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东晋之后的宋、齐、梁、陈四朝，经常被人认为是短命王朝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在由刘裕终结东晋王朝而开启的这段南朝历史当中，出现了许多皇族诛杀朝臣的现象，甚至有新帝登基便马上诛杀朝臣的惯例。
这种较为残忍的杀戮大臣成为惯例的现象，其实可以结合南四朝之前的东晋王朝进行探析，尤其是东晋时期极具朝代特色的士族权臣掌权，在江左政权之中所形成的弊端，能够很好地说明南朝皇帝诛杀大臣成风的历史原因。
东晋士族专权情况及刘裕建宋时对士族的压制
南四朝紧接东晋，不可避免地受东晋政策、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而提起东晋王朝，最明显的就是其由士族门阀掌权的门阀政治。门阀政治起于东晋之初，琅琊王氏、颍川庾氏等门阀，确立了以北方侨姓士族和南方本土士族，与司马氏皇权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在门阀政治的格局之下，士族门阀压制皇权，由此一改西晋时司马氏宗亲遍布朝堂内外并握有重权的情况，改由士族子弟出仕中枢和外部方镇。干系江左政权安稳与否的荆、豫、徐、兖等各州军事方镇，也大多以士族掌控。由此确立了一种无论中枢还是方镇，都由士族掌权的局面。
在这种局面之下，士族专权，皇权被压制，司马氏皇族不能掌权。直到东晋末期，随着淝水之战后，当时门阀政治的掌权门阀——陈郡谢氏代表人物谢安、谢玄等，退出了东晋中枢争斗，这才给司马氏皇族以重新掌权的机会。
但这也造成了由士族门阀专权，所维持的江左政权稳定局面，因为司马氏皇族掌权而导致了东晋末期的巨大动荡。南朝刘宋政权的建立者刘裕，也在这种动荡局面之中崛起，最终推翻了东晋王朝。
而面对存世百年的东晋王朝内部弊端，寒门出身的刘裕在掌权到后来称帝后，开始警惕东晋王朝士族子弟掌权压制皇权的情况。为了避免士族专权，从而采取了压制皇权启用寒门子弟的策略。通过义熙改革等方式，大力压制原本在东晋地位尊显的士族门阀力量，大批启用刘穆之、檀道济等寒门子弟。
当初作为北府将的刘裕，深知东晋末期士族与皇权之争的弊端，王恭、桓玄等人的作乱最终让东晋王朝走向衰亡。因此当刘裕掌权之时，便有了压制士族力量，避免士族掌权的情况出现。这是刘裕作为刘宋开创者，避免东晋士族专权现象所作出的努力，也是江左皇权政治突破门阀政治桎梏的开始。
可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士族门阀在江左掌权日久，也成为江左政权正常运转的主导力量。即便刘裕启用大量寒士，也不得不继续任用高门士族子弟，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士族官员。但是，门阀政治刚被皇权政治击败，士族子弟甚至权臣若是崛起，必然会导致皇权受制的情况出现。
并且，结合寒门皇帝刘裕在东晋末期逐渐掌权以及称帝后，对待司马氏皇帝的态度来看，大都起于“贫寒”的南朝皇帝们，的确非常警惕如士族这些力量，对自身皇权的影响。这也就造成了，一方面皇权会利用魏晋以来的士族力量，帮助自己掌控和治理政事。另一方面，一旦皇权确立或者巩固之后，便会出现对在东晋时压制皇权的士族大臣们的残忍杀戮。
当然了，不仅是对于士族出身的大臣进行防备，跟随前任皇帝或者拥有权势寒门大臣们的威胁，也是南朝皇帝极其戒备的。再加之南朝杀戮大臣的多任皇帝，大多面对或经历过，得位不正被讨伐、权臣当政影响废立等情况，这些让皇权警惕的因素，与东晋时期的士族专权压制皇权的情况，都极为相似。
南朝诛杀大臣所体现出来南朝士族地位的变化
经过庶族出身的刘裕义熙改革等措施，江左的士族地位再不如从前，可是在削弱士族力量的过程和任用部分士族处理政事的过程中，呈现出：南朝是士族门阀地位逐渐降低，但依旧保有特权；寒门权臣逐渐出现，也成为皇权的威胁。
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士族、势族、世家、巨室等。那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
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姓氏家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特长。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士族制度是这一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分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削弱以及地方割据势力的混战，是士族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历史背景。
士族制度是世家豪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萌芽。东晋时士族的社会地位已高得无人可比，他们编写士族家谱、垄断政治、排斥庶族寒门，出现了士族、庶族之间的严格区别，士族官位世袭制和政治、经济上的特殊地位完全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