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能够出人头地的都是人杰。一般来说，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刘备占人和。
刘备虽然打个皇叔的旗号，可是他那皇叔在大家的眼中不值一提。他也没有什么家族和官方的背景，实际上就是和黄巾军一样的起义军，只是洗白了而已。
刘备心里深知这一点，他也在寻求各种方法去改变这一方面的短板。
刘备在少年时代就去进修学习，虽然没有得到老师的称赞，但找到了他第一批朋友。一起同过窗的公孙瓒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贵人。公孙瓒后来给刘备资助兵马，扶助刘备起兵。
在刘备招兵买马之际，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关羽张飞，这些和他一起扛过枪的弟兄，成为他事业上的有力帮手。
最后他交接客商，靠联姻等手段收罗了一批象糜竺，简雍这样的人才。依靠这些人才，他组成了自己的班底。
可是，刘备身上的草根性，使得公侯世族对他敬而远之。这使得刘备虽然得到民心，可由于得不到垄断治国知识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可，刘备得不到有治国才干的谋士。
对于袁绍，曹操，孙权不说，连张绣吕布都不如。刘备因此被赶出了北方，在荆州苟延残喘。
在荆州，刘备遇到了诸葛亮，这才如鱼得水，打开了治国的大门。以诸葛亮为中心的荆州人才群，充实了刘备的智囊团，为刘备三分天下，打下了基础。
我们从刘备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刘备自幼胸怀大志，虽然史书没有明言，刘备的偶像其实是刘秀。他以刘秀为榜样，想建功立业。
因此，在刘备身上，到处都洋溢着刘秀的风采。善待百姓，优抚部下，思贤若渴，推心置腹。
因此，刘备因刘秀发源于荆州，对这块土地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情。也确实如此，荆州使得刘备能够重振旗鼓，再创辉煌。
看刘备，只要看刘秀就行了。刘秀就是依靠人和得到天下，刘备也是依样而学。可惜，刘备遇上曹操孙权这样的对手，时事境迁，最后只做到三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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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即汉昭烈帝（221年—223年在位），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史家称他为蜀汉先主。
刘备少年时拜卢植为师，早年颠沛流离，投靠过多个诸侯；曾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先后率军救援北海相孔融、徐州牧陶谦等。陶谦病亡后，将徐州让与刘备；赤壁之战时，刘备与孙权联盟击败曹操，趁势夺取荆州、益州；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
刘备从早年开始就熟悉战阵，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法：集中少量精锐骑兵或步兵，从合适的角度直接冲击对方主帅所在的本阵；或者撕开缺口斩杀对方主帅，或者对对方主帅造成心理上的恐慌；然后大军并进，合力收官。 这似乎是很简单的擒贼擒王的道理。但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在世界范围内，这并不是常见的骑兵战法。在同时期的地中海世界、稍后的阿拉伯世界来说，这样的行为都过于冒险了。我们之后用具体的例子说明。
第二，尽管这种战法对很多人来说过于冒险，对于后汉的北方边境武人来说，却是一种他们最习惯的战法。换而言之，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谋略。在二到四世纪的中国，北方边境的武人开始较大规模的进入中原的战事，这是他们的军事文化中的一部分，而刘备只是其中的一个个案。董卓、马超的西凉军团，吕布、张辽、徐晃的河东军团，本身就已经习惯边境的骑马厮杀，在面对中原战斗力较弱的军团的时候，直接冲击对方本阵成为他们最基本的策略。
这种战术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冲击部队的战斗力，一旦能掌握一支精悍的先锋部队，那么，这种战术运用很容易复制。如《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於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 曹操把统帅河东军的张辽与关羽编为一队，就组织起了一支强有力的先锋部队。请注意：这支部队的作战思路并不是侧翼迂回等骑兵战法，而是直接以对方主将为目标的斩首行动。也许比较阅读更能看出其中的区别，唐代《汝州刺史陈公墓志铭》有： 寇军大至，公以马步军五百当强寇万人，立为奇兵，橫击其右，凶党退却，数月不前。
