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一种全球性商品的兴起
500年前，在今天被称作墨西哥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十几个小村庄里，人们整日劳作，种植玉米、豆子、南瓜和辣椒。在这块北邻圣地亚哥河、南靠巴尔萨斯河的地区，他们捕鱼、采集牡蛎和蛤蜊，收集蜂蜜和蜂蜡。除了这些自给自足的农业活动和手工制作一些小工艺品——他们最有名的创作是饰有几何图案的小彩绘陶制器皿——这些男女还种植一种长着簇茸白色小铃的作物。这种作物不能吃，却是他们种植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称之为ichcatl：棉花。
棉花在玉米田里茁壮成长。每年秋天，村民们在收割完粮食作物后，会从这些齐腰高的金字塔形作物上摘下柔软的棉球，将许多棉铃放在篮子或袋子里，带回用泥土和荆条建造的小屋里。在那里，他们费力地把棉籽用手捋下来，然后把棉花放在棕榈席上拍软，再把纤维拧成几英寸长的几缕棉纱。接着，他们用一个装有陶瓷盘的细长的木制纺锤和一个用来支撑其旋转的纺纱钵，把纱捻在一起形成细的白线。然后，他们用一种背带式织布机（backstrap loom）织布。这是一种简单的工具，由两根绑着经纱的木棍组成，一根木棍挂在树上，另一根挂在织工身上；织工用自己身体的重量把经纱拉直，然后在经纱之间不停地来回编织纬纱，如同永不休止的舞蹈。成品布料牢固而柔韧。他们用靛蓝和胭脂红给布染色，染出各种色调的深蓝和深红色。一些布料他们自己穿，缝成衬衫、裙子和裤子；其他的布料作为贡品的一部分，每年都送到特诺奇提特兰进贡给遥远的阿兹特克统治者。仅1518年，这十二个沿海村庄就向蒙特祖玛二世（Motezuma II）皇帝进贡了800包原棉（每包重115磅）、3200匹染色布料、4800匹大白布料。这些都是技艺精湛的工人耗费了数千小时辛苦劳作的产物。1
在此前和此后的几百年里，相似的情景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居住区中一再上演。从古吉拉特到苏拉威西岛，从上沃尔塔的岸边到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格兰德河河岸，从努比亚峡谷到尤卡坦平原，三大洲的人们在自己的田地里种植棉花，然后又在不远处的家里制成棉纺织品，祖祖辈辈都如此。棉花这种作物很顽强，只要有合适的自然条件，只需农民稍加侍弄就能茁壮生长。由于它的“形态可塑性”，用植物学家的话说就是，它能够“通过缩短、延长，甚至中断其正常花期，来适应各种生长环境”，棉花能在很多种环境中生长。2
种植棉花的许多民族数千年来都没有意识到，在全球其他地区的人们也与他们做着相同的工作。这些人都住在大约从南纬32度至35度到北纬37度之间的地带。这些地区的气候适宜棉花生长。作为一种亚热带植物，棉花要求生长期内温度不能低于10摄氏度，最好经常维持在15.6摄氏度以上。现在我们知道，只有在连续200天没有霜冻，年降雨量在20至25英寸之间并集中在棉花生长期中期的气候条件下，棉花才能生长。这种常见的气候带解释了棉花为什么在多个大陆上都能繁荣成长。在这些地区，种子被放在间隔约三英尺的壕沟里，然后盖上土壤。棉花需要经过160到200天才能成熟。3
不论是自己发现的，还是与其他民族交往获知，每一个棉花种植者都发现，从棉铃里拉出的蓬松的白色纤维非常适合制作纱线。这种纱线又能用来织成易于清洗且手感柔软的布料，可以抵御阳光的灼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御寒。早在1000年前，亚洲、非洲和美洲都有的棉花织造业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复杂的贸易网络——大多数是地方性的，也有少数是区域性的——将棉花种植者、纺纱工、织工和消费者联系起来。
我们很难重建织物的历史，因为大多数织物都没有保存下来。我们知道，自从大约十万年前现代智人从非洲稀树草原迁移到气候更冷的地区以来，他们就不得不保护自己免受风霜的侵袭。零星的考古记录表明，人类最初可能使用毛皮和兽皮当衣服穿。有证据表明三万年前，人类已开始用亚麻织布。大约一万两千年前，人们开始定居生活、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时，织物的生产得到了广泛传播。然后，男人和女人开始实验用各类不同的纤维去纺纱和织布，以御寒和防晒。4
世界各地独立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把植物转化为布匹的方法。在欧洲，大约一万两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编织不同的草和亚麻布；大约8000年后，在青铜时代，人们开始从各种动物身上搜集毛料。在中东和北非，公元前7000年时，各社群也已经开始纺织各种动物毛和亚麻。在同一个千年里，中国农民和工匠使用苎麻纤维和丝绸制衣。随着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布料便成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5
在这个亚麻、毛料、苎麻和丝绸构成的世界里，棉花的重要性逐渐增加。据我们目前所知，大约5000年前，在印度次大陆，人们第一次发现可以用棉花纤维纺线。几乎就在同时代，生活在今天秘鲁海岸一带的人们，在完全不知道南亚发展的情况下，也做出了相同的尝试。几千年以后，东非的各个社会中也有了棉花的纺纱和织布技术。在这些地方，棉花迅速成为纺线的主要纤维，对于大部分用途而言，棉花的属性明显优于亚麻、苎麻和其他纤维。在种植棉花的最初几千年里，棉纺织品的生产很少扩大到棉花自然生长地带之外，但所有见过棉花的人一致认同，棉花是上好的布料生产原料：柔软、耐用、轻盈、易于染色且便于清洗。
我们在许多民族的创始神话和神圣文本中，都能发现棉花在人类早期社会的重要作用的证据。在印度教经典中，棉花经常出现在显著位置。印度教徒相信毗湿奴“用阳光为自己编织了一件衣服”。西非各地的人们把他们的纺纱技术归功于一位蜘蛛神阿南西（Ananse）。在北美洲，霍皮人（Hopi）相信一位蜘蛛女神能纺织棉布。纳瓦霍人（Navajo）认为阳光与白昼四子之一的比格奇第（Begochiddy）在造出山川和昆虫之后，创造并种植棉花。根据纳瓦霍人的信仰，“部落里的女婴出生后，应该去找一副蜘蛛网来……然后在女婴的手和胳膊上摩挲。这样，等女孩长大以后织布时，她的手指和胳膊就不会觉得疲倦”。在中国，根据1637年晚明的一段文字记载，衣服（包括棉衣）使人类区别于禽兽，而且在人与人之间，衣着也是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标志。①此外，把命运看作编织或纺织而成的概念，在很多不同的文化中占据中心地位，毫不奇怪的是，也包括棉花占据重要地位的那些文化。6
现代植物学家不再将棉花当作神灵的馈赠，但同样为之赞叹。生物学家认为棉花在地球上已经生长了一千万到两千万年，在演化过程中产生了四个在基因上不同的棉花品种：中美洲的陆地棉、南美洲的海岛棉、非洲的草棉和亚洲的树棉。相应地，这四类又衍生出成百上千的变种，其中只有少数主导了商业棉花生产。今天，超过90%的世界棉花作物是陆地棉的一个品种，即美国陆地棉。人类的栽培更进一步地改变了植物。一位专家说，我们的祖先大约用了5000年的时间改造了棉花，“棉花原来只是一种杂乱的多年生灌木或矮树，有着坚硬外壳的小小的种子，上面覆盖着粗乱的很难区分开来的茸毛；他们把它改造成了一种紧凑的矮小的一年生植物，种子上长着大量的白色长纤维，很容易开花结果”。棉花种植者小心地进行实验，逐渐地把它培育成可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布料需求的作物。他们改良棉花使其适合某些生态环境，将其移栽到远方，扩展其适应范围，增加其多样性。与自然界其他许多物种一样，人类的培育加速并改造了棉花的生物史——这一能力在19世纪大大加速，对棉花帝国至关重要。7
