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差异是：《左传》直述其事，不予评议；而《公羊传》《谷梁传》是较少叙事，“直斥其非”。
据《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意思是说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说他是庄公的弟弟；兄弟俩如同两个国君一样争斗，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失教。一个“克”字，一个称谓，就可以看出孔子对共叔段和郑庄公的态度，此之谓“春秋笔法”。
《左传》详述此事，却基本未予评议。 作者的倾向是在真实而客观地叙述和描写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左传》把郑庄公老谋深算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郑庄公先封叔段于京，又听任叔段"不度"，"命西鄙北鄙贰于己"，既而"收贰以为己邑"，最后"伐诸鄢"。对此，有人认为表现了庄公的"仁慈"和"忍让"，有人却认为他是有意"养成其恶"。
另外，《左传》除了客观写出郑庄公的阴险狡诈外，姜氏偏心溺爱、共叔段贪得无厌，也通过他们各自的言行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
《左传》用这种“即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的手法，所以感觉作者 批评郑庄公还是比较含蓄委婉的，批评力度也不大。 《 公羊传 》《榖梁传》则以议论为主，批评郑庄公的态度更加明确，更加直截了当。 《 公羊传 》说：“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这是直接指出 “大郑伯之恶也。 ”点出郑庄公对弟弟是 “杀之也。 ”
《榖梁传》则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同样用的是“ 杀” 字。而且还说“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一针见血的指出郑庄公对付弟弟完全是 “处心积虑 ”，这样的批评可以说是毫不客气，语气相当严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