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抗日影片中，汉奸、特务、日本翻译，统统被称为日本人的“走狗”。其实，“走狗”一词在先秦时期是一个中性词。一指猎犬，如《战国策·齐策四》载：“世无东郭俊、卢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走狗”也指替人效力者，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狡兔死，走狗烹。”后来，词意发生改变，现比喻受人豢养的帮凶或无耻小人的代名词。
在我国文艺史上，“走狗“一词，还用来比喻甘愿做他人的门生。郑板桥曾给自己刻过一枚“徐青藤门下走狗”的图章。这个提法既意味着对前辈的尊敬和推崇，也有自谦的用意。
齐白石老人为先人之才智、气节所折服，深觉能做诸人门下之“走狗”，不胜荣幸。他曾作诗云：“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愿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意思是说，齐白石老人不仅愿意做徐渭的“走狗”，还想做吴昌硕和朱耷两位大家的“走狗”，要轮值于三家门下。
“走狗”一词发展到宋元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演变成为一个贬义词，意指受主人豢养的爪牙、谄媚的人或阿谀奉承的人。
南宋宁宗时，宰相韩侂胄在都城临安吴山修建了一座别墅，取名“南园”。一日韩宰相游其间，感到美中不足：“南园”状尽田园景色，惜缺犬鸣。结果，顷刻，园内传出“汪汪汪”的“优美动听”之狗叫声。原来是一个姓赵的临安知府在学狗叫。韩宰相闻之大乐，“遂亲爱之”，立刻破格提拔赵知府为工部侍郎。时人讥之“狗叫侍郎”。
清人袁枚善于结交显贵，在《随园诗话》中以大量笔墨来吹捧高官毕沅母亲的诗作。郑板桥因此骂袁枚为“斯文走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