已知最早纺织棉花的人类群体是生活在印度河谷的农民。1929年，考古学家在今天巴基斯坦的摩亨朱达罗地区发现了棉纺织品的残片。这些残片的形成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250年至前2750年之间。在附近的梅赫尔格尔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前5000年前的棉花种子。文献资料进一步指出，在印度次大陆，棉花产业在古代即已存在。创作于公元前1500年到前1200年之间的吠陀经文也提及了棉花纺织。外国旅行者最早关于南亚的报告也提到了棉花，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前484—前425）熟知印度这些优质的棉纺织物。他在公元前445年评论道，在印度次大陆“有一种野生树木，果实里长出一种毛，比羊毛还要美丽，质地更好。当地人的衣服便是由这种毛织成的”。8
从最早发现棉花一直到19世纪，几千年来，印度次大陆的人们始终是世界一流的棉纺织品制造者。住在今天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地区的农民在粮食作物的旁边种上少量棉花。他们纺纱织布，供自己使用，也在当地和本地区的市场销售。直到19世纪，南亚的绝大部分地区消费的纺织品都是自己生产的。他们用手摘取棉花，用一种辊式轧花机去掉棉籽，用弓子（一种木制工具，绑有绳索，用一块木头敲击弓身时弦会震动）去掉泥土和结，用纺纱杆（一种绑着待纺棉花的工具）和一个纺锤把纤维纺成线，然后用挂在树间的织布机把线织成布料。9
在那个时代，顶级印度棉布的品质堪称传奇。13世纪，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希罗多德近1700年前的观察又做了一段阐述，他记述道，在科罗曼德尔海岸“出产的棉布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能找到的最精细最美丽的棉纺织品”。600年后，利兹的一家报纸的所有者、棉花专家爱德华·贝恩斯报告道，最好的印度布料“几乎完美得不可思议……一些印度薄纱如此技艺高超以至于使人认为这要么是仙女的杰作，要么是昆虫的作品，但绝不可能出自人类之手”。实际上，它们是“风织之网”（webs of woven winds）。10
然而，印度次大陆的织品并非绝无仅有。在欧洲人抵达新世界之前很久，棉花就在美洲繁盛生长，棉纺织品在美洲无处不在。在一条贯穿了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并延伸到南美洲的四千英里长的弧形地带之上，棉花纺织业是最重要的制造业。很有可能，最古老的棉产品制造中心位于今天的秘鲁一带。在那里，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约公元前2400年的棉织渔网以及公元前1600年至前1500年之间的纺织品残片。1532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攻打印加帝国时，他惊叹于自己看到的棉纺织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印加帝国的卡哈马卡城，西班牙征服者发现仓库里装满数量庞大的棉纺织品，“远远优于他们所见过的任何纺织品，无论是精致程度，还是将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的技艺”。11
此前十年，在卡哈马卡城以北几千英里之外，当欧洲人深入阿兹特克帝国之时，他们也同样地惊诧于当地精美绝伦的棉纺织品。除了黄金以及其他财宝，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还给查理五世送去了用靛蓝和胭脂虫染色的华丽的棉布。同南美洲一样，中美洲的棉花产业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3400年，棉花就广泛地种植在今天的墨西哥中部地区，而且考古发现最早的棉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至前1200年之间。据文献记载，玛雅人使用棉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32年。在今天的韦拉克鲁斯的低地地带，棉花产业可能早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300年之间就已经出现了。随着棉纺织品从精英阶层普及到普罗大众，棉纺织品的产量增加了，特别是在1350年阿兹特克军事和经济帝国崛起之后。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穿棉纺织品，棉花的加工变得更加重要。纺织和染色的技艺越来越精湛，特别是可以通过不同的衣着看出不同的社会阶层。12
16世纪中美洲被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后，当地的棉花产业仍在继续。17世纪末，一位西班牙殖民官员堂胡安·德·维拉古提尔·索托－马约尔（Don Juan de Villagutierre Soto-Mayor）赞扬前玛雅王国地区的印第安妇女，说她们“精力充沛地纺纱织布，技艺高超，染出完美的色彩”。棉花除用于制衣之外，还能用作宗教祭品、馈赠礼品、交易媒介、悬挂装饰品、包裹木乃伊、盔甲，甚至是医疗用途。据估计，前哥伦布时期的墨西哥每年生产1.16亿磅棉花，这相当于1816年美国的棉花产量。随着特诺奇提特兰的统治者扩大势力范围，他们从棉花种植和织造地区收取贡品与贸易产品。在纳瓦特尔语中，阿兹特克帝国一些特别重要的棉花产地的名字意为“在棉花神庙之上”“在棉河之中”和“在棉山之上”。13
在哥伦布到来之前，今天的墨西哥和秘鲁地区是美洲棉花产业的中心，但棉纺织品的生产也扩散到了美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在今天的巴西，人们用从野生植物搜集的棉花纤维制作布料。在今天美国的西南部地区，可能早在公元前300年，美洲原住民就很热衷于种植棉花，特别是纳瓦霍人和霍皮人。关于棉花的知识从中美洲沿着墨西哥海岸向北传播。当西班牙殖民者与格兰德河以北的印第安人接触时，他们就注意到“印第安人纺织棉花”，也注意到他们“穿着坎佩切式（Campeche-type）棉毯，因为他们有大片的棉花地”。对于一些美洲原住民来说，棉花还有重要的宗教用途：霍皮人在祈雨祭祀仪式中以棉花象征云彩，将棉花覆盖在死者的面部，“意在使精神形体轻盈，如同云朵一般”。在加勒比地区，棉花种植也很普遍。实际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认为他到达了印度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加勒比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棉花，他形容这些岛屿“到处都是……棉花”。14
棉花的种植和加工在非洲地区也历史悠久。最早种植棉花的可能是位于今天苏丹东部地区的努比亚人。有些人声称，早在公元前5000年，当地就种植棉花来纺纱和织布，但考古学家通过对尼罗河东岸古城麦罗埃的考古发掘证明，棉纺织品仅出现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300年之间。棉花从苏丹向北传播到埃及。虽然棉纺织品在埃及文明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现在知道早在公元前2600至前2400年之间，棉籽就被用来当作动物饲料，而且卢克索的卡纳克神庙的绘画中也出现过棉花丛。然而，直到公元前395年至前332年之间，埃及才出现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制造业。公元70年，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观察到：“在上埃及地区，阿拉伯半岛附近，出产一种灌木，有人称其为棉花（gossypium）。这种灌木很小，果实像长有胡须的坚果，里面是丝一样的东西，把丝从果实里抽出后能纺织成线。不管就洁白、柔软还是穿着而言，没有哪种已知的织物能超过这种线织成的布料……”公元800年后，棉花及其相关生产活动更是在伊斯兰教的庇护下加速传播。15
