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法，“情”是世界存在的本源动力，“理”是宇宙自然终极的律则，“法”是人类为了尽“情”适“理”，而安排出来的人间/社会秩序。情是最重要的。
情理法在中西方的人际关系互动和社会秩序整合中，其作用显然是有所不同的。在中国是情为基础，理为本，法为末。在西方则是理为本、法为用、情为末。理性主义与法治主义是西方文化的特征，而情理主义与德治或人治主义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因为“天理无非人情”，“王法本乎人情”。普遍精神服从于特殊私情，法制精神让位于人伦情理。儒学与中国文化的这种情理精神的文化与社会影响体现为：它使中国人的人格、思维与行为方式具有中庸之道和中庸之德、风格和境界。在人际互动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某种人情法则的文化规则，使我国成为人情超级大国。使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秩序建立在人治的基础上而非法治的基础上。基于传统社会的情理精神与现代理性精神是相冲突的，建立在情理精神基础上的人治传统更可能对现代社会的法治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
情理法是不同的社会规范，它们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执法工作中注重情理法关系的协调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文论述了情理法关系相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执法工作如何协调情理法关系进行了探索。近年来，人们越来越达成这样的共识：法律不是万能的；司法实务中不能机械执法；应当讲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等。说明在法治社会，执法者也需要对法外资源引起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