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棒棒》是由何苦自编自导的纪录片，于2018年8月17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
该片通过老黄、老甘等几位“棒棒军”的人生故事，讲述了重庆“棒棒军”这个特殊的群体在时代大潮中的命运转折 。
改革开放之初，山城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一个特殊的行业——山城棒棒军。爬坡上坎，负重前行的三十多年，数十万棒棒大军不仅挑走了汗水浸泡的年华，也挑走了属于自己的年代。癸巳岁末，几个佝偻背影即将道别正在消逝的行业，一名退役中校扛起一根棒棒开始了自己的追寻——辉煌与尴尬，艰韧和无奈，他们的人生无须评说，他们的故事值得铭记。
这是专属于重庆标志之一棒棒群体的故事，棒棒是手拿一根棍子挑背扛用体力换取劳资的群体统称，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因为各种缘由到城市求生活，他们为城市注入基层建设的力量，却在老年后被现代化所淘汰。
用片中一段话来总结：爬坡上坎负重前行三十多年，数十万棒棒大军不仅挑走了汗水浸泡的年华，也挑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本片的导演也是主角之一的何苦是正团级转业军官，他在退伍的一个月后来到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商圈拜65岁的资深棒棒老黄为师傅，跟随他学习和融入棒棒群体，用自己的力量记录这个即将消失的行业。
师徒二人住在破旧的自力巷53号，二房东大石、室友老甘、河南也一并成为何苦记录的对象。
河南44岁，来重庆二十年，头十七年做棒棒，后三年在大排档帮工，胃口极大常常吃到老板张口大骂，有一天河南偷偷煮两个鸡蛋吃时被老板发现，大吵一架后将他辞退，河南回到租房心绪难平，决定不再做事，一直靠赌牌生活。
▲河南
老甘59岁，四川人，棒龄三十年，给两个食档做杂工，收入尚算稳定，平日喜欢看影碟机，虽然只有一张刘三姐电影碟，但反反复复也看上了无数遍，后来喜欢白娘子。
▲老甘
二房东大石过几个月就满60岁了，他来重庆三十八年，吃苦耐劳人也聪明，他做棒棒存了一些钱后租来六套房子，简单改造为若干小房间又转租出去，靠差价每个月也能入账一万左右，一家几口倒也够用，大石的生活令其他几人羡慕不已。
▲大石
黄师傅带领何苦驻点在自己的地盘五一路口，这里人来人往业务相对较多，自己也有几家固定客户。何苦高大帅气的模样在棒棒群体里尤为醒目，引发了一阵骚动。当天业务不错接了好几单，不过令何苦印象深刻的不是精疲力尽的挑货，而是相对轻松的掏厕所，雇主家的厕所被掉落的狗勺堵住了，他们急冲冲的找来老黄处理，老黄裸露着手臂费力的掏出勺子，用香皂前前后后洗了三遍，结算时雇主给了老黄二十块，还有让他带走那块香皂。
老黄的心情很好，因为当天总共挣了67元，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每日平均收入不超过30元，老黄说何苦给他带来了幸运。
▲老黄
随后的日子何苦一直跟着老黄学习，也渐渐知道了老黄的大半生经历，老黄出生于1949年，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父亲因为在国民党政权时期是教师，家中也有十几亩田地，所以被划定为地主。在后来的遭遇中，父亲精神失常去世，老黄在寒冷饥饿恐惧中长大，由于是地主儿子的成分，直到1988年老黄39岁时才组建家庭，对方丧偶无力抚养亡夫的三个孩子，他们各取所需结合在一起。
第二年，妻子给老黄生下了女儿黄梅，因为处于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时期，老黄也受到了1050元的罚款。老黄跑到东北挖煤挣钱，三年不回家，妻子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女人打电话叫老黄带走黄梅，老黄曾想投河一死了之，可是看着年幼的女儿他不得不打起精神，将孩子托付给亲戚后，来到邻近的重庆当起了棒棒。
