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成为了公元6世纪中叶的丝绸之路东端三起点，由于东魏北齐的相对富庶，【邺城】与【晋阳】显然要更重要一些（我们从响堂山石窟中昂贵的西域颜料大量使用便可看出）。【洛阳】则由于东西政权的屡屡对战，已然沦为交战区，而不再在这一时期成为丝路来华商人愿意去往通商的城市，自然不可能在这一时期继续做起点。
北周与隋朝逐步实现再一统后，【长安】的经济地位上升，【邺城】因为被隋文帝废毁，不再是丝路东起点之一，但【晋阳】却因为其境内留有大量【粟特商胡】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丝路东端副起点位置，私以为，这一情形，甚至持续到唐代。
而且，随着隋炀帝营造洛阳、建造运河、南下江都，【洛阳】再度崛起，【江都】也凭借运河的作用参与到丝绸之路中来（扬州方言里至今仍有“波斯献宝”之语），【长安】、【洛阳】、【晋阳】、【江都】，都可以视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一格局自然也被唐代继承。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盛唐之世，【幽州】（今北京）、【营州】（今朝阳）的燕山南北也盘踞着大量粟特商胡，安禄山人生的第一份履历正是一个通六种语言的“互市牙郎”。甚至可以说，【幽州】在此时因其地近草原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丝绸之路的副起点。以大唐王朝的开放度，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应该不会仅仅拘泥于首都长安、东都洛阳，至少【晋阳】【幽州】【江都】等城也能跻身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群之中。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唐政权始终无法安顿好河北藩镇与吐蕃回鹘，丝绸之路通过河西走廊通往长安的商路不断被唐吐战争与唐回争端而打乱，【长安】【洛阳】在中晚唐以后应当不再像初唐盛唐时那样是丝路东端的唯二最优起点，河西走廊上的
敦煌
、
凉州
乃至西域东端的
高昌
可能才是更适合商队止步的东端起点。
幽州与晋阳
依然可能凭借靠近草原干道的强藩地位，而参与到丝路贸易中来。
残唐五代大乱，黄河流域动荡不堪，开封凭借漕运之利崛起，成为五代、北宋时期的丝路东起点。随着辽与西夏的崛起，更为靠近丝路干道与草原干道的夏都与辽都，自然会分【开封】之势，那么在宋辽夏三国并峙时期，
兴庆府（银川）、辽五京、开封府
便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群，与已然衰落的长安、洛阳无关。宋金夏对峙时期，由于南宋政权只能依靠茶马古道、海上航道来与陆上丝绸之路发生间接联系，所以事实上也便只有
兴庆府、燕京、开封府
并列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群。
蒙元时期，无论是蒙古南征时期还是元朝一统时期，
哈拉和林、元上都、元大都
无疑先后占据了东方世界的政治重心地位，且能凝聚到购买力更强也更集中的蒙元勋贵、色目商人乃至中原商人，所以在蒙古汗国与元朝时期，这三座城才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
扬州
可能依然凭借大运河的漕运而成为东端起点之一。明朝以后，丝路因为各种原因而衰落，所以明以后的情形，自不必论。
总结一下，我们会发现，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在不同历史时期，至少大致是如下情况：
西汉中后期与莽新（汉武帝-王莽）：
长安
东汉、曹魏、西晋：
洛阳
十六国时期：
姑臧、敦煌、长安
北魏中期（太武帝-孝文帝）：
平城
北魏后期（孝文帝-六镇起义）：
洛阳
北朝后期（两魏周齐）：
邺城、晋阳、长安
隋朝：
长安、洛阳、晋阳、江都
唐前期：
长安、洛阳、晋阳、江都、幽州
唐后期：
敦煌、高昌、凉州、幽州、晋阳、长安、洛阳
宋辽夏：
兴庆、辽五京、开封
宋金夏：
兴庆、燕京、开封
蒙元：
哈拉和林、元上都、元大都、扬州
可见，想要说清楚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究竟是哪里，
就必须先把时代限定好
，
不同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是在不断游移的
。毕竟，商队总是在追随一个能够
提供稳定局势的政权
，以及该政权所能凝聚的当地
权贵与富商
，这样方能带来最大的商业利益。丝绸之路的本质是商路，自然会随着商人的逐利，而
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东方都会作为其理想的东端起点，根本不会拘泥于所谓的东西两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