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与当时动荡的大环境有关。太平天国爆发前夕，中国社会正发生空前未有的大变化。一方面，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入侵，清政府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极尽妥协。这些屈辱的疼痛和天价赔款，最终是要转嫁到普通老百姓的身上。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延续以往的传统，贪婪无厌地进行积累财富，土地兼并现象极为严重，相伴而生的高利贷也让百姓吃尽苦头。受以上影响，整个中国从南到北，从城市到农村，都开始动荡起来。此时的中国就如一个火药桶，一旦遇到星星之火，不仅会燎原，还有可能发生爆炸。毫无疑问，太平天国就是星星之火，一旦燃烧，就可以团结数以百万计的流民。
其次，太平天国具有相对广泛的宗教基础。这种宗教就是拜上帝教。早在金田起义前，拜上帝教在两广和湖南地区发展迅速，教徒众多。起义后，拜上帝教已然成为国教，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拉拢人心、聚合队伍、管理军队的有效手段。拜上帝教也由单纯的宗教团去，演变成政治军事组织。
最后，太平天国早期，目标明确，内部团结。无论是洪秀全，还是杨秀清等诸王之间，大家总体目标一致，绝少有争权夺利之心。当然，当时外在形势也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这是都是一个初生力量必需的品质。
首先在于无地流民（或破产农民）的增加。
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经济危机”的结果：得益于康雍乾三朝的和平与繁荣，帝国辖境内的人口出现了指数级的增长；而与此同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社会结构并没有大的改进，耕地面积也并未有明显增长，从而在经济层面上出现了“内卷化”倾向；这一差异导致了人均耕地面积的急剧下降，这又同时意味着农民负担的日益加重，从而使得部分难以维持生计的农民出售土地成为佃户或流民。
另一方面，四五十年代横贯全国的自然灾害（如1849年的广西省饥荒、长江沿岸四省的水灾等）进一步助长了流民的增加与民怨的堆积。在传统熟人社会中的农民因受到家族伦理和乡村“习惯法”的约束，是不易出现过激行为的；而一旦农民成为流动漂泊的无业人口，便自然成为传统社会的某种不稳定因素，同时也易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人员的来源。
其次，长期以来鸦片的输入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出，铜银比价亦随之改变。而鸦片战争以中国的战败告终，其所订立的《南京条约》奠定了中国部分地区的开放格局，而未对鸦片贸易做限制性规定。
这场因鸦片而起的战争实际上给予了鸦片贸易以某种合法性，从而使得鸦片输入在四五十年代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沿海地区自然经济随着洋货的涌入而受到打击，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不满情绪。这些受到负面影响的人易成为太平军的来源。
再者，清政府防备不力为天平军前期的迅猛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外部条件。
清王朝赖以建立的八旗军在清中期已基本腐化，以至于难以平定三藩之乱。而康熙时期为平定叛乱立下汗马功劳的绿营军至清末业已丧失斗志，并在白莲教民变中被进一步削弱。继绿营军成为清政府仰仗对象的团练则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地域性，同时亦有民团加入太平军，反而壮大了太平军的势力。
此外，太平军打出的“拜上帝教”旗帜亦对太平军前期的发展有所助益。拜上帝教的宗教属性，首先得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大量皈依基督教的部分客家人的支持。
与此同时，拜上帝教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其被改造过的内容（如上帝附体、天王崇拜等）与中国民间宗教的一些特点相似，其崇尚的“人间天国”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偶合，使得太平军容易被普通百姓所接受，而宗教组织所具有的严密的控制性（组织上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对太平军的迅猛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