时间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黄梅长大成家生了个可爱的儿子，老黄为了减轻女儿的房贷负担，继续从事棒棒职业。
老黄为人善良真诚，不愿意占人半点便宜，虽然早与何苦约定学徒第一个月两人的工钱都由老黄一人收取，可是学徒期结束后老黄还是强制的分给了何苦一半。
何苦跟随老黄整整一年，期间由于观念不同也爆发过剧烈争吵，然而两人在经历过困境后师徒情谊更加深厚。在何苦心里，住在自力巷53号里的人们虽然非常贫穷，却掩盖不了人性的光辉。
老黄与棒棒老杭相识多年，两人同在一个点守业务，老杭身体不好需要花钱吃药，老黄刻意躲避雇主将业务让给老杭。自力巷53号拆迁时老黄搬家不及时，打包好的行李没来得及拿出来便被拆迁队拆房子盖在了废墟下面，行李里面装着老黄的身份证和攒了很久的2300元，老黄哭着守了废墟好几天。老杭趁着一天深夜独自一人悄悄钻进废墟里，满手是血的将老黄的行李给挖了出来。
爱看影碟机的老甘和流浪汉老金是朋友，老甘有活干的时候常常接济老金，因为向老板提出涨薪被拒绝后，老甘也失去了工作。于是老金去美食城捡拾别人丢弃的食物带回来两人分食，两人也算度过了难关。老金办理了38元可以免费拨打380分钟的电话套餐，月底即将清零的时候，就算面对面老甘也会接听老金的电话帮他消磨免费通话时间。
赌棍河南欠一屁股债，整天四处借钱，却不见还人一分，二房东大石追河南拖欠的半年房费，却不好意思开口，最后甚至免掉。大石在自力巷53号收取的房费不高，做事却不偷懒半分，该修修补补的绝不拖延。
也许当初何苦的本意是记录这个即将消失的行业，记录棒棒军团背后的故事，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何苦的出现改变了他们的轨迹。
何苦在一年内迅速融入棒棒群体，因为身强力壮也有了“蛮牛”的外号，他做事认真负责，领导力强，机缘巧合下获得建筑工程业务委托，何苦组织棒棒军团将任务做得漂漂亮亮，因此得到长期合作权，大石、老杭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老黄高血压得到有效控制后转做技术工种，不仅收入提高，对体力的需求也不如以往剧烈。
每个人的生活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着……
（这部13集纪录片《最后的棒棒》所涵盖的内容及感悟绝非文字所能表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索全集观看）
▲何苦
最后：爱看影碟机的老甘这一生很苦也走霉运，他找半仙算过一卦，说是六十岁以后会转运，于是他的心中就有了一个愿望：热热闹闹的过六十大寿。
他在五十九岁时认识了何苦，后来何苦邀请300余名六十岁以上的棒棒参加团年会，在这个热闹的聚会上，何苦邀请大家同唱生日歌给老甘庆祝六十大寿，老甘感动哭了。
该片的导演何苦并非科班出身，电影的剪辑显得凌乱，片中老黄、老杭、何南几位主角的生活，来来回回不断切换。大量对准面部表情的大特写，也看得人心里堵得慌，他们的皱纹、白发和眼泪，都是戳人的利剑。此外还有导演的画外音旁白、煽动力极强的音乐，所有元素放在一起，最后就成了催泪大杀器。但是，导演如果能把刻意的摆拍和配音删掉，用更平实质朴的方式来呈现，或许会更增添纪录片的力量
记录了棒棒们的辛苦与辛酸，他们因为危房拆迁而露宿街头、因为怕花钱不敢去医院看病等，但导演没有带着同情的眼光居高临下地拍摄，相反的，片中时常流淌着一种欢快的气氛。他们虽然穷苦，但每一个人都没有放弃过希望。在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生动鲜活的例子。
从制作的角度来看，《最后的棒棒》是一部制作比较粗糙的电影，全片是导演自己撰稿、配音、写主题曲甚至用不太好听的歌喉自己演唱，剪辑也显得混乱且业余。但真实的力量足以让观众忽视所有的粗糙。
自力巷距离重庆最繁华的商圈解放碑不到300米，横穿一条街就可以直接从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一脚踏进停滞在时光里的贫民窟。摇摇欲坠的危房、破乱肮脏的店铺、横七竖八的小巷……因为常年处于拆迁改造中，这里的房子租金便宜，聚集着众多底层劳动者，棒棒便是其中之一。
