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教民耕战”的基本国策。商鞅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只有农民由于朴实可信，安土重迁，故而最便于听从朝廷的驱使，平日在家务农，战时应征人伍。他们既是粮袜、战马和运输工具的可靠供应者，又是兵力持续补充的重要来源，从而，以农养战，平战结合，“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第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商鞅对于如何管理国家这个问题，坚持不法古，不循礼，反对以“仁义”说教的儒家思想。他说，惟有“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弱民》）这样，才能达到“以刑去刑”，“以战去战”（《画策》），因此，非以“法治”无以治国平天下。
第三，论功封爵的吏治准则。废除世卿世禄旧制，除了从事农战以外，不得授予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农战》）商鞅明令奖励耕织，奖励军功，规定“粟爵粟任”。“武爵武任”（《去强》），即允许人们纳粟换爵，按军功大小授予二十级的不同爵位。此项改革，是与当时普遍推行的县制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旨在加强中央集权。
第四，综合治理的管理手段。为了强化国家统治，商鞅善于运用行政、法律、税收、价格等多重管理手段。为了控制商业人口，运用行政、法律手段做出了一些相应规定：根据商人家庭的人口，摊派摇役。他们的一切大小奴仆，均须在官府中注册登记，由官府轮番安排，承担摇役；通过管制粮食贸易，不让商人买卖粮食，他们无利可图，就会想着要弃商务农。为了促使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他还运用税收、价格等经济手段进行调控管理：诸如根据单位面积的实际粮食产量，按亩纳税，国家对任何人一视同仁，以示负担公平；通过提高粮食价格，鼓励务农；统一度量衡制，为国家赋税征收提供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