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年间是盛唐诗风向中唐诗风演变的过渡期。大历诗风指的是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诗人的共同创作风貌。这些诗人的大多数，青少年时期是在开元太平盛世度过的，受过盛唐文化的熏陶，可由安史之乱引发的近十年的空前战乱，使他们的心理状态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批诗人的生活由开元盛世转向安史之乱的后的惨痛，失去了盛唐诗人的昂扬精神风貌。他们的诗不再有李白那种非凡的自信和磅礴的气势，也没有杜甫那种反映战乱社会现实的激愤和深广情怀，而是通过描写自然山水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孤寂来表现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他们的诗歌幽隽、闲雅，重清丽的韵致，大量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孤独寂寞的冷落心理，追求清雅高逸的情调。这使诗歌创作由雄浑的风骨气概转向淡远的情致，转向细致省净的意象创造，以表现宁静淡泊的生活情趣，虽有风味而气骨顿衰。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标志，它像一股突起的凛烈寒风，霎时就把人们刮进了万木凋零的萧瑟秋季，在士人心里投下了浓云密布的巨大阴影。在此之前，生活于和平环境中的士人，存有强烈的由文事立致卿相的功名愿望。可战争爆发后，武将有了用武之地，而文士被排挤到社会边缘，再也看不到锦绣前程了。追忆往昔，恍如隔世，目睹现实，颇多生不逢时之感，热切的仕进欲望为消极避世的隐逸情怀所取代，诗中颇多无奈的叹息和冷落寂寞的情调。战乱毁掉了这代士人青年时期意气风发的生活，带来希望幻灭的黯淡现实。盛唐那种昂扬奋发的精神、乐观情绪和慷慨气势，已成为遥远而不绝如缕的馀响；而平心静气的孤寂、冷漠和散淡，弥漫于整个诗坛。
这一时期，在创作中以抒写冷漠寂寥情怀为主的诗人，便是“大历十才子”。唐大历间经济一度回升、繁荣，政治上出现了短时的升平气象，其时文坛活跃着一群诗人。《新唐书˙卢纶传》：“纶与吉中浮、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大历十才子的主要创作倾向和诗风相近。他们不再像前辈盛唐诗人那样充满兼济理想，真正的兴趣也不在政事，而是集情趣于山水，寄心绪于景物。除了应酬唱和之作外，他们的诗主要写日常生活细事、自然风物和羁旅愁思，抒发寂寞清冷的孤独情怀，表现超然世外的隐逸风调。皎然《诗式》：“大历中词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之丧，正在于此。”艺术表现上以谢朓为宗，讲究格律词藻，追求清雅闲淡，工于白描写景，技巧趋于细腻雕琢，大多写得精致工整，其钱起成就最高。
由于大历诗人多生不逢时之感，意气消沉，受其特定心境和意绪支配的诗歌的词语选择，往往带有凄清、寒冷、萧瑟、暗淡的色彩。类似秋风、落叶、夕照、寒雁等冷淡色彩的词语，在大历诗人的作品中俯拾皆是。与词语选择密切相关的意象运用，形成了两种意象类型：象征性意象和描述性意象。
如果说在国威高扬、版图扩张的开元天宝时期，盛唐诗挟时代的风潮具有万般外向而且高昂的气概，那么濒于危殆的战后的诗人们溺于内向的而且消沉的风潮也不是没有理由。照此说来，时代是由“扩散”走向“收敛”，扩散的盛唐诗受到好评，收敛的大历诗的独特性也同样应该被阐明、被评价，这是不待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