何苦用“震撼”、“从没见过这样的住处”来形容第一次看到自力巷53号的情形。他很快觉察到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他和摄像师先以每月300元的价格租了一间房，然后准备了4张卡和很多电池，确保24小时随时都能拍摄。
随后，同屋租客老黄、大石、老杭、河南、老甘、老金等人走进何苦的镜头。
每个棒棒都有一个必须做棒棒的故事
每个棒棒都有一个必须做棒棒的故事。
老黄是带何苦入行的师傅，遇到何苦时已经65岁，是一名资深的“棒棒儿”。少年时代因为家庭成分，老黄找不到工作，娶不到媳妇，最后入赘一个养不起小孩的寡妇家庭，生了一个女儿。
为了要养家糊口，他常年在外打工，后来婚姻出现了第三者。失败的婚姻之后，女儿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为了抚养女儿成长，老黄到重庆当了棒棒，一干就是20多年。
经过20多年沉淀，老黄身上几乎保留着棒棒所有的特征，坚毅乐观、谨小慎微、“不占别人便宜，别人也不能占自己便宜”。 他生活在狭小拥挤的阁楼间，干活也只在一个固定的场所。
◇《最后的棒棒》剧照，师傅老黄（右）与纪录片导演何苦。
纪录片中老黄身材瘦小，经常穿一件绿色的部队老式作训服和一双破旧的解放胶鞋，他不抽烟不打牌，也不喜欢和棒棒们扎堆说笑，每次都拄着“棒棒”站在一旁静静等活。
只要能挣钱，老黄什么活都不挑，运货、搬家、清理建筑垃圾，甚至为雇主掏厕所槽里的物品。但是老黄经常教导何苦做棒棒也有“原则”。有一次，老黄和雇主在拥挤的人流中走散，他挑着数千元的化妆品在三峡广场转了5个小时，直至雇主出现。当雇主要以100元作为报酬时，老黄却只收了30元。“说好的工钱是20块钱，但是找了你半天，耽误了我去做别的活，所以我多收10块。”
老黄抱怨，常年在外，老家很多事情不能操心，补偿款、自来水、房产证等都办的不妥当。长期寄养在亲戚家里的女儿，教育也出了问题。
“一个房屋产权证断断续续办了20年，每次总是找着这个领导，另一个又不在。19岁女儿未婚先孕，不得不买房结婚，没见过女婿就当了外公。”老黄说。
纪录片里老黄一直为两件事奔忙：一是准备花三个月时间回老家把房产证手续办了；二是帮女儿还完房贷，早点回家帮着带孙子。但是这两件事压垮了老黄的身体，他不得不提前结束自己的棒棒生涯。
老杭是老黄最好的朋友，两人被称作“自力巷二老”，他们在五一路涂料店门口结伴揽活十余年。老杭的婚姻和老黄一样，也被另一个男人插足，但是他曾想过用很多种方法弄死插足者，甚至为此准备了三样东西：砍刀、三棱刀、弹簧刀。
老杭的“棒棒人生”正是始于这场未遂的杀人事件。他为了攒钱请地痞帮忙报仇，远赴重庆当棒棒。第一次攒够钱准备回乡时，钱被小偷洗劫一空，第二次攒够钱回到家乡时，得知地痞已经被捕入狱。
复仇计划一次次落空，老杭决定自己去解决那个男人，但当他拿起刀时，仇恨似乎已经因为时间而消散，三把刀至今仍然放在柜子里。
注定做不了坏事的老杭，纪录片中一直遭遇磨难。先是因为生病已经退出棒棒行业，但由于久病未愈花光了所有积蓄，不得不带病重操旧业。然后还被“老乡”以办养老保险之名骗光积蓄。最后为了花掉收来的100元假币，策划了半年的他，还是因为自己的“演技”太嫩，被雇主识破，从而破口大骂。
“没饭吃的时候，看报纸会好受一些”
老甘在几次厄运缠身之后，请十八梯的“神算子”为自己卜了一挂。算命先生称，他将从60岁开始转运，对此老甘深信不疑。
纪录片里，老甘为60岁后的转运，准备了两摞厚厚的零钱。他没事的时候就会拿出来，边清点边对着镜头说，“以后做生意好补钱”，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
老甘想做生意的决心一直没有变过，但命运却一次次和他开玩笑，老甘将之总结为，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偷，改变了他的一生。
25岁那年，老甘交往了五年的未婚妻突然悔亲，老甘痛定思痛后，决心发奋图强到重庆干一番事业，将来娶大队长的女儿让未婚妻后悔。