关于如何种植和加工棉花的知识也传播到了非洲西部。棉花究竟是怎么来的还不清楚，不过有可能是大约在公元元年左右由在各地流动的织工和商人从东非带过去的。在8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棉花产业获得极大发展。伊斯兰教教师教女孩纺纱，教男孩织布，同时还向那些人宣扬一种前所未有的端庄服饰，而当地的气候环境本来并不需要他们穿很多衣服。考古发掘发现了最早可追溯到10世纪的棉布。文献资料和考古挖掘都证明了西非地区在11世纪末已存在棉纺织业，在那时它已经向南传播到了今天的多哥地区。到16世纪初，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记述道，“梅里王国”（kingdome of Melli）的棉花“极为丰富”，“东巴托王国”（kingdome of Tombuto）棉花商人有着惊人的财富；他在这里指的是西非的伟大的马里帝国和廷巴克图帝国。16
据我们所知，棉花的驯化、纺纱和织造是在世界这三个区域内独立发展的。17不过，知识从南亚、中美洲和东非沿着现有的贸易和移徙路线迅速传播——例如从中美洲到北部，从东非到西部。棉花产业的传播活动的中心是印度。棉花的种植和加工技术从印度向西、向东和向南传播，使得亚洲在19世纪以前一直是全球棉花产业的中心，并且又在20世纪后期再次成为中心。印度的地理位置和棉花技术对于棉花在我们的世界上的显赫地位至关重要。两千多年前一群肯定穿着毛皮、羊毛和亚麻衣服的欧洲人，在遇见这些来自神秘“东方”的神奇的新织物时，印象最为深刻。
但是在欧洲人发现棉花之前，棉花正忙着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棉花从印度一路向西传播，经由中亚进入中东，然后进入地中海地区。有证据表明，甚至在公元前，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就已经开始种植棉花了。尼尼微（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发现了大约公元前1100年的棉布。一份公元前7世纪亚述的泥板文书提到了一种长羊毛的树。几百年后，大约公元1世纪，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开始种植棉花。和在非洲一样，伊斯兰教的传播在中东棉花种植、纺纱和织造等技术推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伊斯兰教对谦逊的要求使得棉布成为一种“通常的衣料”。在9至10世纪，伊朗出现了供应城市市场——特别是巴格达的——需求的“棉花潮”。13世纪，从亚美尼亚到波斯，马可·波罗发现棉花棉布无处不在，他的游记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就是亚洲各地棉花的“充裕”。18
随着棉花种植向西传播，有关棉花的知识也从印度向东传遍亚洲，特别是传入中国。尽管中国最终会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棉花和棉纺织品生产国之一，而且今天仍然是棉花产业的中心，但棉花并不是中国的本地作物。事实上，汉字中的“棉”一词是从梵语和其他印度语言中借来的。19公元前200年左右，中国人已经知道了棉花，但在以后的1000年里，棉花并没有传播到最初引进棉花的西南边疆以外的地方。
在元朝（1271—1368）时，棉花在中国农村广为普及。在那些年里，棉花事实上取代了苎麻。苎麻曾和丝绸一样，传统上是中国人制衣的纤维原料。到1433年，中国的臣民可以用棉花抵税，使得政府可以给士兵和官员提供衣物。我们将会看到，棉花作物与赋税之间的关联，是政治当局对棉花产业产生兴趣的诸多例证之一。在开疆辟土的明朝（1368—1644），棉花生产扩散到了中国的新征服的土地上。到明朝末年，估计中国每年生产大约2000万包棉布。劳动力的地理分工已经出现了：北方农民运输原棉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的农民用这些北方运来的以及他们自己种植的原棉生产棉纺织品，其中一些纺织品还会被卖回北方。这类跨区域的贸易非常繁荣，棉布生意甚至达到帝国商业额的四分之一。到17世纪，中国的男女老幼几乎都穿着棉布衣服。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当中国人口在18世纪增加一倍达到4亿人口时，中国的棉花产业也仅次于印度排世界第二。1750年，中国的棉花产量约15亿磅，大致相当于美国内战前10年美国棉花产量的总和。20
印度的棉花技术也传播到了东南亚。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棉布成为这些地区仅次于食品的最有价值的制成品。在公元3至5世纪的某个时期，佛教僧侣将棉花带到爪哇。很久之后，1525年至1550年间，棉花种植传播到日本。到17世纪，它已经成了日本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由于小农户种植棉花以获得额外收入去缴税，棉花通常与水稻轮耕。21随着棉花抵达日本，起源于印度的棉花种植已经传到亚洲大部分地区。
在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农民、纺纱工、织工和商人至少5000年的努力下，棉花世界逐渐繁荣起来并不断扩大。尽管这一巨大制造业的中心分布在三大洲，但它们有许多共同点。最重要的是，棉花种植和加工几乎一直保留着小规模的形式，以家庭生产为主。尽管一些种植者把他们的原棉卖到附近或远方的市场去，而且还有许多统治者强迫耕作者将部分作物用于进贡，但是没有任何种植者仅仅依靠种植棉花生活；相反，他们使自己的经济机会多样化，以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在非洲大片地区以及南亚和中美洲部分地区，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
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家庭种植棉花与其他作物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家庭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种植棉花，在自己和社区对粮食和衣物的需求与统治者对贡品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例如，在韦拉克鲁斯，粮食与棉花套种很常见，可以同时为棉花种植者和纺织者提供生活必需的粮食。在尤卡坦半岛，玛雅农民在种植玉米和大豆的田地里种植棉花。在西非，棉花“和粮食作物套种”，比如在今天的科特迪瓦，棉花与高粱套种，而在今天的多哥地区，棉花与薯类套种。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棉花］在稻垄之间种植”。在中亚棉花种植地区，农民不仅在稻子旁种棉花，还在小麦和粟米旁种植棉花。在朝鲜，农民则是在大豆旁边种植棉花。18世纪以前，没有出现任何显著的棉花单一种植，而当单一种植模式出现时，人们对更多土地和劳动力的渴望也随之而来。22
与棉花种植相似，世界各地的棉花生产也始于家庭组织；除少数特例外，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例如，在阿兹特克人控制的地区，所有棉花生产在家庭组织内部进行。在非洲也是如此，“在多数情况下，棉花产品的生产纯粹是家庭产业，每一个社会单位完全自给自足”。我们在印度、中国、东南亚、中亚和奥斯曼帝国等地区有相似的例证。家庭生产可以使一个家庭生产出自己所需的布料，但也能为市场提供棉纺织品。由于大多数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随季节变化很大，而摘下的棉花能储存好几个月，农民可以在农闲时节间歇性地和季节性地集中生产纺织品。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她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家庭里，有空就在家中纺纱和织布。23