这是一场九世纪初的战斗，已经是官渡六百年之后的事情了。陈公陈利贞统帅的是幽州军，和张辽、关羽的河东军一样，都是河朔的劲旅。陈利贞精选了骑步五百人，实践的是典型的侧翼冲击的战法。对方右翼被打乱，无法维系战阵，选择主动退却。当然，本阵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总体而言，这在中古中国是更加常见的精锐突击战法。即使没有精锐的骑兵，也可以组织小股步兵精锐，伏击地方侧翼，迫使敌退却，然后再加以掩杀。隋末的李密就非常熟稔这种战法。这似乎更符合我们想象中的“奇兵”。
恰恰在三世纪，武人们崇尚一种更加的突击方式，以对方本阵为目标。或者一战成名，或者身死人手。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英勇或鲁莽，而是一种文化的趋势。 这里有趣的是颜良。他全然没有像下文中的孙权那样仓皇撤退，他的死对于后来三国故事的听众来说也很奇怪，所以《三国演义》炮制出了赤兔马快的桥段。很有可能，颜良作为袁绍手下的河北精锐，也受同一种军事文化的润泽。既然曹军起精锐突击，颜良作为袁军精锐，自然要与之对攻。有可能，白马之战，并不是曹操的精湛部署，只是同一种军事文化下两军精锐的惨烈血拼。
曹操在获得了张辽、关羽之后，如法炮制了张、关历来的战法，而张辽自己就得心应手，如《三国志·魏书·张辽传》： 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衆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 基本作战思路与当年斩杀颜良时的部署是一样的。以少量精锐部队突击对方本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张辽在本地招募敢死之士，这些士兵是以必死的心态投入战阵的；但张辽根本不觉得这是一场九死一生的冲击。这固然有传记渲染的因素，但也可以发现，这样的冲击对河东的武人（张辽）来说也许是常态，而对于江淮的勇士来说则过于冒险了。孙权方缺少准备，而初涉战阵的孙权本人无疑被吓到了。于是无论是实际的战线，还是主帅的信心都呈现出崩溃的态势——让我们想起幽州城下的宋太宗。这里的关键是：我们不能将这种战术运用简单的归诸于曹操的谋略值或张辽的智力。
刘备对此也再熟悉不过了。刘备在逐鹿中原的时代，就取得过不少战术上的胜利。显然，在这些时候，刘备熟练地运用着这基本的战法，而他确实有资本这样做。《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时先主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既到，谦以丹杨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归谦。
幽州本来就是精兵之地，乌丸、杂胡的骑兵更具有极强的冲击力——五百多年后安禄山就可以借助这样的部队横扫中原。丹阳兵无论实际战绩如何，也富有精兵之名。刘备有这些精锐部队，他展开的战法应该与吕布、张辽、关羽等相若。因此，和吕布军一样对曹操军团构成了实质威胁。有趣的是，裴松之注引《英雄记》有： 布见备，甚敬之，谓备曰：我与卿同边地人也…… 这是《三国志》中我最喜欢的一条史料。吕布、刘备本来都出自北边——在唐代，则都属于河朔。超越于后世文学中截然不同的形象，吕布、刘备二人在背景上有相当的共性，于是相逢之处，才有了这样套近乎的空间。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曹植《白马篇》中，所谓“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实际上是吕布（并州）、刘备（幽州）背后武人群体的速写。而裴潜说刘备“使居中国，能乱人而不能为治也。若乘间守险，足以为一方主。”其实也是强调这些人的来自华夏边缘，不能统治中原，却可以在边缘地区自立。 曹操对于刘备军团的恐惧和担忧，其实也是对于整个幽并游侠军团的担忧——单独将刘备捧为英雄只是当时人物臧否语境下的恭维。这种恐惧背后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对阵北方军团时，很难抵挡住其精锐部队的突击，由此，主帅就有阵前被斩杀的危险。遗憾的是，因为史料的局限，我们并不熟悉刘备早年转战中原时的细节，但许多后来的许多战役，可以让我们体会曹操的担心。
如《三国志·蜀书·张飞传》： 飞率精卒万余人，从他道邀郃军交战，山道迮狭，前后不得相救，飞遂破郃。 基本思路和以上关羽、张辽如出一辙：集中一支精锐部队，突击对方本阵。这里的变化是，张飞选择了在狭窄的山道作战，张郃只能选择迎战。狭路相逢，事实上使这一战法更加简单，当然也就更加惨烈。一旦战力不济，也就步颜良后尘的。这样的行为并不能归为张飞个人的冒险，事实上也是其背后军事文化的体现——《白马篇》所谓“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再后来汉中破夏侯渊也是一样的，《三国志·蜀书·黄忠传》： 于汉中定军山击夏侯渊。渊众甚精，忠推锋必进，劝率士卒，金鼓振天，欢声动谷，一战斩渊，渊军大败。迁征西将军。 这里没有演义中的诸如以逸待劳的谋略，实际战法异常粗暴。夏侯渊军很精锐，那好，我集中一支更加凝练的部队，鼓舞他们的士气，直接冲击夏侯渊的本阵。这显然是关羽、张辽、张飞战法的再现。甚至在细节上，相比张辽“大呼自名”，黄忠军“金鼓振天，欢声动谷”。可见气势上压制敌人也是这一战法的一个环节。关张在当时就有万人敌之名，也是和战法联系在一起的。
