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之道在历史长河中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经历了无数先贤们的研究探讨后，我们更应该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使其在当下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效能。
作为儒家文化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之道已经随着儒学的发展深深深入到了中国每一个元素当中，成为构成社会与文化心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每个置身于中国文化环境的成员，都无法摆脱中庸之道的影响，它会影响你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甚至你的人生抉择。因此，无论是对于社会成员，还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正确认识并合理运用中庸之道，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抉择。了解并充分利用中庸之道，对当下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要想真正了解一部传世之作，我们必须从它的起源开始说起。中庸的思想起源很早，人们认为中庸之道最早起源于《尚书》，在《尚书·大禹谟》中，有这样一句箴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尚书·洪范》的记载中，箕子提出的：“无偏无颇，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也同样是“中”的反应，我们通常将此作为中庸思想的源头。具体到“中庸”一词，它最早出现于《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位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作为能够让圣人都推崇备至到如此地步的儒家典籍，它同样受到了历朝历代儒学家的追求。
中与庸及孔子的“中庸”思想
一。什么是中庸之道
（一）中与庸
什么是“中”？什么“庸”？什么是“中庸”？
“中”字的本义，有几种说法：像射箭中靶的形状；立木表测日影的正昃；像旗子，氏族首领立旗于中，以聚四方之人等。《说文》：“中，内也。从口、∣，上下通。
”这“中”字，相对于“外”来说是“内”，里面；在方位上，相对于四周来说是等距离的“中心”；在程度上，是相对于上等与下等的中等；在过程中，是相对于全程来说的“一半”；而相对于“偏”来说，那就是“正”，不偏不倚。
我们今天讲的“中庸”之“中”，即是指适中，正当，恰如其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标准。
“庸”字的本义，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大钟，通“镛”；有人说是城，通“墉”；有人说是劳义，通“佣”；有人说是功义，以钟记功等。
“中庸”之“庸”有三个意思：第一，何晏讲是“常”，程子讲“不易之谓庸”，即恒常而不易之理，变中不改变的道理；
第二，朱子讲是“平常”，即平凡、平常之德，徐复观讲是每个人所应实践、所能实现的行为；
第三，《说文》：“庸，用也。”就是运用。郑玄讲，《中庸》这篇文章，是记中和之用的。

（二）孔子论“中庸”
在孔子那里，“中庸”既是道德修养的境界，又是一般的思维方法论。
首先，我们看修养的境界。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
孔子称赞“中行”之士。“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狂者一意向前，是豪迈慷慨之士，心地坦然。狷者毫不苟取，不要不义之财，个性独立又有修养。孔子说，实在是找不到言行合乎中道的人交朋友，那一定要交狂狷之士做朋友呀！
进取的狂者与有操守的狷者都很不错，但还不是第一等人，第一等人是综合了两者之优长的中行之士。孔子的弟子说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是性情上的中道，也是修养的境界。
“中庸”之道不是不要原则，不是迎合所有的人，那是滑头主义的“乡愿”。孔子批评这种无原则的滑头主义，说：“乡愿，德之贼也。”有人说儒家、孔子及其道德论是“乡愿”，说“中庸”之道是折中主义、苟且偷生，当然是毫无根据的说法。
其次，我们再看一般方法论。孔子的“中庸”又是普遍的方法学。
《礼记·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这里提出了“时中”的问题。孔子是“圣之时者”，最有时间意识，不舍昼夜，自强不息。
“时中”的意思是随时制宜，随时符合标准。如果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礼”是标准与原则的话，“时中”的要求是指人的行为与时代的要求相符合。“立于礼”，符合礼，不是机械地拘执僵死的教条、规范。