每个社会都出现了明确的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女性和纺织生产之间存在着特别紧密的联系。事实上，中国有句谚语叫“男耕女织”。除了纳瓦霍人、霍皮人和东南亚的一些民族，世界范围内，女性事实上垄断着纺纱工作。由于纺纱工作可以间歇性地完成，并能同时从事其他活动，例如照看孩子和烹饪，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往往也使得她们主要负责纺纱。女性与棉布生产的关系非常紧密，有些文化中女性的陪葬品就是她们的纺织工具。另一方面，织布工作则没有出现如此明显的性别分工。在印度和非洲东南部，织布主要由男人负责，也有很多文化中由女人从事织布工作，比方在东南亚、中国、非洲北部和西部。然而，即使在女人和男人都织布的社会中，通常他们各自擅长不同的样式，生产不同品质的产品，并使用不同类型的织布机。这种劳动力上的性别分工在工厂制出现时重现，这使得家庭中的性别关系成为工厂生产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24
这种前现代的棉花产业根植于家庭组织内部，有着特殊的生存策略，其特点是轧花、纺纱和织造的技术发展缓慢。例如，直到18世纪，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妇女纺一磅的棉纱要一个月时间，织一匹十码长的布料又要一个月时间。25时间耗费如此巨大，部分是因为花在纺纱和织布上的劳动属于经济学家所说的“低机会成本”劳动，部分是因为统治者向其臣民征收了最大程度的税收。而且，由于许多家庭生产的纺织品都能自给自足，所以市场的规模有限，再次降低了改进生产技术的积极性。
然而，缓慢的技术发展也与原材料供应的限制有关。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原棉不能有效运输到很远的地区去。人力和役畜有时可以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运输原棉。在阿兹特克帝国，原棉运输到高原地区进行加工，运输距离大约100英里。用水力运输棉花更为高效和普遍。例如，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据观察者称，数以千计的船只沿着长江将棉花运输到江南地区。古吉拉特和印度中部的棉花同样用船沿着恒河和海岸运输到印度南部和孟加拉。尽管如此，直到19世纪，绝大多数原棉的纺织都是在离种植地几英里之内的地方完成。26
在世界上如此多的地区，有如此多的人从事棉花种植、纺纱和织布工作，棉花纺织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尽管直到19世纪，自产自用的家庭生产模式一直是棉花产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18世纪80年代的工业革命之前，棉花产业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革。最为重要的是，棉纺织品——部分由于它们是高度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了重要的保值产品和交换媒介。世界各地的统治者以棉布作为征收贡品和实物赋税，而且事实上可以说，棉花在政治经济学诞生的时候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在场。例如，在阿兹特克人中，棉花是最重要的纳贡媒介。在中国，从15世纪初起，每个家庭都要用棉布缴纳部分税款。在整个非洲，布匹用于纳贡也是司空见惯。在中国、整个非洲、东南亚和中美洲，棉布不仅在实际生活中被作为一种纳税方式，也被当作货币来使用。棉布是一种理想的交换媒介，因为不像原棉，它很容易长途运输，不易腐败，并且价值含量高。在前现代世界的几乎所有地方，一匹棉布能买到所需要的东西，例如食物、制成品，甚至是庇护。27
棉花被用作原始货币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棉纺织品单位重量的价值很高，它们并不都是在紧邻其生产地的地方使用的。实际上，分别出现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棉花中心都发展了越来越复杂的贸易网络，将种植者、制造商和消费者连接起来，甚至有时还跨越大陆。在伊朗，9至10世纪的棉花产业引发了显著的城市化，城市从附近农村吸收原棉，进行纺纱、织造、裁剪，然后卖到远方的市场，特别是位于今天伊拉克的市场。在前殖民时期的布基纳法索，一位作者发现：“棉花处在贸易活动的中心位置。”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吉拉特棉布就已经在印度洋周边各地区间贸易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大量的棉布被销往东非海岸，并从那里贩运到更远的非洲腹地。在所有的这些交换中，贸易商，特别是那些远离了母国的贸易商，必须得迎合当地的口味，并且提供对当地消费者有价格吸引力的商品。28
在中美洲，布料会卖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地方，有时还会卖到邻国去。例如商人们把布料从特奥提兰（在今天的瓦哈卡）贩卖到危地马拉。在今天的美国的西南部，纱线和布料也都是重要的贸易品。考古挖掘发现，在与棉花的种植地相距很远的地方也能找到棉产品。自从13世纪起，中国商人从远至越南、吕宋、爪哇的地方进口纱线和布料以补充国内生产。非洲商人以相似的方式，把棉纺织品贩卖到距离遥远的地区。例如，他们用马里布料交换沙漠地区游牧民的盐。奥斯曼帝国棉纺织品已经到达了遥远的西欧，而在13世纪，日本也已经开始进口棉产品。29
印度处在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贸易的中心区域，与罗马帝国、东南亚、中国、阿拉伯世界、北非、东非地区都有贸易往来。印度棉纺织品借助人背和牛运穿梭于南亚地区，它们乘着阿拉伯三角帆船越过重洋，驮载在骆驼背上穿越阿拉伯大沙漠抵达阿勒颇，沿着尼罗河顺流而下来到开罗棉纺织品市场，填满戎克船的底舱来到爪哇。早在公元前6世纪，印度棉纺织品已经卖到了埃及，商人把印度棉纺织品带到红海和波斯湾沿岸的各个港口。希腊商人随后将这些印度纺织品从埃及和波斯贩运到欧洲。最后，罗马商人也参与了进来，使得棉纺织品成为一种令帝国精英垂涎的奢侈品。在整个非洲东部，印度棉纺织品也十分重要。直到19世纪，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印度一直都是主要的棉纺织品供应地，古吉拉特商人和其他商人运输了大批量的布料。1647年，一位奥斯曼官员抱怨道：“有太多的财富用来购买印度商品……世界的财富聚集在印度。”30
印度布料也向东销售到亚洲其他地区。在古代，商人就已经在中国的市场上出售印度棉纺织品。大量印度棉布也运往东南亚地区，供当地上层人士着装使用。据估计，在16世纪初，马六甲每年要从古吉拉特邦、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等地进口满满15艘货船的棉纺织品。印度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1503年左右，意大利商人卢多维可‧德‧瓦特玛（Lodovico de Varthema）对古吉拉特的港口城镇坎贝这样评论道：“这个城市为波斯、鞑靼、土耳其、叙利亚、巴巴利海岸、福地阿拉伯、非洲、埃塞俄比亚、印度以及诸多有人居住的岛屿提供丝绸及棉产品。”梵文中关于棉纺织品的词汇karpasi进入了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马来语、维吾尔语、蒙古语和汉语。甚至某些特定织物的名称变成了全球通用的名称，例如轧光印花布和细白布（jackonet）就是印度语言中一些术语的变体，最后在世界范围内用来形容某种特定的风格。实际上，17世纪初，印度棉纺织品就已经成为了历史学家贝弗利·勒米尔（Beverly Lemire）所说的“第一种全球性消费品”。31
