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具体指《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它们主要是用来解释《春秋》一书的内容的。
（一）《春秋》及其与孔子的关系
1《春秋》的主要内容
《春秋》是一部比较简略的大事记，记载着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中周朝和各诸侯国之间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它所记载的内容太过于简略，对后世读者很难适用。
比如，书中《隐公元年》云：“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记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xuān）来归惠公、仲子之赗（fèng）。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这种文字应该是写给当时鲁国的君主和执政大臣们看的，他们通过年月就可以供日后查考。但我们读的时候就会很困惑：邾仪父、宰咺（xuān）、祭伯、公子益师，这些都是什么人？郑伯克段于鄢，这是个什么事件？我们都一无所知。只能借助“三传”中的记载，才能对史事有所理解。
2 《春秋》并非孔子一人所做
从现有的文献史料来看，“春秋”之名的出现远在孔子以前。当时的列国，都有类似《春秋》这样的历史大事记存在。在《公羊传》中提到孔子作《春秋》以前，就有孔子所依据的《春秋》原文。
从《孟子》和《庄子》等文中的描述，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孔子跟《春秋》有着密切的关系，至少曾对《春秋》进行过研究和整理，至于是什么程度的加工，后人无从知晓。但是只要是经过孔子的手，即使仅仅是对一些文字作校订和加工，就会被儒家学派奉为“经典”，还会认为其中的字句，都各有丰富的含义。
3 《春秋三传》的诞生
儒家在战国时期是一个极有势力的学派，人数众多却并不统一。据《韩非子》所说，当时共有8派，各派都崇奉孔子，对孔子的理解却不同。各派在解释《春秋》的时候，也互有不同，各立门户，形成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派之争。这三者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孔子作《春秋》的宗旨以及他对某事为什么要这样记和对某人为什么要褒扬或贬斥等问题。
但，《左传》并非专为解释《春秋》而作，它还包含了许多《春秋》中没有的内容，《春秋》中的一些内容，《左传》也并没有完全解释。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则完全依附《春秋》，基本是上对《春秋》进行逐条讲解。

（二）《左传》的基本概述及其重要地位
1 作者是谁？
《左传》是“春秋三传”中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最有影响力的。
《左传》全书，共三十五卷。相传《左传》是和孔子同时代的鲁人——左丘明所著，但是，《左传》叙事终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甚至还提到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3年）晋国魏、赵、韩三家灭智氏之事，距孔子去世时间27年——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年73，那么左丘明当年在百岁以上，似乎很难说通。清朝学者姚鼐说：“《左传》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所以，就像先秦的其他著作一样，《左传》并非出自左丘明一人之手。
2 重要贡献
（1）首创我国编年史的体制，并详细记载了春秋一代250年的历史。
有关先秦的历史，只有《左传》中记载的这250年的历史最为清楚。单从这一点讲，它的价值就远胜于《春秋》。
此外，《春秋》记事就像流水账，《左传》记事却很注意大小轻重。比如，春秋时代最令人注目的是晋、楚争霸，但《春秋》中关于楚国的兴起过程几乎没有记载。《左传》中则有详细记载。如，《左传·桓公二年》云：“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这次两君相会，在《春秋》中也有记载，却未涉及楚国，也没有关于楚国的其他记载。《左传》则记载了楚武王伐随等历次战争，逐步吞灭各小国，发展为春秋时代的又一霸主。
《左传》中还详细记载了当时各种社会力量的兴衰演变过程，以及涉及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比如，从春秋演变为战国的标志性事件“三家分晋”、“田氏伐齐”的详细情况，魏、赵、韩是怎么打败晋国的贵族，田氏又是怎样到的齐国，并一步步篡夺原来的姜姓政权，《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中都没有记载，只能从《左传》得到史料。
（2）文学地位也很重要。
《左传》的文章历来受人推崇。《文心雕龙·史传》说《左传》“实圣文之羽翮（hé），记籍之冠冕也”。称赞它的文采是历代典籍之首。
《左传》中写战争的文字历来受人重视，比如《曹刿论战》，入选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对于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战争，仍能写的条理清晰、性格分明和故事生动，深入影响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战争的手法。
《左传》十分注意细节的描写。如，《桓公元年》记“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一句话就显示出他是居心险恶的歹徒。
《左传》中体现出来的民本思想也非常难能可贵。如，《文公十三年》的一段记载，尤其值得注意：“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明知迁都对自己不利，但依然为了民众的福祉而坚持迁都，邾文公所表现出来的民重于君的思想，与孟子“民贵君轻”的主张如出一辙。
但不可否认的是，《左传》也存在一些硬伤一直被后人诟病：一是特别强调“礼”的作用，而且特别维护周礼，对那些改进周礼的做法都加以批评；二是文中记载了不少关于鬼神的故事。然而，我们不应该太过于苛责两千多年前的人相信鬼神，相反在这些故事中也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古代神话资料。