至此我们介绍了后汉时代广泛实践的一种战法。当然，我们对这种战法的认识还非常有限，尤其还经过了当时史家笔法的过滤——我们永远不能排除一种令人绝望的可能，当时的史家习惯把战斗写成那个样子。 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乃至《三十六计》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错误的刻板印象，仿佛中国古代的战阵中到处都是精湛而复杂的谋略——相形之下，希腊、罗马乃至阿拉伯虽然不乏优秀的阵法，谋略则非常粗糙。事实恐怕不是这样的。三世纪甚至一直到十世纪，北方边缘地带的武人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南下中原，他们的基本战法简洁、明快，给中原步兵军队带来了空前的挑战。
现在我们来讨论刘备军——也即北方“边地”军——战法的局限。首先他需要本军确实具有一支战力突出的精锐部队。如果这支部队战斗力有限，用它来突击对方本阵简直就是自取灭亡。换而言之，关张是这种军事文化下的佼佼者、幸运儿——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风险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主帅而言，如何防止对方突击则是一个根本问题。曹操对马超之战是一个经典战例。裴松之注引《魏书》有： 议者多言“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以当也”。公谓诸将曰：“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耳。” 这些议论的人意识到了关西军精锐如果发起冲击，必须要有先锋部队可以形成对攻。曹操有长期与吕布、刘备周旋的经验。他知道这是没游戏唱的，如果组织精锐进行对攻，结果是精锐惨败，本阵堪忧。所以他的实际做法是“坚壁勿与战”，翻译一下就是……“别和他们打，我们打不过的”。
这就涉及到这一战法的第二个局限，即地形与地利。如果对方已经形成坚壁，甚至像孙权一样“以长戟自守”，那么对地方本阵就无法再进行冲击了。夷陵之战，陆逊对阵刘备的基本思路是一样的，利用三峡一带错综复杂的地形，坚守不出。刘备失去关羽、张飞，实际也未出动赵云、魏延等悍将，实际上无法组织起局部的突击——所谓关张无命欲何如。受限于三峡一带的地形，以及本军精锐的乏力，刘备实质上无法构想出合适的战法。他率领一支游侠组成的军团，以突击对方本阵为核心战法。固然可以打出一些变化（如击破夏侯惇之战），但核心战斗力比较单一。随着游侠军团因年迈与故去渐次瓦解，当年的战术无法再现，也就只能陷入僵局。或许，他在出征前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战前展开了全面的军事动员，求助于兵数上的优势。但就此，我们一无所知。
此外，应对这一战法还可以采取广设疑兵、诱敌深入的策略。前者即避免暴露己方主力，后者则吸引对方突击部队进入已经设下的埋伏圈，在消耗其体力士气之后迫使其撤退。裴松之注引《魏书》说： 布疑有伏，乃相谓曰：“曹操多谲，勿入伏中。”引军屯南十馀里。明日复来，太祖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布益进，乃令轻兵挑战，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骑并进，大破之，获其鼓车，追至其营而还。 史书的写法充满了对曹操的褒美。实际的情况可能是，曹操面对吕布的突击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只能将主力隐藏在吕布不能够到的地方，从而避开吕布的精锐。甚至，伪装一些主力所在的地方，诱使吕布扑空。
这固然是优秀的谋略，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无奈的做法。敌方可以对我军心脏发起高强度的突击，我军并不能抵挡，只能设计其他的方法化解。常年面对北方边地军团使得曹操有了“多谲”的名声。而这一时期，疑兵和埋伏之所以重要，或许也是因为主要战法的缘故。要之，我并不是要说后汉时期并没有战术意义上的谋略或策略，而是说这些计策必须要在当时军事文化的背景下才能理解。 脱离了这一背景，其实就是意淫的做法。事实上，到了宋代，文人开始广泛地率领部队。此时他们也面临北方的精锐骑兵。在这些时候，他们开始重新挖掘中古的军事遗产，认为一些谋略也许是克制骑兵的手段。而在民间文化中，各种精巧的计策也甚嚣尘上，也就有了演义中左一计策右一计策的曹操诸葛亮了。
我们从军事文化的角度对个人的谋略或军事能力提出了再认识。我主张，尽管董卓、吕布、刘备、张辽，所属势力不同，后世形象各异，但他们属于同一种北方边缘的文化。我们经常把永嘉之乱、六镇兵变和安史之乱放在一起，作为中古的大变故。抛开种族与暴力的问题，就其中北方边缘地带的人口较大规模进入中原而言，东汉末是其先导。从对羌战争到镇压黄巾之乱，北方的边地人首先作为雇佣军人加入了汉军的战斗序列，然后又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开始逐鹿中原。这与罗马帝国后期相类似，作为辅助的蛮族军团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近来罗马史的学者也强调，所谓蛮族入侵是不存在的，五世纪只是作为雇佣军的蛮族军团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