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儒家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下面举三则实例。
一、儒家疑罪从无利于被告的无罪推定论。
儒家主张立法为民、司法独立、疑罪从无、不罪无辜。篇幅所限，只论疑罪从无。
孔子向弟子仲弓教授法治思想时，曾引用《尚书》之言：“大辟，疑，赦。五刑，疑，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其依据是“死者不可生，断者不可续”，所以在审案时要“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孔子疑罪从无利于被告的无罪推定论，比西方法治思想奠基人孟德斯鸠领先了1800年。客观上也体现了对最基本人权——生命权的尊重。与法家宁枉勿纵主张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在当代司法实践中，有著名的聂树斌案。 1994年，聂树斌因自行车颜色与罪犯相同。被判处强奸杀人罪，1995年被枪毙。1996年，中国修改《刑法》。证据不充分时，法院应当对被告做出无罪的判决。 2005年，真凶王书金承落网。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2016年，山东高院宣判聂树斌无罪。
【聂树斌案的真凶王书金】
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剧烈碰撞，最终儒家文化获胜。这是中国法治史上一次巨大的进步。害死聂树斌的元凶，其实是商鞅和韩非子。商鞅谓之：刑用于将过，则大奸不生。韩非子谓之：禁奸于未萌。 法家是法治的头号死敌。孔子才是人类法治思想的鼻祖。
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儒家反对骨肉至亲之间检举揭发。父亲偷羊，儿子检举揭发。孔子批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亲亲互隐不但是儒家的主张。
欧美发达国家在的司法诉讼中，普遍禁止骨肉至亲之间检举揭发。提供证明亲人犯罪的证据无效。 这是为了预防人性泯灭和道德沦丧。
华夏五千年文明史，只有三个时期，鼓励骨肉至亲之间告奸：一个是秦朝。秦始皇创立告奸之法。鼓励骨肉至亲之间检举揭发。二是汉武帝时期。汉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张汤，重里秦始皇创立的诽谤之法，夷族连坐之法，告奸之法。这是中国法治史，乃至华夏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倒退。三是六十年前。 这三个时期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治人——人整人，人治人，人CHI人。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新刑诉中免除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义务。免除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义务，犯罪嫌疑人的至亲有权拒绝提供其犯罪证据。这是儒家“亲亲相隐”理念的回归。更是中国法治史上一次巨大的进步。
在这一点上，欧美国家在司法实践中，是100％的儒家——至亲提供的犯罪证据无效。中国是从法家向儒家过度——至亲提供的犯罪证据依然有效。仅仅是免除了嫌疑人至亲举证的义务。
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反对妇女缠足和隆胸整形手术。
《吕氏春秋·孝行》与《礼记·祭义》中，都记载了乐正子春的一则事迹：乐正子春下堂而伤足，瘳而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人问其故。乐正子春曰：“吾闻之曾子，曾子闻之仲尼：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其身，不损其形，可谓孝矣。”
《吕氏春秋·孝行》中，还有曾子之言：“父母全之，子弗敢缺。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肢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
无论是昔日的缠足，还是今天的隆胸整形手术。都违背儒家思想，违背圣人之言。 孔子谓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此之谓也。
孔子还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传到欧洲后，才有了批判基督教的欧洲文艺复兴。若无孔子，欧洲万古如长夜。
正因儒家思想如此先进。摩尼教创始人摩尼才称：除了两只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和一只眼睛看世界的古希腊人外。其他民族都是瞎子。 谁抛弃了儒家思想，谁就是愚昧、无知、落后的瞎子。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当我们蔑视儒家思想的时候，我们是否离开的了儒家道德。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总规是不足取的。儒家文化仍然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但儒家文化的建立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很多东西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高速发展的社会。对儒家文化应该吸取其精华，让其发扬光大。但也要有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兼收并蓄使中华文明再次昌盛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