孔子有“叩其两端而竭焉”的方法，即不断地从两个不同的方面、端点（如阴阳、强弱、大小）去叩问，去启发，去思考并解决问题。他又提倡“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即“执两用中”，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动态统一平衡的契机，具体分析，灵活处理，辩证综合。
《中庸》的思想要点
我们通过细读原文来把握《中庸》的几个要点。古书要诵读，不能只是看。读书出声，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读出其韵味与真意。读书百遍，其意自现。
（一）性、道、教的关系与“致中和”
《中庸》开宗明义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全书的纲。意思是说，上天所赋予人的叫做“本性”，遵循着本性而行即是“正道”，使人能依其本性而行，让一切事合于正道，便叫做“教化”。
“率性之谓道”，“率”音“帅”，是循的意思，率性是循其性，而不是任性。一切人物都是自然地循当行之法则而活动，循其性而行，便是道。一切物的存在与活动，都是道的显现。
如就人来说，人循天命之性而行，所表现出来的便是道。如面对父母，便表现孝。人因为气质的障蔽，不能循道而行，所以须要先明道，才能行道，而使人能明道的，便是教化的作用。一般人要通过修道明善的工夫，才能使本有之性表现出来。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节”的“中”念“众”，符合的意思，“节”即法度。
情感未发之前，心寂然不动，没有过与不及的弊病，这种状态叫“中”。“中”是道之体，是性之德。如果情感抒发出来能合乎节度，恰到好处，无所乖戾，自然而然，这就叫做“和”。
“和”是道之用，是情之德。“中”是天下事物的大本，“和”则是天下可以通行的大道，谓之“达道”。君子的省察工夫达到尽善尽美的“中和”之境界，那么，天地安于其所，运行不息，万物各遂其性，生生不已。
（二）修身的五达道与三达德
《中庸》指出：“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这是说，治国君子不可不讲修身；想修身，不可不侍奉双亲；要侍奉双亲，不可不懂尊贤爱人；要懂尊贤爱人，不可不懂天理。
本书托孔子之言，指出五伦为五达道，即人人共由之路，普遍之道；智慧、仁爱、勇敢为三达德，即实践五条大路的三种方法。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通过五伦关系的实践过程来修身，也即是通过日常生活来修养自己。
（三）贯通“天道”与“人道”的“诚”，及“诚”与“明”
关于天与人、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中庸》是以“诚”为枢纽来讨论的。“诚”是《中庸》的最高范畴。“诚”的本意是真实无妄，这是上天的本然的属性，是天之所以为天的根本道理。“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天道公而无私，所以是诚。“诚之者”，是使之诚的意思。圣人不待思勉而自然地合于中道，是从天性来的。普通人则有气质上的蔽障，不能直接顺遂地尽天命之性，所以要通过后天修养的工夫，使本具的善性呈现出来。这是经由求诚而最后达到诚的境界的过程。
求诚的工夫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五种方法。广博地学习，详细地求教，谨慎地思考，缜密地辨析，切实地践行，这“五之”里面就包含有科学精神。
《中庸》认为，由至诚而后明善，是圣人的自然天性；而贤人则通过学习、修养的工夫，由明德而后至诚。由诚而明，由明而诚，目的是一样的，可以互补。

（四）成己与成物，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庸》曰：“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这里是讲人道。
意思是说：诚是自己所以能实现、完成、成就自己，而道是人所当自行之路。诚是使物成其始终的生生之道，没有诚也就没有万物了。
所以君子把诚当作最宝贵的东西。诚一旦在自己心中呈现，就会要求成就自己以外的一切人、一切物。当人的本性呈现，即仁心呈现时，就从形躯、利欲、计较中超脱出来，要求向外通，推己及物，成就他人、他物。
仁与智，是人性本有的，扩充出来，成己成物，即是兼物我，合外内。人之本性圆满实现，无所不通，举措无有不宜。
凡俗生活中有高明的境界。《中庸》提出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平凡与伟大的统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二。意义
既保护、珍视、养育、扩充固有的善性仁德，而又重视后天的学习、修养；既有远大的目标，而又脚踏实地，不脱离凡俗的生活世界，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在尽伦尽职的过程中追求真善美的合一之境，实现崇高。高明的境界离不开凡俗的生活，就在凡俗的生活中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