（三）《公羊传》的流传及重要地位
“春秋三传”中最先得到汉代朝廷重视的是《公羊传》。这主要得益于西汉著名学者董仲舒。现在流传的《公羊传》成书，主要是出自于汉景帝时的公羊寿和胡毋子之手。董仲舒与胡毋之是同门，也是《公羊传》的传人。他宣扬《公羊传》完全是为了汉朝的统治，就是想以史为鉴，让统治者尊天命而行。汉代有关《公羊传》学说的传授，也都得益于董仲舒及其弟子。唐宋以后，有关《公羊传》研究日渐式微，地位大不如前。
但在今天，《公羊传》一书仍有其历史地位：
1 是了解《春秋》的重要著作
前文讲过，《春秋》文字过于简略，后人读之根本读不懂，在汉初尚未广泛流传之前，人们阅读《公羊传》可以了解更多的史事。比如，《春秋》中所记“郑伯克段于鄢”，其中“段”是什么人？“郑伯”为什么要对其用兵？《春秋》中均无记载。而读《公羊传》可知，共叔段是郑伯克的弟弟，由于母亲的偏爱引起兄弟争位之事。
2 记载了许多独家史料
《公羊传》中记载了一些《左传》等其他史书中所没有的史事。比如《庄公四年》记齐襄公灭纪国的事。这些史料对司马迁写《史记》有很大的帮助。《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就借鉴了《公羊传》中对齐襄公灭纪国的记载。
大家要知道，《公羊传》的主要内容不是叙述历史，而是对《春秋》中所记的史事进行褒贬评论。今天来看这些议论，我们自然很难赞同，但它们却表现了西汉前期一些儒家人物的天道观和历史观，就这一点看，还是很有价值的。
3 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虽然不能和《左传》的文学地位相提并论，但《公羊传》中有些文字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比如，《宣公六年》记晋国赵盾与晋灵公的矛盾，记载了许多晋灵公无道的事例，有些情节与《左传》相同或类似，但表现手法却不一样。诸如，描述灵公在台上以弹子打人取乐，以及因熊掌不熟杀死厨师，赵盾因此进谏一事。《公羊传》对赵盾发现死人及看见之后的情景描写的更为细致。如“赫然死人也”和赵盾见后说了个“嘻”字，都传达了他当时的心态。

（四）《谷梁传》的流传及重要地位
“春秋三传”中，《谷梁传》的地位最低，大约只在西汉宣帝至平帝期间有较大的势力，除此以外，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力，后代对它的研究也没有“春秋三传”中的另外两传多。此书成书时间晚于《公羊传》，也非一人所编，而是历经几代人编撰所成。
当然，它也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值得我们再去学习：
1 比《公羊传》论述的更正确
因为《谷梁传》比《公羊传》成书晚，所以它对一些史事的叙述更为准确。比如，《公羊传·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荆者何？州名也。”《谷梁传》则云：“荆者，楚也。何为谓之荆？狄之也。”因为，近代学者认为“九州”的划分，始于战国，以战国州名解释《春秋》中的“荆”字当然不准确。
但是，《谷梁传》记史事过于简略，对《春秋》的解释往往是讲“褒贬”或“微言大义”的多，讲事实的少，这一点与《公羊传》相同。有些地方比《公羊传》还简略，如，春秋时代晋、楚两国间的三次大战，它都一笔带过，并没有对《春秋》原文增添什么情节。所以其史学价值并不高。
2 部分篇章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如《僖公十年》载晋国的丽姬陷害世子申生的事，所记的情节，在《左传》中也有记载，大意类似，但分散在几处。而《谷梁传》表现的更集中、简洁，使丽姬的奸恶、申生的愚孝都被表现更为突出。文中写丽姬“下堂而啼”，大呼：“天乎！天乎！”可谓形神逼真，比《左传》中所写“姬泣曰：‘贼由太子’”要生动传神的多。
《谷梁传》的文章一般比较简短，不像《公羊传》那么拖沓而且爱用虚字，让人生厌。虽不像《左传》那样详细而富有文采，却以简明见长，偶有胜于《左传》处。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在《哒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自称其作为“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讲的正是他学习《谷梁传》简洁有力、见解犀利的长处。可见，《谷梁传》对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有着一定的影响，不应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