随着需求的增加，棉花试探地迈出了走出家庭的第一步。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作坊生产棉花产品变得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亚洲。印度出现了职业织工，他们专门为远距离贸易供货，给国内外的统治者和富商提供棉布。在达卡，织工在严格监督下为莫卧儿宫廷编织细平布，“被迫为政府工作，报酬却很差，过着几乎是囚禁式的生活”。据报道，早在15世纪，在位于今天的安德拉邦的阿莱姆孔达，已经有了装有一台以上织布机的作坊。与自给自足的织工不同，从事远距离贸易者在地理上相当集中：孟加拉因优质的细平布而闻名，科罗曼德尔海岸以轧光印花布和纯色棉布而著称，而苏拉特则以其结实而廉价的布料著称。尽管织工在印度种姓制度中占据着非常不同的地位，但是在印度次大陆某些地区，他们已经进入社会上层，足够富有，可以跻身当地寺庙的主要捐献者之列。全职棉纺织品制造者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例如，在14世纪的明代中国，“织造局”出产质地更好的纺织品，那里集中地雇用了几千名工匠。在奥斯曼帝国的托卡特城，技艺高超的织工生产出大批量的棉纺织品。巴格达、摩苏尔和巴士拉以及伊斯兰世界其他大城市里，都有大型的棉花作坊。事实上，用于指代优良棉纺织品的muslin来源于 Musil 一词，这是库尔德人对摩苏尔的称呼。在巴马科，今天的马里首都，将近600名织布者从事纺织生产。与此同时，在被称为“西非的曼彻斯特”的卡诺有着庞大的棉花产业，给撒哈拉地区的人们提供布料。16世纪90年代，廷巴克图已有26家棉花生产作坊，每个作坊都有50名或者更多的工人。大阪也有成千上万的工匠织造棉纺织品；到18世纪初，整个地区的作坊雇用了三到四万工人。32
随着作坊越来越普遍，一种新型织工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一个专门为市场销售而生产的个体，通常是男性。但是即便作坊在兴起，这种为满足市场进行的生产也通常发生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发生在家庭而不是作坊中。使这些农村市场供应者有别于那些为了生计从事生产的人的是，他们依赖全球商业中一种新兴力量：由商业资本组织起来的外包网络（putting-out networks）。在这些将构成19世纪机械化棉花生产核心的网络中，纺纱工和织工为城市商人制作纱线和布匹，而商人将这些纱线和布匹收走，在远方的市场上贩卖。商人资本家和生产者相互联系的特定方式差别很大。例如，在印度次大陆，虽然农村织工依靠商人为他们提供资本，以购买织布时所用的棉纱和维持生计的食物，但他们大体上自己拥有织布工具，工作时不受监督，而且对产品享有一定的处置权。相比之下，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农村织工享受的权力相当少。例如，在奥斯曼帝国，商人将棉花和纱线预先提供给农民，由农民来纺纱和织布，再把产品卖回给商人，赚取一点利润。他们与印度织工不同，对自己的产品没有任何处置权。在中国，商人也对产品拥有很大的生产控制权，“他们购买原棉，在当地市场上将其外包给农妇去纺织，在市镇的作坊里染轧，随后贩卖到全中国”。实际上，商人控制着生产的每一个阶段，预示了他们在19世纪缔造横跨全球的棉花帝国过程中的中心作用。33
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棉纺织技术也跟着革新。尽管世界各地处理棉花的基本原理非常相似，且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新型轧花机、纺纱机、织布机出现之前，生产力也都非常低，但是这一时期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创造发明。例如，在中美洲，一种“特制陶制纱锭”的出现改进了纺纱技术。公元1200年后，中美洲人也使用了特别设计的纺纱钵，提高了纺纱工的生产效率，使他们能满足统治者对贡品的贪婪需求。不过，技术发明的中心是亚洲：去除棉籽的辊式轧花机、清理和理顺轧过的棉的弓、纺车及各种新型织布机，包括垂直型整经机（upright warper），都源自亚洲。11世纪发明的纺车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创新，因为它使农民纺纱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在同一地区，织工还发明了一种新式的脚踏式织布机。虽然它的确切起源还不确定，但它是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750年间传入印度，在公元3世纪时传入中国的，在中国最初用于丝织品的织造。34
最大的革新是棉花作物本身的驯化，其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19世纪被奴隶采摘的棉花对两千年前的印度农民来说几乎无法辨认。人工选择使棉花适应了各种非常不同的环境条件，也使其纤维更加适合于编织布料。中国、日本、东南亚、南北美洲、西非和安纳托利亚等地区的农村种植者从毗邻的地区引进棉籽，把棉花加入耕种的作物行列。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这种驯化栽培过程极大地改变了棉花的物理特性，使其长出更长、更白的纤维（后来的棉花专家将纤维的长度称为“staple”），也使棉铃里的棉纤维更饱满，更容易地从荚中脱出。此外，灌溉技术和农艺学的进步使棉花种植扩展到新的地区。通过选种和改进技术，棉花能够种植在非洲、亚洲、美洲更干燥和更寒冷的地区，包括中东非常干燥的地区。例如，在伊朗，早在9世纪，灌溉系统的投资就使得棉花种植得到显著发展。尽管如此，与18至19世纪的变化相比，工业革命前两千年的总体生产力增长很少。在这两千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世界棉花产业的扩张主要在于越来越多的人花更多的时间种植、纺织棉花。35
这些制造网络将农村的纺纱工、织工与城市的商业资本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亚洲，使得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逐步而显著地增长。但是，它们这么做并没有突破现有的社会结构，也没有改变几个世纪以来的生产组织形式。它们的中心仍然是家庭生产及与其相关的技术。这个前现代世界安全地置于两大壁垒的保护下：第一是制成品市场，尽管也在增长，但与1780年后的世界相比，增长还很缓慢；第二是从远方采购原棉的阻碍极大。需要一股巨大的力量来打破这些古老的束缚和限制。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个丰富多彩、充满活力且经济上举足轻重的棉花世界里，欧洲没有立锥之地。在棉花种植、生产和消费的网络中，欧洲人一直处在边缘地位。即便在希腊罗马时期，欧洲人开始进口少量的棉布料后，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对全球棉花产业来说依然无足轻重。人们依旧穿着亚麻和羊毛制成的衣物，自青铜时代以来一直如此。正如圣雄甘地所说，当印度给欧洲供应棉花时，欧洲人自己“还沉浸在野蛮、无知和粗野之中”。36
简单来说，棉花对于欧洲人是一种异国事物。棉花生长在遥远的地方，据说许多欧洲人想象棉花是植物和动物的混合——一种“植物绵羊”。中世纪的欧洲还流传故事说，小绵羊长在树上，夜里弯腰喝水；此外，还有关于绵羊通过低茎长在地上的传说。37
