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传统观念中认为，鱼是蛟龙、鲲鹏的近亲，被视为荣华富贵的吉祥物，潜移默化地形成“鱼崇拜文化”，从“鲤鱼跃龙门”、“年年有余(鱼)”的说法中可见一斑，哪怕是我国第一代哲学家们，也对鱼怀有不同寻常的情感。
传闻，在春秋时期的鲁国，鱼已经比较珍贵，送鱼早已成为了一种时尚，也是身份尊贵的象征。那时，鲁国君主鲁昭公听闻孔子喜得贵子，便带来鲤鱼一尾作为贺礼送给孔子，孔子对此也异常重视，也起意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孔鲤”，以表对儿子寄予厚望和美好祝福。
从《鱼我所欲也》一文“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中可看出，孟子作为“亚圣”，也大方承认能够与珍贵罕见的熊掌相提并论的只有鱼了，留给后人这道著名难以取舍的选择题，进一步提高鱼的社会地位。
至于庄子，一篇《逍遥游》便以“北海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作为开头，仿佛在滚滚红尘中能成为这样的鱼，不仅逍遥惬意，更颇有成就感，成为他人生理想的雏形。他眼中的鱼是充满了神奇与智慧色彩，大气洒脱，让无数文人神往。
带着这样的美好，鱼早已不再是单纯的鱼，在古人眼中，食之无鱼，彷佛也成为怀才不遇的标志。据《战国策》记载，一位名叫冯谖的齐国人，穷困潦倒，寄于孟尝君门下，被列入下等门客，终日粗茶淡饭。冯谖自觉怀才不遇，三次弹铗分别以“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发泄牢骚，此历史事件也被称为“冯谖弹铗”，足以证明鱼在古人心中的重要性。
随着朝代的更迭替代，加之鱼文化影响久远，在文人圈中掀起了一番潮流，发生不少千奇百态的故事。
西晋时期的诗人张翰，原本在洛阳做官的，但后来贪恋家乡的鲈鱼，最终辞官返乡，这一事件轰动一时，乃至到了宋代，诗人们对其行为大为褒扬，其中有苏轼的“季鹰真得水中仙，直为鲈鱼也自贤”，除此之外，文人们纷纷都会前往江南品尝鲈鱼，试图复原张翰当时的心态。
文人不仅爱吃鱼，还喜欢寓情于鱼。
唐代诗人孟浩然因得到张九龄的赏识，被邀请至荆州做官，从未当过官的孟浩然受宠若惊，以鱼寄意写下《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表达谢意的同时，还表达自己在仕途上渴望有一番作为的志向，“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唐代还不乏写鱼的诗作，李群玉的《放鱼》获得高度的认可，对鱼的生活环境、习性了如指掌，对鱼的情态观察入微，并将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