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
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
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
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所谓“以诗为词”即以写诗的态度来填词,将诗的题材,内容,手法,风格等引入词的领域并使之扩展,开拓新词境,提高词的格调.苏轼“以诗为词”,是对词的狭隘题材的解放,是对词的表现功能的开拓,是对词境的大力拓展,给当时内容狭窄柔软乏力的软绵绵的词风,注入了诸多新的血液,使词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艺术表现力增强,艺术风格焕然一新,因而极大地增强了词的活力.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作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生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与张先的词题仅起交代创作的时间、地点的作用相比,苏轼赋予了词的题序以新的功能.有些苏词的题序交代词的创作动机和缘起,以确定词中所抒情感的指向,如《水调歌头》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不仅交代了创作的时间、缘由,也规定了词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怀念的对象是其弟苏辙.另有一些题序与词本文在内容上有互补作用,如《满江红》(忧喜相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二词,词序用来纪事,词本文则着重抒发由其事所引发的情感.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 江城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事性,但写射猎打虎的过程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而作者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作替代性的概括描写,就一笔写出了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英姿.词的下阕用冯唐故事,既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含着历史人物和身身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