棉花最初传入欧洲，就像在西非一样，是伊斯兰教扩张的结果。到公元950年，伊斯兰城市塞维利亚、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巴塞罗那和西西里诸城有了棉纺织业；其中一部分纺织品出口到欧洲其他地区。在12世纪，塞维利亚植物学家阿布·撒迦利亚·伊本·阿瓦姆（Abu Zacaria Ebn el Awam）出版了一部关于农业的专著，详尽叙述了如何种植棉花。38伊斯兰文化与棉花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大多数西欧语言中的“棉花”一词都借用了阿拉伯语qutun。法语中为coton，英语则是cotton，西班牙语则是algodón，葡萄牙语则是algodão，荷兰语则是katoen，意大利语则是cotone，这些词都来自阿拉伯语词根。（德语中为Baumwolle，捷克语中为bavlna，意思大略为“树羊毛”，这些是例外，但正如我们所知，例外证明了规则。）公元1000年后的几百年里，伊比利亚的基督徒的“收复失地运动”使这一地区的棉花生产急剧萎缩；但几百年来，在阿拉伯技术和文化的影响下，欧洲大部分地区都熟悉并开始欣赏棉纺织品。
“植物绵羊”，欧洲对棉花作物的想象。
到12世纪，欧洲的一小部分——特别是意大利北部——回归到棉花生产的世界，从此留了下来。由于欧洲气候总体不适宜棉花生长，而十字军把欧洲的势力延伸到阿拉伯世界，由此深入到棉花自然生长带。39最初的棉花生产的尝试规模不大，却开始了改变欧洲大陆历史和世界经济走向的一个趋势。
欧洲最早的非伊斯兰的棉花产业中心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在诸如米兰、阿雷佐、博洛尼亚、威尼斯、维罗纳等城市中。棉花产业从12世纪末开始迅猛成长，在这些城市的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以米兰为例，1450年纺织业雇用了整整6000名工人生产粗斜纹布（fustian），这种织物既用棉也用麻。40意大利北部人成为欧洲主要的棉花生产者，而且占据这个地位达3个世纪之久。41
棉产品制造业之所以在意大利北部繁荣起来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些城市有历史悠久而且依旧繁荣兴盛的羊毛生产史，因此拥有技术高超的工匠和资金充裕的商人，也有从事远距离贸易的专门知识。一旦企业家决定从事棉花生产，他们就能利用这些资源。他们把原棉预付给周围农村的妇女，让她们纺纱，然后与城市里组织成行会的工匠签订合同，让他们织造棉布；接着他们给货物打上自己的标记，使其标准化，并利用其长途贸易网络将商品出口到地中海地区、中东地区、德意志地区、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等海外市场。42
其次，意大利北部能容易地获得原棉。实际上，意大利北部棉花产业从一开始就完全依赖安纳托利亚西部和今天叙利亚等地的东地中海地区的棉花。早在11世纪，棉纱和棉布就已经进口到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港口中，使得人们开始了解棉花。原棉进口在十字军东征之后开始，有记载最早的这种贸易发生在1125年。43
随着航运技术的进步，大宗商品运输更为廉价，威尼斯成为欧洲第一个棉花集散中心，可谓12世纪的利物浦。一些贸易商专门从事棉花贸易，他们从安纳托利亚购买低等级的棉花，又从叙利亚购买优质的棉花。除此之外，热那亚人还从安纳托利亚、西西里和埃及进口棉花。尽管进口量大，但欧洲商人对黎凡特原棉具体种植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们从当地商人手中购买棉花，装上货船，跨海航行运输这些棉花。不过，威尼斯有能力参与并最终支配了地中海贸易，这对于意大利北部棉花产业的成功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后来欧洲国家和资本家打入古代棉花产业中心的心脏地区的预兆。44
地中海的贸易网络不仅为意大利棉花产业提供了相对方便的原棉来源，还使他们可以接触到“东方”技术。意大利北部的企业主从伊斯兰世界引进了技术，其中一些来自印度或者中国。12世纪见证了“域外技术大批量地融入欧洲纺织业的历史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纺车。在13世纪中期纺车传入欧洲之前，欧洲人像美洲人和非洲人一样用手工纱锭纺纱。在这样的条件下，纺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位熟练的纺纱工每小时大约生产120米的线。以这样的速度，需要11个小时才能完成一件罩衫所需的纱线。纺车大幅度地提高了欧洲纺纱工的产量，生产率提高了三倍。因此，一种新材料棉花的出现，促使人们接受了新的制造技术，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中世纪时期纺车也被称作“棉车”（cotton wheel）。尽管不像纺车那样引起了巨大变化，卧式脚踏织布机也带来了织布技术的提高。卧式脚踏织布机于11世纪首次出现在欧洲，它使织工可以用脚调整梭口（一种分开经线让梭子穿过去的装置），从而可以腾出双手来穿纬线，也就能生产出更高品质的纺织品了。这项技术从印度或中国通过伊斯兰世界传播到欧洲。45
意大利北部的棉花产业发展主要取决于它能从伊斯兰世界获得原棉和制造技术。然而这些联系和依赖也正是意大利最主要的弱点：纺织业仍然远离原料产地，而且缺乏对棉花种植的控制。意大利北部的棉花产业最终受到了严重打击，既受到伊斯兰棉花产业加强的影响，也受到其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网络边缘化的影响。46
甚至在这些重要的网络中断之前，意大利棉花产业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来自阿尔卑斯以北的德意志南部城市中的机敏竞争者的崛起。他们与意大利同行一样，也从黎凡特进口棉花。然而，意大利棉花产业要面对高税负、高工资、有组织的城市织工和行会的限制，而德意志制造商却享受着农村地区更容易驾驭的优势，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更廉价的劳动力。到15世纪初，德意志制造商利用这种成本差异，不但占据了许多意大利出口市场，包括欧洲东部和北部、西班牙、波罗的海地区、尼德兰和英格兰，甚至还侵入意大利本土市场。47
1367年，这样的一位富有创业精神的制造商来到德意志南部城镇奥格斯堡。起初，这位年轻的织工汉斯·富格（Hans Fugger）尽力地出售他父亲的棉布，过了一段时间，他本人也成为一名织布师傅。在接下来几十年里，他扩大投资，最终在奥格斯堡雇用了一百名织工来为长途贸易供应棉纺织品。当他死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奥格斯堡最富有的五十位市民之一了，而且为中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商业和银行家族之一的兴起奠定了基础。48
汉斯·富格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在德意志南部快速建立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棉花产业。1363年至1383年间，德意志织工的产品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伦巴底的粗斜纹布在欧洲的地位。富格和像他这样的人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熟练的纺织工人、资本和贸易网络。德意志南部地区不仅拥有悠久的亚麻生产历史，还拥有强大的长途贸易商，这些人有足够的资本为新产业提供资金。而且这些贸易商还能得到廉价劳动力，能够打开欧洲北部市场，并有能力执行保证其产品质量的法规。因此，乌尔姆、奥格斯堡、梅明根和纽伦堡等城市成为主要的粗斜纹布生产中心。最终棉织产业沿多瑙河向东传播，并且向南传播到了瑞士。49