进城当棒棒的第一个五年，他攒了10000块，准备开一个小面馆，在从银行取钱回来的路上被人摸了包。第二个五年，他又攒了25000块，正准备盘下一个杂货铺，破门而入的小偷又把钱偷光了。
近几年，老甘为了追求稳定，从棒棒转行为给大排档做服务员。洗菜、洗碗、打扫卫生，每天40块钱。为了让老板加5块钱或者减掉洗碗项目，他不惜以辞职要挟但一直没得逞。
大排档下午才上班，上午的时间老甘基本不出门。他成天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刘三姐》《新白娘子传奇》和《西游记》。
纪录片结尾，老甘期待已久的60岁终于要来了，他本打算回村大办一场宴席，但因为没攒够钱作罢。回家的第二天，他去了镇上的养老院，询问入住养老院的具体情况。老甘说，如果60岁后还不能转运，他将到这里来。
◇《最后的棒棒》剧照，“棒棒儿”河南。
44岁的河南是自力巷53号这群棒棒中最年轻的，也是最不误正业的。他梦想着有一天能“诈金花”一夜暴富。
河南小时候，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改嫁，后来又给继父生了两个孩子。家里贫穷，河南17岁离家出走，辗转多地后加入棒棒军。因为没人知道河南的真实姓名，所以他老家所在地就成了他的名字。他先做过十几年的棒棒，后来在夜市做服务员，因为多吃了两个鸡蛋被老板开除。2001年，两个未成年小混混用匕首挑断了他左脚踝筋，落下残疾。
河南有些文化，没有谈过恋爱，至今连身份证都没有。但他没钱吃饭也要坚持订报纸，“国际新闻、社会新闻，每天都在看”，河南称，没饭吃的时候，看报纸心里会好受一些。
这几年，河南动起了歪脑筋，打算靠赌博赚钱，每天在巷口斗地主、诈金花。何苦刚住进出租房，他就三番五次借钱作赌资，可是每次都输的血本无归，不得不每天吃馒头和面条。
纪录片中河南一直对一件事耿耿于怀，他对着镜头讲述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拿三个A，却输给了三个9。因为没钱下注，他眼睁睁看着本来应该到手的钱溜走。“你的一生能拿几次三个A？”，河南不断重复着无奈。
“如果只拍摄不经历，我不会理解他们的生活”
老黄、老杭、老甘和河南只是何苦《最后的棒棒》中的一部分人物，他们与何苦同住在一个出租屋。同为棒棒的职业属性，让他们的底层边缘生活，有了一定的时代性和代表性。
一年多的棒棒生涯里，何苦白天跟着棒棒们一起外去干活，晚上就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何苦认为，只有了解棒棒的过去，才能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他在后期剪辑中，将这些故事以旁边和动画的方式呈现，插入纪录片中，试图去完整地讲述每一位棒棒的生活。
“如果只是拍摄不去经历，我不会理解他们的生活。”何苦说，纪录片中那些和棒棒们一起经历的事，是他坚持做完纪录片的最大动力。自力巷53号遭强拆，何苦和棒棒们的所有物品都被埋在废墟之下，他们流落街头，夜宿马路边。为了拓展业务范围，他们先从解放碑进入朝天门，最后又到一个建筑工地。
何苦带着1300元入行，做学徒，当棒棒，干小工，纪录片结尾他已经是一个建筑工地的包工头。在他离开时，已经攒了6万多元积蓄。后来这些积蓄成了纪录片做后期的费用。
◇《最后的棒棒》剧照，何苦和棒棒们在建筑工地干活。
《最后的棒棒》制作完成后，何苦回访了纪录片中出现的每一位人物，此时他们都已经离开棒棒这个职业。重庆棒棒这个具有时代性的群体，似乎随着纪录片的完成而宣告结束。
据了解，上个世纪90年代，重庆有20万人做棒棒，多是青壮年。而现在，重庆的棒棒只有3000多人，且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如今走在重庆街头已经很难看到棒棒的身影，新一代的城市打工者与老一辈相比，要的已经不仅仅是实现温饱，填补家用，他们渴望上升空间，就算同样是体力活儿，选择当快递员也不再做棒棒。
何苦庆幸自己下决心拍摄了这部纪录片，他认为棒棒们的背影在时代发展中已经无法挽留，但作为城市的共同记忆，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讲述。
