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冲破笼子的鸟儿回到树林，像久困池中的鱼儿游进河流，脱下官袍卸去乌纱的陶渊明感到一身轻松。“舟遥遥以轻扬”，何等畅快；“风飘飘而吹衣”，多么潇洒；“悦亲戚之情话”，感受温馨；“乐琴书以消忧”，享受怡然。
从此，没有了每月可得的五斗米，必须过一种共耕自食的生活。一家老小的生计就落在陶渊明的肩上，他像扛起锄头那样把生活的责任扛起。农忙时，南山下种豆，清晨荷把锄头在肩上，那草似乎是成心和诗人斗气似的,长得比豆苗欢实,诗人不得不每天清早就上地除草,月上东山才荷锄而归,但他并不觉得累,一天的辛劳早被对丰收的憧憬冲淡。农闲时，他东篱下采来菊花，泡入酒中，那一份闲散那一份清雅，真是令人神往；有时也走得远点，“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那种浪漫成为后世企羡的流风余韵。
让我至今困惑的一个问题是：那一双白晰的握惯了笔管的手，是怎样握紧了那粗壮又粗糙的锄柄去南野开荒的？一个文人改行去做农夫，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呀！世俗的议论，贪官们的讥讽，是少不了的，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但陶渊明毫不在意。
只有心境淡远的人才能甘于清淡的生活。陶渊明只希望有一片方圆十来亩的田地可以耕作，再在旁边建造八九间草屋。房子不必多，但一定要雅，在绿树掩映之中。屋后种上榆树柳树，屋前栽上桃树李树，春天，桃花粉红，李花雪白，榆钱飒飒，柳条依依；秋天，桃子李子纷纷成熟，可缓一时之饥。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在炊烟的缓缓上升中，这样一种田园生活是后世多少都市人梦寐以求的风景。
与那些热衷于功名利禄者的阿谀谄媚、巴结奉承和投机钻营相比，陶渊明守住心灵乐土，不愿做贪官昏官的选择确实难能可贵。对于当今热衷功名利禄、削尖脑袋往上钻的人，着实是一种很好的启迪。
不要批评陶渊明的隐居是消极避世，难道我们要求他揭竿而起么？在那样一个“举世皆浊”的世风中，陶渊明能守住心灵的一方净土已属不易，须知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试想，如果陶渊明不辞彭泽县令，会怎样？晋朝只是多了一个有良知的官员，而中国却少了一位伟大的山水田园诗人，中国诗坛上将少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再说，如果陶渊明生活在一个“高薪养廉”的时代，他会依然归隐吗？ 宝贝放错了位置便是垃圾，陶渊明是找准了自己位置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找准自己的位置。 陶渊明是一座历史的丰碑，经历岁月的风尘，愈加高大厚重。
公元365年，陶渊明出生在江西一个没落官僚地主家庭。先祖陶侃曾任大司马，后因家道中落，才生活困顿。年轻的陶渊明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立下大济苍生的抱负。而在封建社会，想要实现抱负，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入仕为官，治国平天下。由此可以看出，为官，曾是陶渊明追求的梦想。但是，当时的士族门阀制度阻碍了非士族出身的陶渊明进身的机会，做一个能治国平天下的大官成了他毕生无缘的梦想，所以他一直不愿为官。直到29岁，因生活所迫，他才开始做一些小官，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官职；直到41岁，任彭泽令80天后，因为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辞去官职，从此过着躬耕归隐的生活，成为中国隐逸诗人之祖。
陶渊明的为官生涯一直持续了十三年，这对一个古人来说是不算短的年份，据此认为，如果陶渊明真的那么讨厌为官，他不可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他之所以坚持，几次为官，是因为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抱负，试图为百姓谋福利；然而，官小权微，官场黑暗，再加上自己刚烈的性格，使他与那个黑暗的官场格格不入。在不容于官场和想要实现愿望而这个愿望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矛盾冲突中，他作了痛苦的抉择，归隐田园。他的归隐，是一种悲哀的淡出，看似平淡的语句中包含的是对现实深沉的愤慨。因此，他在离开后也问自己：“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他的归隐带着解脱的快乐，但更多的是苦难的加剧。在陶渊明归隐后，依然为“世与吾相违”而悲哀，还会问自己“胡为忽惶惶欲何之？”
可以看出，诗人的归隐只是被动中的主动，是对“本我”、“真我”的追求，也是放纵心灵（对于社会政治理想和人格价值的保存）与山水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