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铭文篇幅加长。百字以上的铜器铭文颇为多见,二、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 291字，小盂鼎有 400字左右（但多残泐不可辨识）。中期的曶鼎也有400字左右。后期的大克鼎有290字，散氏盘（亦称夨人盘）有350字，毛公鼎有498字（铭文中“?”字作为有重文之字计算）。
如果不算由几个编钟合成的铭文，毛公鼎铭是已发现的商、周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这篇铭文详细记录了周王对毛公的诰命之辞，可以看作是保留在铜器上的一篇《尚书》。
②铭文内容丰富。西周铜器铭文中，除了“某人作某器”一类简单记载,以及比较常见的记君上(主要是周王)的任命、赏赐或记功表德的铭文以外,还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记事铭文。
其中有记诉讼胜利的铭文，如曶鼎(后两段)、匜（《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207）、攸从鼎等铭,还有记土地交易和勘定田界的铭文,如五祀卫鼎(同前，173)，格伯簋、散氏盘等铭。从铭文内容所涉及的方面看，有关于奴隶制度、土地制度、宗族制度、分封制度、军事制度、官制、周人与周围各族的关系以及其他重要问题的大量史料。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武王克商、成王东征、昭王南征等,也都有反映，所以郭沫若说西周铭文“有书史之性质”（《周代彝铭进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