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禹锡创作《竹枝》的原因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非常喜爱当地的民歌《竹枝》,他受到屈原作《九歌》的启发,决定采用当地民歌的曲谱,制成新的《竹枝词》,以描绘当地的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这种创作过程体现了他对民间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同时也继承了屈原的诗歌传统。其次,刘禹锡在政治上遭受贬谪后,创作了《竹枝词》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和幽怨之情。他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在政治上受挫和无辜被贬的无限感慨,这种情感也是他创作《竹枝词》的重要动力。因此,刘禹锡创作《竹枝词》既是为了表达对民间文化的热爱和尊重,也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
竹枝词,是一种诗体。这是由古代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过来的。(主要是四川乃熊猫之故乡,竹子甚多)民歌中的《竹枝》,流传年代古老,白居易诗中有:“幽咽新芦管,凄凉古竹枝”。从民歌演化为文人诗体,一般认为是从唐代刘禹锡开始的。刘于长庆二年(八八二年)任夔州刺吏时,这年春正月来到建平(今巫山县)见到民间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边唱边舞,以「曲多为贤」。带有赛歌的性质。他由此受到启发,就仿效屈原作「九歌」的方式,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实际是为当时民间的竹枝词歌舞作的新词。他的新词具有鲜明的民间歌谣格调,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所以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当时的白居易、李涉以及其后的皇甫松、孙光宪等都写过竹枝词。
刘禹锡把民歌变成文人的诗体,对后代影响很大。宋代黄庭坚称赞刘的竹枝词说:「刘梦得竹枝歌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苏轼也很赞赏,当黄庭坚向苏吟读刘禹锡九首中的第一首,即:「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苏轼叹道:“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见黄庭坚《跋刘梦得竹枝词》)。宋代不少文人写竹枝词,除苏轼、黄庭坚外、还有苏辙、杨万里、范成大、汪元量等,都有成名之作。
刘禹锡竹枝词在民间流传很广,一直到宋代还在传唱。据邵伯《闻见后录》记载:“夔州营妓为喻迪孺扣铜盘,歌刘尚书竹枝词九解,尚有当时含思宛转之艳”。又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说“余当夜行苕溪,闻舟人唱渔歌,歌中有此后两句,余皆杂俚语,岂非梦得之词自巴逾传至此乎?” 苕溪在浙江流入太湖,渔歌中的后两句,指刘禹锡词中“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