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追悼志摩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①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蒙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下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天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都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的这么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会死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式，更悲壮的了。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他常说: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们也不知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可是狂风过去之后，我们的天空变惨淡了，变寂寞了，我们才感觉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卷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这十几天里，常有朋友到家里来谈志摩，谈起来常常有人痛哭，在别处痛哭他的，一定还不睡。志摩所以能使朋友之样哀念他，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叶公超先生说:“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陈通伯先生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素，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老，他有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蹭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万仞的高冈， 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 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见你-- ……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 活泼，秀丽，褴褛的衣衫， 他叫声“妈”，眼里亮着爱-- --上帝，他眼里有你-- (《他眼里有你》)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能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已盖了，面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他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和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②，所以民国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长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任公又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沈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忄宅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12年1月2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我还可以说，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 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他承认是失败。他有一首《生活》的诗，诗暗惨的可怕。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安逸，牺牲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失败。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正如易卜生的诗剧Brand里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间处处碰钉子，碰的焦头烂额，失败而死。 然而我们的志摩“在这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我投降了”--他从不曾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怨恨谁。他对我们说:“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猛虎集·自序》)是的，他不曾低头。他仍旧昂起头来做人;他做事，他总是仍旧那样热心，仍旧那样高兴。几年的挫折，失败，苦痛，似乎使他更成熟了，更可爱了。 他在苦痛之中，仍旧继续他的歌唱。他的诗作风也更成熟了。他所谓“初期的汹涌性”固然是没有了，作品也减少了;但是他的意境变深厚了，笔致变淡远了，技术和风格都更进步了。这是读《猛虎集》的人都能感觉到的。 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他说:“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我们一班朋友都替他高兴。他这几年来想用心血浇灌的花树也许是枯萎的了;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别的园地里种出了无数的可爱的小树，开出了无数可爱的鲜花。他自己的歌唱有一个时代是几乎消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他的园地外无数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丽的唱。这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兴。 谁也想不到在这个最有希望的复活时代，他竟丢了我们走了!他的《猛虎集》里有一首咏一只黄鹂的诗，现在重读了，好像他在那里描写他自己的死，和我们对他的死的悲哀: 等候他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他。 但他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雾: 飞来了，不见了，没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真是一片春光，一团火焰，一腔热情。现在难道都完了? 决不--决不--志摩最爱他自己的一首小诗，题目叫做“偶然”，在他的《卞昆冈》剧本里，在那个可爱的孩子阿明临死时，那个瞎子弹着三弦，唱着这首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朋友们，志摩是走了，但他投的影子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他放的光亮也会永远在人间，他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说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忘不了和我们在那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二十年，十二月，三夜(同时在北平《晨学园》发表) ①本文选自《新月》4卷1期。胡适曾与徐志摩一起创办过《现代评论》周刊、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两人有着浓厚的情谊。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所乘飞机失事遇难，12月3日，胡适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这篇追悼文章。②梁任公先生: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 原文1931年12月3日发表于《新月》4卷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