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下二方面体现：
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
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
司马迁继承发扬了孔子作《春秋》寄寓褒贬的精神，以他自己评判历史的尺度辨别是非、扬善抑恶，体现出可贵的“实录”精神，使得《史记》具有极为丰厚的思想内涵，并由此开启了写真人真事的传记文学。
《史记》的思想内容具体表现在：
（1)对历史发展进程及历史事件的客观评价上。司马迁力图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不把传主抽象化或简单化，也不为某些不实传闻所蔽。
（2)对历史上明君贤臣、忠臣良将的赞颂上，颂所当颂，无虚夸溢美之词。
（3)不为王者讳、不为尊者讳上。司马迁继承了古代“良史”的优秀传统，善恶必书。孔子担心受到统治者的加害，故《春秋》记事详远而略近；司马迁《史记》则“言秦、汉详矣”，对于汉朝君臣的恶行败德毫不避讳。
（4)对儒学末流的讥讽、批判上。一些儒者表面上尊奉孔子，宣扬仁义道德，实际上却趋炎附势，对统治者阿谀奉承，只考虑一己之私利。
《史记》的“实录”精神为后代某些统治者所切齿，东汉明帝指责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王允甚至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