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乃多对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呈现为六个方面：
其一，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东升西降”，“东西矛盾”由过去的“西强东弱、西主东从”转向如今的“东西平视”，这堪称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持续走强，其人口规模、地理版图、资源潜力均全球领先，中国倡议的“亚洲文明对话”助推东方文明复兴。IMF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衡量，2019年亚洲GDP的全球占比为34%，而美国与欧盟合计占比为31%；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63%，美国为11%，欧元区仅为4%。“世界经济论坛”载文指人类已迎来“亚洲世纪”。世界史学界公认西方自16世纪（1500年）起开始赶超东方并领先全球。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欧盟等各大力量纷纷对亚洲加大投入，致使亚太乃至“印太”地缘角逐持续升温。
其二，国际体系主导权“南升北降”，“南北矛盾”由过去的“北强南弱、北主南从”转向“南北对等”。世界力量对比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难以逆转，老牌与新兴大国综合实力此消彼长仍是大势所趋。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虽面临困难、但仍总体前进，以中印等“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走势虽有分化，但仍群体性崛起。与此同时，老牌发达国家政治与社会困境加剧，美国阶层与族群矛盾凸显、政党对立、社会撕裂，欧盟离心力增大，日本老龄化严重，西方七国集团（G7）影响式微，体现新老大国共治和“南北共治”的二十国集团（G20）影响增大。
其三，国际关系行为体“非（国家）升国（家）降”，这堪称近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行为体从主权国家“一统天下”，朝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的方向转变，全球治理尤其如此。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影响上升，高科技公司富可敌国、能量惊人。当代国际体系源自1648年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国家从此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故当今“非升国降”可谓近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其四，世界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的动能“新旧转换、新陈代谢”。新科技与新工业革命持续发力，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量子计算、无人化等日新月异，跨界融合、质变突破、叠加飞跃势头迅猛，其在更加方便与造福民生的同时，也蕴含人员失业、安全失控、伦理失序的风险，人类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面临颠覆性挑战，大国高科技竞争更是空前激烈。
其五，中西互动趋于“平起平坐”，“中西矛盾”与力量对比由过去的“西强中弱”“西攻中守”转向如今的“中西互有攻守”，这堪称一百年和近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稳健迈向民族复兴的中国并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最大变量”，因为中国的崛起及其建设性正能量是确定的，中国实乃大变局的主要“推手”，也是大变局的最大亮点。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其导火索是西方列强达成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凡尔赛条约》，中西方关系从当年中国任人宰割到今天“平起平坐”，可谓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如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起算，中西方从过去的“西强中弱”，及至1949年中国“站起来”，发展到今天中国正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中西方实力对比渐趋均衡，这又可谓近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其六，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与美国单边主义共同作用，令全球治理供给严重不足，“治理赤字”明显增大，“供求矛盾”凸显。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当前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泛滥成灾，鼓吹“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更是大开倒车，对外大搞保护主义，使得1945年二战结束后所确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与多边主义，以及冷战后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都面临“逆全球化”的严峻挑战，这也堪称战后和冷战后未有之大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