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所处的时代，国家有三个概念，出生之国谓之乡国；居住或出仕之国谓之君国；神话谱系先祖之国谓祖国。
当时主流价值观是“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即君国优于乡国，出生于哪个国家、祖辈在哪个国家不是最重要的，为哪个国家效劳、在哪个国家能施展抱负才是最重要的。是以有“士无恒君、国无定臣”的说法。孔丘为寻求出仕以推行周公之礼而周游列国；伍子胥因父兄被楚平王错杀而奔吴国，并率吴军攻陷楚都，将已经去世的楚平王掘墓鞭尸；苏秦挂六国相印；李斯不愿做“厕鼠”而弃楚奔秦做“仓鼠”
屈原身为楚国贵族，其品德与日月争光，且“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出使齐国，争取齐楚同盟进而推动关东六国合纵，楚怀王为纵约长；力推内政改革，“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然而，屈原的正确主张被贵族保守派攻击，他被奸佞小人构陷，继而被贬为三闾大夫。
屈原的忠诚并没有得到楚王的认可，后又被二度流放。在屈原早期作品《橘颂》中，他反复吟唱：“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
屈原借家乡之橘咏怀，有人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屈原则在十八岁发出“深固难徙”的誓言，无论其职位如何变化、无论其际遇如何改变、无论其生活如何艰难，他都牢记使命、不忘初衷，始终坚持。屈原不是神，他也面临着一个重要而痛苦甚至致命的抉择－乡国、君国是统一还是分割？
他清醒地看到自己面临的打击和诱惑。他深深知道如果改变理想与信念以从俗，即可获得政治新生；如果远走他乡，也可获取重任。但他九死未悔。在国内，他说：“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对于出走，他有过多次复杂的心理斗争。在女媭、灵氛、巫咸等多人劝解下，他决心离开家乡，“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但当他升上天空时，他对故土恋恋不舍，“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做出自己的选择，“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终以江水自证清白。
当然，屈原也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在《离骚》中，他借灵氛之言指出当时楚国政治生态之恶劣，“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但他依旧没有离去，而是寻求一位巫师的帮助，“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巫咸告诉他，“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屈原以自沉汨罗江举起的爱国主义旗帜，从此在中华大地高高飘扬！
没有爱国这个概念并不等于没有这种行为。国家利益局限于君主利益有关是当时社会性质与人民思想境界决定的，屈原也只能是当时社会的一份子。在当时，忠君与爱国是无可分割的，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你不能说他就是忠君不爱国，也不能说他就是爱国不忠君，除非有史实参考他曾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没有。
现代的爱国者为广大的国民做了贡献是由现在的社会性质与人民思想境界决定的，你们都是过于用现代社会的标准衡量古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