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等中东地区。
大食是波斯语的音译。原为一伊朗部族之称。中国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的专称和对伊朗语地区穆斯林的泛称。早自7世纪中叶起，唐代文献已将阿拉伯人称为多食、多氏、大食；10世纪中叶以后的宋代文献多作大食。
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向东扩张，使伊朗、中亚地区讲伊朗语的人逐渐改奉伊斯兰教。讲伊朗语的穆斯林也被视为阿拉伯人，并被某些相邻的民族称为大食人，因而大食的涵义随之扩大。
阿拉伯人的大食帝国与中国的唐王朝大致建立于同时，两国人民都创建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从7世纪后半期起，交往日益频繁。在唐代西域，唐、吐蕃、突骑施与大食之间，屡次发生错综复杂的冲突。751年，唐朝将领高仙芝对中亚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用兵。石国乞援于大食，大食派吉雅德·本·萨利赫东来。高仙芝败于萨利赫。这次战役，大食兵掳走大量中国俘虏，其中有织匠、金银匠、画匠等，中国多种工艺技术因而西传，其中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发生深远影响的是中国造纸技术通过这些被俘工匠而广泛传播于西方。俘虏中的杜环旅居西域12年，归国后写出《经行记》一书。唐末到宋初，商旅行人大量聚居于广州、泉州、洪州(今江西南昌市)、扬州等地，多者达数万人，均以大食之名见称于汉籍。大食商人都是伊斯兰教徒，随着他们的经商活动，伊斯兰教也从大食传到了唐朝。泉州有北宋时代建立的中国最早的伊斯兰清真寺，城外有宋元以来大食人的墓石群。南宋周去非撰《岭外代答》，收录有关波斯、阿拉伯等地记载多条，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对大食情况的了解。理宗时赵汝适撰《诸蕃志》，增补了周去非书之不足。
和中国不断了解大食的情况一样，大食也对中国情况有着日益具体的了解。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写下了东来中国的行记，此书被纳入阿卜·札伊德撰写的《中国印度行记》之中。苏莱曼和札伊德对中国典章制度、工艺制品有生动描述。此外，许多阿拉伯地理学家留下了大食方面关于中国的珍贵记载。
1259年奉蒙古国蒙哥之命而西使的常德的行记，亦即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经刘郁记录而成的《西使记》提及“天房”，这是汉籍直接记载麦加城之始。此后汉籍更多使用“天方”一词指阿拉伯本部。随着人们认识到阿拉伯人、波斯人、穆斯林三者的区别，大食的涵义开始受到限制，逐渐专指伊朗东北部的穆斯林居民，这大概就是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族名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