“我把自己定义为生活的矿工”
◇《最后的棒棒》剧照，何苦为雇主搬家。
谷雨故事：你为什么会去做棒棒，用这种自拍的方式创作纪录片？
何苦：首先，棒棒这个行业太特殊了，他们像城市的“万金油”一样，没有固定的雇主、固定的收入，可能他今天还在做棒棒，明天就回老家了，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拍摄对象会干什么。你要拍他们就必须融入他们的生活，如果不这样，你跟拍他们会影响生意，一天可以，长时间他们肯定不愿意。我想最大限度的记录他们原本的生活状态，所以最终以我为中心拍摄一群棒棒的生活。
其次，我是一名军人，已经20多年没怎么和社会接触了，让我拍摄军事题材的纪录片可能没有问题，但是一下子进入底层和他们接触肯定有距离感，为了缩短这种距离我只能投身这个行业。另外，我对自己的身体比较自信，我相信我能吃得了这个苦。挑啊、扛啊，干苦力都没问题。
最后，做棒棒也算完成我小时候的一个“情结”。我从小生活在重庆的农村，很闭塞，当兵之前一直在农村，连县城都没去过。生活和教育条件都很差，高中毕生为了谋个出路就去当兵了。当时父母都希望我通过读书走出去，但我学习一直不行。父母就经常骂我“再不攒劲读书，长大就只有当棒棒儿”。当棒棒一直是被人瞧不起的职业，但在我心中当棒棒就能去重庆，没什么不好，“重庆对于我来说就是天堂”。所以某种程度上，当棒棒成了我人生规划中最后的退路。
谷雨故事：创作这部纪录片之前，你做了哪些准备？听说摄影师是你从一婚庆公司请的？
何苦：当时要不要转业我想了好长时间，最后决定去拍这部纪录片后，我立刻写了转业申请。申请批准后，我先从老单位借了一台闲置的摄像机，然后准备了4张储存卡和很多电池。我从一个婚庆公司挖了一个摄像，谈好2100元一个月的工资。
我之前做过电视新闻，对影像有一定了解，但是摄像对纪录片了解很少。前几天拍摄他基本就跟在我后面，回来我一看画面，基本拍的都是后背。他能和我一起坚持下来也是“奇迹”。我们刚去自力巷53号时，他以为只是在那拍摄，没想到我们租房住了进去，他当时就奔溃了。第二天，他拍摄的时候撞树上了，就跟我说他做不了，要走。
我就不停的安慰他，然后还给他谈将来，将来片子拍出来卖钱了，你有25%的股份。最后摄像师和我坚持了下来。当时我就认定，只要走进棒棒的生活，故事自然就会出来，我就用这种最笨的方式去追踪他们。我把自己定义为生活的矿工，靠我的力气去把社会底层有趣的事情挖掘出来。
谷雨故事：纪录片出来后各方的评价都很高，后来发行如何？
何苦：我一开始拍纪录片就知道这是一个以“情怀”为主的行业。纪录片出来以后在豆瓣评分是9.7，很多人都觉得很好。但是将版权卖给爱奇艺，就卖了26000元，中间商拿了一些，我就得了13000元。另外，《最后的棒棒》一书的影视改编权卖给了北京一公司，价格是40万左右。
◇《最后的棒棒》首映，何苦请来100多位棒棒看纪录片。图片为何苦与片中主角合影。
谷雨故事：重庆棒棒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何苦：棒棒是山城重庆一个具有名片效应的服务行业。改革开放之初，重庆落后的交通状况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他们没有文化，也没有技术，靠着一根棒棒和与生俱来的力气在车站、码头等物资集散地挣钱致富。
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一步发展，更多农民抛弃土地或者被土地抛弃，他们涌入城市，将这种重体力劳动服务从原来的车站码头推广到大街小巷。重庆特殊的地形条件，给他们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大到工厂企业装船卸货，小到家庭个人购物买菜，随口一嗓子“棒棒儿”，就有一群肩扛棒棒的人冲过来为你服务。
但是现在，你走在重庆街头已经很难碰到棒棒了。重庆现在可能还有几千个棒棒，他们主要集中在一些批发市场或者商场门口，而且这些棒棒的年龄都比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