梅兰芳唱第一句，尚小云唱第二句，荀慧生唱第三句，程艳秋唱第四句，最后四人合唱“十三咳”。此片当年即风靡一时，流行海内外，“四大名旦”的称号也不胫而走。
在四大名旦早期创排的剧目中，先后涌现出一批在剧名、表演方面有相关之处的戏，但是，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先生指出，是热心观众促成的“四红”、“四剑”、“四妃”，并不是艺术家们的创作时的故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有人将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尚小云的《盗红绡》（即《昆仑剑侠传》）、程砚秋的《红拂传》、荀慧生的《红楼二尤》并称“四红”。至1936年，荀慧生排演《红娘》，一时大为轰动。后有好事者，以《红娘》替代《红楼二尤》，列入“四红”。这样一来，“四红”不仅在剧名上都带一个红字，而且剧中主人公的名字也都带有红字。同时，四个戏的故事都取材于唐人传奇，而在昆腔中又都有同题材剧目，形成了多重巧合。又将《红楼二尤》的另一个剧名《鸳鸯剑》与梅兰芳的《宇宙锋》（《一口剑》）、尚小云的《峨嵋剑》、程砚秋的《青霜剑》合称“四剑”，此外又将梅的《太真外传》杨贵妃、尚的《汉明妃》、程的《梅妃》、荀的《鱼藻宫》（又名《斩戚姬》）合称 “四妃”，传为佳话。
“四红”、“四剑”、“四妃”交织上演了京剧史上如火如荼的一幕，而四大名旦，更是京剧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京昆名票林焘教授作为一个老北大人，在“五四”的发源地——北大，提出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话题：四大名旦产生的时代，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高潮。而这个时候，代表传统文化的京剧，正处在一个被批判、被打倒的地位。像鲁迅，钱玄同他们这些新文化的旗手，都是对京剧采取的极端否定的态度。但是京剧不但没有被否定掉，而且反而在这时候蓬勃发展，产生了四大名旦。他认为这个现象，不但在中国戏曲史上，在中国社会史上，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么强大的力量，可以说是摧枯拉朽，把旧文化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偏偏代表传统文化精华的一部分的京剧，反而能够发展，产生四大名旦。林焘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说明京剧确实是代表中国文化的精髓。虽然这么样的去打倒它，它还是发展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