对农村劳动力的控制至关重要。例如，在最为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乌尔姆，城市自身仅有大约2000人从事棉纺织品生产，而有18,000名工人在农村从事相关工作。事实上，大多数纺织是在农村完成的，而不是在城市；商人给纺纱工和织工提供钱、原料甚至工具——这是另一种类似印度农村那样的外包制网络。这类生产组织方式远比城市生产方式灵活，因为没有行会的约束，而且农村织工仍旧拥有自己的土地，种植自己的粮食。50
随着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棉花产业的出现，欧洲的一些区域第一次成为全球棉花经济的一小部分。但在欧洲范围内，棉花产业还不是特别重要。大部分欧洲人仍穿着麻制和毛制衣服，而不是棉制衣服。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欧洲棉花商品销售到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另外，在16世纪早期之后，由于三十年战争破坏了产业发展，以及贸易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欧洲这一依赖威尼斯的产业就衰落了。事实上，16世纪，在新兴的奥斯曼帝国面前，威尼斯就失去了对地中海贸易的控制，奥斯曼帝国鼓励国内工业发展，并限制原棉出口。当16世纪60年代奥斯曼军队巩固其领土控制时，遥远的德意志棉纺织城镇也感受到了其影响。作为一个能控制原棉和棉纺织品流转的强大的国家，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摧毁了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的棉花产业。对于曾占主导地位的威尼斯人来说，雪上加霜的是，16世纪末，英国商船已经频繁停靠伊兹密尔（奥斯曼帝国的士麦那）等港口了。1589年，苏丹授予英国商人影响深远的贸易特权。51
精明的观察家肯定注意到，欧洲第一批棉纺织品生产者，无论意大利北部人还是德意志南部人，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征服供应他们棉花原材料的人。这是一个不会被忘记的教训。随着16世纪接近尾声，一个全新的棉花产业崛起，其重点将是大西洋，而不是地中海。欧洲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国家权力的介入才能保证在这些新贸易区中获得成功。52
①出自《天工开物·乃服篇》：“贵者垂衣裳，煌煌山龙，以治天下。贱者裋褐、枲裳，冬以御寒，夏以蔽体，以自别于禽兽。”
迄今为止，这一系统实际上让一个与生产者或织工没有直接联系的承包商出面，他通过分包的形式与大量在财富和诚信方面都有限的当地商人建立协议。当地商人虽然负有责任，但是他们没有承担爽约赔偿的能力。事实上，货物也从来没有交到承包商手里。因此目前现有的困难无法被根除，除非完全废除这一制度，或者对其进行重大变革。30
自从实现和平以来，到非洲海岸的奴隶贸易大大地增长了，而对适合非洲市场的商品的需求也非常大。只要在我们的力所能及范围内，我们非常渴望在推动贸易一事上有所贡献，而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的福祉也非常依赖贸易，因此，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我们期望，并且明确地指示你们尽最大可能地去配合，不仅要提供上面所提到的投资清单中所定下的一般货物（亦即棉布），而且尤其要提供标记了 A 的更加迫切需要的货物。38
在不远的过去，我们自己的条件还不能与新世界和印度的居民相比；尽管有着气候带来的各种好处，我们的道德状况无疑不如他们；美洲在其发现时的织造艺术和印度的织造技艺远超我们的羊毛制造业；及至今日，借助我们所有的工具，我们也不能超越东方细平布的精致，抑或海地、巴西和加勒比织物的牢固和大方。当我们的人民还处在太初的黑暗之中时，我们东边和西边的人们都沐浴在光明之下。
印度……我们贸易观念的间接来源地。印度的制造品和中国的制造品一起，激起了我们的先辈对那个时代的奢侈品的渴求。相对来说，制造业在印度的这段时期，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黎明；从此世界商贸翻开了新的一页，太阳从一个时代转到了另一个时代。印度纺织业就是这光明的预兆，它一路加强，也获得了必要的温暖，驱散了清晨的迷雾，开启出胚胎；然后在欧洲人的大力支持下得到强化，催生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繁荣的商业时代的到来。57
第2章 缔造战争资本主义
尽管首先出现在12世纪意大利北部，随后又出现在15世纪德意志南部的棉花产业令人瞩目，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世界棉花生产的格局。这两地的棉花产业繁荣之后又都衰落了。在其他三片大陆上有着规模更大的棉纺织业，而且和此前数个世纪以来一样，它们继续活跃着。印度和中国仍然是世界棉纺织品生产的中心，印度织工的产品依然在洲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直到此时，欧洲纺织业在技术发明或者组织创新上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亚洲生产者依然掌握着最尖端的纺织技术。确实，欧洲新的制造业尝试为欧洲人生产了规模空前的棉纺织品，传播了对棉纺织品的嗜好，使得关于棉花加工的知识广为传播——所有这些要素最终变得极其重要。但目前而言，这些小的变动对全球棉纺织业来说无关紧要，因为此时欧洲人还缺乏在跨洋贸易市场上竞争的能力，何况欧洲生产的棉布质量远逊于印度的棉布。而且，与印度和中国的棉纺织品制造者不同，欧洲人依赖从远方进口的原棉，却不能对这些地区施加多少控制。在1600年时，绝大部分欧洲人还穿着亚麻和羊毛制成的衣服。
然而，在随后的两百年中，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尽管这些变化非常缓慢，起初甚至难以察觉，但是势头一旦建立，变化就越来越快，最后是爆炸式的。最终的结果是世界棉花产业经历了剧烈重组：棉花种植和生产的方式与地点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同时棉花作物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将整个世界整合在一起。对棉花产业的重铸最初并不是来自技术进步，也不是来自生产组织方式的优势，而是源于一个更为简单的原因：跨越大洋投入资本和力量的能力和意愿。欧洲人越来越频繁地——往往以暴力的方式——挤入棉花贸易的全球网络之中，包括亚洲内部的以及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网络，然后利用同样的力量建立起非洲、美洲和欧洲之间的全新网络。1在更强大的国家面前，欧洲第一次闯入棉花世界的企图失败了；一代又一代的欧洲资本家和政治家吸取教训，凭借着他们运用武力扩张自身利益的意愿和能力，建立起了比较优势。欧洲人在棉花世界中变得重要不是因为新发明或先进技术，而是因为他们具有重塑和主导全球棉花网络的能力。
