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开始了解张居正这个人，对他了解的越多，越觉得这个人有意思。后来又专门找了《明史》中的张居正传，还看了熊召政先生写的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张居正》，很有意思。
要说后世对张居正的评价，我主要找来比较著名的一些评价供大家参考:
1.《明史》对张居正的评价:
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翻译一下:张居正精于审视时政变化，敢于做改革事。神宗刚亲政时，他所作所为扭转衰局振兴危国（隳：原意为毁坏的城墙，此处引申为危难中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以为干练济世的奇才。但是在手握重权之后，差点震慑了皇上，最后引发了死后的灾祸。“尚书”说：做臣子的不能因为得宠而自居功劳。可不能不引以为戒。）
2.《明史纪事本末》对张居正的评价:
“以居正之为相也，进《四书经解》而圣学修明，进《皇陵碑》、《帝鉴图》而治具克举，请词林入直而清燕无荒，请宫费裁省而国用以裕，任曾省吾、刘显而都蛮悉平，用李成梁、戚继光而边陲坐拓，厥罪虽彰，功亦不泯焉然。予以居正救时似姚崇，偏激则似赵普，专政似霍光，刚鸷则类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长辔获骋，则吏道杂而多端，治术疵而不醇。斯岂贞观之房、杜，而元佑之司马乎？更可异者，自居正以钱谷为考成，而神宗中叶大启矿税。居正以名法为科条，而神宗末造丛脞万几。呜呼！手实之祸，萌自催科，申、商之后，流为清静，则犹居正之贻患也。”
3.纪晓岚对他的评价:
“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4.魏源对他的评价：
“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5.熊十力先生对他的评价（我觉得这是最积极的一个评价了）：
“汉以后二千馀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识远见，灼然于国复种奴之祸，已深伏于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原者，馀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不难看出，从他1582年去世以后，世人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不过总的来说，张居正在历史上还是功大于过的，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不过也不可否认，他的改革也有历史局限性，还有他个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诸如专权，自负，待人不善等等），这些也是他被后人诟病的地方。
对于张居正的评价，我以为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题要》中说的最为中肯，说他是“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有些史论和文学作品只突出他的“振作有为”，忽视和掩盖他的“威福自擅”，一味把他当改革家歌颂，那是不公道的。
张居正确实振作有为，是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 他在任内阁首辅10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开创了“万历新政”。
但是张居正的“威福自擅”也是很可恶的。他当政时虽然名义上不是当皇帝，实际上大权在握，根本没有把皇帝放在眼里，只把皇帝当小儿，而且满天下作威作福、穷奢极欲，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
张居正在政治上狂妄自大，傲慢僭越，是封建时代罕见的权臣。当时有人制作了黄金对联：“日月为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把“太岳相公”（张居正号太岳）和“大明天子”相提并论，但张居正却不顾“僭越”泰然受之。《万历野获编》里说：“江陵以天下为己任，客有谀其相业者，辄曰我非相，乃摄也。”这个“摄”字，对他来讲，倒也是事实。但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就有点狂妄了。沈德符也说：“‘摄’字于江陵固非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今可三之乎？庚辰之春，决意求归，然疏语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则上固俨然成王矣。”
他从北京回家乡江陵安葬父亲灵柩时，有一个官员送给他一座超级豪华的轿子，前面是起居室，后面是卧室，边上有走廊，简直是“一室一厅”的活动房子。“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归丧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和首辅张先生行宾主之礼。”《玉台丛语》甚至说：“居正奉旨归丧，所经由藩、县、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皇帝的出巡也没有如此排场，张居正却坦然处之。
张居正不仅在政治上狂妄至极，而且在物质享受上也穷奢极欲。据明代文人焦叩 《玉堂丛话》，说到他奉旨归葬，沿途州县为如何供应他老人家的吃喝伤透了脑筋。“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钱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仅得一饱耳。’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皆得善价而归。” 张居正不仅本人讲究享受，他的家人也奢费至极。《万历野获编》记载“江陵归葬公还朝，即奉上命，遣使迎其母入京。比至潞河，舁至通州，距京已近，时日午，秋暑尚炽，州守名张纶具绿豆粥以进，但设瓜蔬笋蕨，而不列他味，其臧获辈（家奴厮役之类）则饫以牲牢，盖张逆知太夫人途中日享甘肥，必已属厌，反以凉糜为供，且解暑渴。太夫人果大喜，至邸中谓相公曰：‘路烦热，至通州一憩，始游清凉国’”。 张居正之所以如此“威福自擅”，客观上当然在于当时明神宗朱翊钧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但也跟他个人的品质节操有关。他这种表现，不仅用封建社会人臣观念看是不能容忍的，即便从现代政治节操的角度看，也是极其恶劣的。因此，对张居正的评价要功罪分明。对他的振作有为应该肯定，但对他的政治品质和人格品位也应当加以鞭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