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垩纪往事》《吞食者》和《诗云》。
《白垩纪往事》有非常鲜明的冷战色彩，其大背景是超级大国两极核威慑格局在白垩纪恐龙文明中的复现，同时还介入了与之共生的蚂蚁文明，这种视角在传统的国际关系叙事中是被忽略的，却在作品中被放在了主视角的位置，也和作者的评论文章《文明的返祖》中提出的“技术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相关联。
在构建恐龙与蚂蚁的矛盾时，作者并未片面地以政治经济地位作为核心交锋点，而是从两个物种的分工本身入手推进双方的冲突；但对立的表象之下，又有外在于这种对立本身的毁灭性问题——被固定在地球轨道上的反物质陨石，和两个大国以此为基础建立的负计时威慑。对前者矛盾的构建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此唯物主义史观最主要的应用场所；后者则从一个更加科幻，或者说更基本的物理关系（湮灭能的巨大能量释放）出发去安排人（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定义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非某个具体物种）的决断和由此深化的冲突，尤其巧妙的是这种冲突呈现出一种建立在对立之上的共生关系，体现出了辩证法不断走向反面的运动特点，此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高级应用。
一小一大，一表一里两组矛盾共同促成了白垩纪文明的最终毁灭，而没有停滞在危险的平衡之中，结局又以末世下退化蚂蚁对未来生命（具体到文本中显然对应现代地球人类）的展望，来表达生命对“永死”的克服，旧世界的毁灭之下蕴藏的生命力量指向的是读者也即真实存在的人类文明，此掌握唯物主义辩证法之人的精神特质，是为远见与乐观。这部作品的中心关系，可抽象为高等文明与虫子。
更加突出“高等文明与虫子”这一中心关系的作品还有《吞食者》，这部小说是《诗云》的前传，情感基调甚是悲怆。入侵的外星恐龙把人“拿起来就吃”，刘慈欣由此入手以人类与恐龙相煎何急的关系沟通了二者的隐秘本质，同时还通过对吞食者不乏同情的历史描绘规避了对这一入侵种族的情绪式丑化，进一步烘托出了“高等文明与虫子”这一关系的内在表达——人本源于大同，怎有高下之分？此切合马克思主义对自然性这一概念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