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至新莽时的刻石，屈指可数。其中篆书刻石有:
《群臣上醉刻石》[西汉后元六年(前158)]。道光年间发现于河北永年县。
《鲁灵光殿址刻石》l西汉中元元年(前149)], 1941年于山东曲阜城东北汉代兽灵光殿遗址出土。
《瞿去病墓左司空刻石》(西汉武帝中期)。1957年发现于茂陵霍去病墓石兽雕刻上。
《甘泉山刻石》，又名《广陵中殿石题记》(西汉武帝至宣帝时期)。清嘉庆十一年阮元在江苏扬州甘泉山发现。
《九龙山封门刻石》(西汉中晚期)。1970年出土于山东曲阜县九龙山，现藏曲阜碑林。
《居摄两坟坛刻石》〔西汉居摄二年(7)」。最早记载于宋赵明诚《金石录》。
现藏曲阜碑林。
《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题记》〔新莽天凤五年(18)], 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唐河县，现藏南阳市博物馆。
上述这些篆书刻石大多粗糙、简率。书风已不同程度地受到隶变大潮的浸染，与秦代小篆刻石的精密、规整形成鲜明的对照。新莽时的《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题记》由九处刻石组成，字数多达八十四字，为这一时期篆书刻石之冠，与其他简率刻石的不同之处是，屈曲盘绕，具装饰之美，与印章和署书使用的缪篆为同一系统(图33), 1973年出土于甘肃省居延肩水金关遗址的《张掖都尉菜信》(西汉末至新莽时期)，195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县磨嘴子汉墓的《枢铭》三种(新莽至东汉初期)，虽是书写于织布上的墨书，但与《孺久墓题记》书风相似，笔画屈曲抖动，有虫书笔意。“菜信”一称“蟠信”，“枢铭”又称“族铭”，与幅信均有符证之性质。《说文解字·叙》记有新莽六书，云:鸟虫书“所以书蟠信也”。因此鸟虫书也罢，署书也罢，都可看成是当时的装饰文字。上述这几件作品可为代表。
西汉的隶书刻石亦所见不多，如:
《霍去病墓霍臣孟文字刻石》[西汉武帝中期，霍去病卒于元狩六年(前117))。此刻石铭文与同墓镇墓石兽浑然一体，风格雄健古朴，气格博大。
《五风二年刻石》一名《鲁孝王淬池刻石》【汉宜帝五凤二年(前56) ]。金明昌二年(1191)因修理孔庙，于鲁灵光殿址钓鱼池石块上发现。其为西汉刻石中艺术价值较高者，布局自然，略见汉简笔意。现藏曲阜孔庙东房碑石陈列馆。
《巴州民杨量买山地记》〔西汉地节二年(前68)]。相传于道光年间在四川发现。石毁于咸丰十年(1860),
《鹿孝禹刻石》[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清同治九年(1870)于山东费城平邑镇出土，现藏山东省博物馆。此刻石与西汉其他隶书刻石不同，已见清晰的波挑笔意，然刻工不精。
以上这些西汉的隶书刻石虽形构已脱去篆书遗意而完全隶化，但大多波碟不明，刻工在雕刻时仍沿用着篆书时代的刀法，这在同时代的金文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这种雕刻方法，一直延续到新莽时代及东汉初期。如:
《莱子侯刻石》[新莽天凤三年(16)]。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王仲磊发现于山东邹县卧虎山下，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杨守敬评日:“苍劲简质。”。此刻石用刀犀利，结字方峻，颇类汉代金文风采。
《三老讳字忌日记》(东汉早期)。清咸丰二年(1852)于浙江徐姚县客星山下出土，石在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后数年立，现藏杭州孤山西怜印社。此刻石无明显波碟。顾燮光评日:“书体浑穆，如锥画沙。”
《郎君开通褒斜道刻石》【东汉永平六年(63)]。石原在陕西褒城县(今勉县)北石门中，为摩崖刻石。现石移至汉中博物馆。杨守敬评曰:“按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
百代而下，无从摹拟，此之谓神品。”“，
《大吉买山地记》[东汉建初元年(76)],摩崖刻石.每字字径为16一17厘米，最大者为23厘米，是汉代字迹最大的刻石。清道光三年(1823)于浙江会稽跳山(又名乌石山)发现。此刻石章法茂密，方中寓圆，笔画厚重而古拙.与瘦劲的《莱子侯刻石》《褒斜道刻石》异趣。
《侍廷里父老0买田约束石券》[东汉建初二年(77)], 1973年出土于河南省堰师县，现藏县文物管理所。石面为未经研磨的自然平面，铭文多达213字，为东汉初期罕见之长文。此刻结字重心较低，朴实无华，虽于刀刻中可见分书的波挑笔法，但是沉厚不扬，隶意尚不明显。
不难发现上述西汉至东汉初期的隶书碑刻，与以后精美的东汉隶书碑刻相比较，均具有“原始美”的特征，这便是被人们称之为古拙、浑穆的原因。从现有资料可知，以《马王堆帛书》为典型的汉初古隶，因其保留了大量的篆书形构，而具有非篆非隶的审美特征。而古隶最迟于武帝时期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成熟的汉隶—分书，因此我们得出的判断是，上述武帝时期以后的西汉隶书刻石，从书体上说并不属于古隶.清代人评述它们兼有篆书的遗意，或将它们称为古隶，完全不是因为它们是否还具有篆书形构，而是在对古隶的原貌弄不清的情况下，凭借一种原始美的感觉来判断的。这种感觉正来自于当时的刻工还沿用了旧的篆书雕刻方法，清代魏锡曾对《三老忌日碑》的刻法作过认真的研究.说:“三老椎凿而成，锋从中下，不似他碑双刀，故每作一画，石肤折裂如松皮。”可见当时的多数刻工还无法在雕刻中再现隶书已成熟起来的笔法，因此也可以看到刻石铭辞的风气至东汉初期尚未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