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不完全是民间的,它成了系统之后,不仅经典化了,还官学化了。这些典籍问世后,逐渐取代古代的注疏,成为士子读书问学的首要选择。从南宋末年开始,不少围绕这些典籍进行证明、阐发的汇编体著作或衍生著作出现了。到了元代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朝廷下诏,“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用书。其中,“四书”用的便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而“五经”方面,《诗经》用朱氏的,《尚书》用蔡氏的,《周易》用程氏和朱氏两家的,《春秋》用“三传”和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在元代,“四书五经”系统的官学地位在就因此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