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人如其名，个性锋芒毕露，自由不羁。司马光与苏轼是政敌，在王安石辞官以后，司马光重掌大权，将苏轼召回京城。
这时司马光将新法尽废，苏轼却提出异议，认为王安石的一些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新法不该被废，此事激怒了司马光，又将苏轼流放到蛮地。
“元祐党人案”是北宋末年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其卷入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北宋历史上实属罕见。这起激烈的党争加剧了北宋政局的动荡，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元祐党争，是一起纯以政见不同而论争不已的党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有一无二的。其导火索就是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运动。
元祐党争中的苏轼
王安石变法由于其中的不足之处很多，所以一开始就受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变法失败后，司马光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全面罢废新法，变法派官员先后被逐出朝廷，史称"元祐更化"。但是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中，却存在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和以刘挚为首的朔党等派别。他们政见的分歧后来演变为党派之争。
程颐 、司马光和苏轼都主张革新时弊，但革新的方式各不相同。他们不赞同王安石激进的革新方式，但彼此间的政见也是不相同的。
以程颐为代表的洛党认为得贤才、正人心，是实现王治理想的根本。他们认为王安石变法重法令不重人才，只要符合变法的要求，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启用。这种无论品行的用人方式，招来了程颐的强烈不满 。所以“洛派”本身并不反对革新，只是在用人方面与新党看法不同。
刘挚为首的”朔党“不主张进行大的变革，他们主张对社会进行逐步改良，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也就是说，针对社会上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解决，而没有必要进行全方位的改变，是一种社会改良的思想。
苏轼为代表的“蜀派”，其实并没有鲜明的政治思想，因而最为变化不定。王安石颁布免役法时，苏轼不赞同；司马光上台后恢复差役，苏轼同样不赞同。而这种摇摆不定的政治立场，也让苏轼吃尽了苦头。
元祐初年，苏轼始终处于政争旋涡中，不得不多次自请外放。元祐元年十一月，程派左司谏朱光庭就学士院考试题攻击苏轼，说苏轼出的题目是“借而喻今，乃是王莽、曹操等篡国之难易，缙绅见之，莫不惊骇。”
元祐四年，监察御史王彭年又攻击苏轼“多以汉、唐人君杀戮臣下，及大臣不奉法令，欲以擅行诛斩小臣等事上进，怀挟私意，妄论政事。”
这些攻击无都是指向苏轼对先皇不忠，抓住苏轼的历史问题做文章，指出苏轼政治上的不可靠。这些人利用强大的舆论轮番进攻，苏轼成为众矢之的，四面受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