欧洲的资本家和统治者通过多种手段改变了全球网络。武力贸易的力量使欧洲能够建立起一个复杂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海洋贸易网络；财政－军事国家的缔造使得力量得以投射到世界上遥远的角落；金融工具的创新——从海运保险到海运提单①——使得远距离输送资本和货物成为可能；法律制度的发展给予遥远地区的投资以某种安全保障；与远方的资本家和统治者联盟，可以接触到当地的纺织工人和棉花种植者；攫夺土地和贩卖非洲奴隶创造了繁荣的种植园。当时人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些变化是通向工业革命的第一步。在欧洲和东亚人均经济生产值出现“大分流”前，一小部分欧洲人主导了构建全球经济联系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当时只是间断性的且逐步发生的，这不仅对棉花产业，而且对全球各处的人类社会都带来了重大的后果。“大分流”首先是国家权力、国家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特殊关系的分流。在这一过程中，诸多独立的棉花世界转变成了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棉花帝国。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美洲登陆，这是重塑全球联系的第一个重大事件。这一旅程引发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掠夺。1518年，埃尔南·科尔特斯攻击了阿兹特克帝国，为西班牙人在美洲广阔的土地上建立起领土主张，并扩展到南美和更远的北方。到16世纪中叶，葡萄牙跟随他们的脚步，攫取了今天的巴西。1605年，法国到达美洲并夺取了魁北克，攫取了今天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土地（这些土地在法国统治下成为路易斯安那），他们还占领了加勒比群岛中的若干岛屿，包括1695年获得的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面三分之一大小地区，成为法属圣多明各。1607年，英国在美洲成功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即后来成为弗吉尼亚殖民地一部分的詹姆斯敦，随后又在北美和加勒比地区建立了更多的殖民地。最终，我们将会看到，殖民者在美洲地区获得了大量土地，使得棉花的大规模单一种植成为可能。
棉花历史上的第二个重大事件发生在5年后的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成功地驶入卡利卡特港，开拓了从欧洲绕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海上航线。现在，欧洲人第一次直接接触到了印度织工——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者——的产品，而不再依赖大量的中间商；此前，这些中间商先用船只将印度布匹运过印度洋，再乘骆驼穿越阿拉伯半岛，最后用船将印度布匹卖到欧洲的各大港口。1498年，达·伽马从当地的统治者手中获得了与当地人开展贸易的许可，欧洲人开始建立了与印度次大陆的正式贸易关系。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建立一系列贸易据点，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果阿。16世纪末，荷兰和英国开始挑战葡萄牙在亚洲贸易的垄断地位，他们特许设立了一些合股公司，以期在获利丰厚的香料贸易中分一杯羹。在一系列英荷战争后，英国人最终与荷兰人就在亚洲分割他们各自的利益范围达成妥协，而印度纺织品贸易主要落入英国人的手中。
起初，在南亚的扩张是欧洲商人和政治家介入全球棉花产业网络最重要的事件。由此，欧洲人开始在印度纺织品跨洋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葡萄牙人是先锋，他们将大量的印度布料贩卖到欧洲。他们还试图巩固其在古吉拉特与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之间贸易的主导地位——起初，葡萄牙人强力限制古吉拉特商人与传统市场的联系，这一努力成败参半；到16世纪后半期他们则通过管制贸易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其他欧洲商人随后加入：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建立，160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建立，1616年丹麦东印度公司（Dansk Ostindisk Kompagni）建立。到17世纪初，荷兰人和英国人取代了葡萄牙人，他们强力管制古吉拉特纺织品贸易，收缴古吉拉特船只，以限制当地商人与阿拉伯市场乃至东南亚市场的联系。在过去，东南亚市场是由以马德拉斯为中心的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印度南部的工厂供应的。2法国是欧洲大国中最后一个与东方开展贸易的国家。1664年，法国贸易商成立了法国东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 Française），第一次把法国人称之为“印度货”的彩色印花棉布引入法国。这些公司都试图在某一地区获得垄断权，但因为它们之间彼此竞争，还要面对一些与之竞争的独立商人，它们的计划从未完全成功。3
这些欧洲公司的共同点是，它们从印度购买棉纺织品，在东南亚交换香料，同时也把纺织品带回欧洲，在那里，棉花可以在国内消费，也可以运往非洲购买奴隶送到新世界刚刚开始扎根的种植园中去工作。有史以来第一次，棉纺织品涉及一个跨越三大洲的贸易系统；哥伦布和达·伽马的意义重大的旅行的结果是互相补充的。欧洲的消费者和非洲的贸易商渴求着这些美丽的轧光印花布、细平布和纯色棉布，也喜欢那些由南亚的家庭和工匠纺织的更简单实用的普通棉布。
因此，棉纺织品在欧洲人扩张进入亚洲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早在17世纪初，欧洲的贸易商和商人就在孟加拉的达卡港的贸易中扮演重要地位了，达卡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已经是世界上最高品质的棉纺织品的来源了。至早在162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估计就已经进口了约5万件棉纺织品到英国去。40年后，这个数字涨了五倍。事实上，棉纺织品成了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贸易货物；到1766年，棉纺织品占公司全部出口货物的75%。根据不喜欢进口商品的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说法，棉纺织品“悄悄潜入我们的家里，我们的衣橱和寝室中，化为我们的窗帘、坐垫、椅子，最终连床铺本身都是纯色棉布或某种印度货”。4
全副武装的欧洲商人成功地参与到了印度棉纺织品的跨洋贸易中。然而，在印度国内，欧洲人的实力有限。基本上，欧洲商人的力量仅及港口城市的郊区，或者只限于这些士兵商人沿着海岸建造的据点的围墙内。为了确保能获得数额巨大的印度纺织品以供出口，欧洲商人依靠当地的贸易商——巴尼亚人（banias）②。巴尼亚人保证了欧洲商人与内陆种植、纺纱、织造这些越来越珍贵的商品的农民和织工的重要联系。欧洲人沿着印度海岸，在马德拉斯、苏拉特、达卡、卡西姆巴扎尔、卡利卡特等地建立了一系列仓库——又被称为库房（factories）。在这些库房里欧洲商人的代理人们向巴尼亚人订购棉布，然后收取待装船的货物。数百卷皮封簿册记录了每一笔交易，许多簿册留存至今。5
达卡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库房详细记录了1676年的棉布买卖的机制，证明了东印度公司对当地贸易商的依赖。在距离贸易船抵达的8至10个月之前，英国商人与巴尼亚人签订棉布供应的分包协定，明确规定棉纺织品的质量、式样、价格和交货日期。非洲和欧洲的消费者需要以特定价格购买特定商品。巴尼亚人随后向各种中间商预付定金，继而中间商在村庄之间辗转，与个体织工签订协议并为成品布料预付定金。6最终，织物又按照相同的链条回到英国在达卡的库房，商人在那里对其划分等级并准备装运。
在这个生产系统中，织工自己控制工作的节奏和工作的组织，拥有自己的工具，就跟几个世纪以来的一样，甚至还保留把产品卖给他们愿意卖给的人的权利。随着欧洲需求的增长，织工能够增加产量并提高价格，这显然对他们有利。实际上，到达古吉拉特巴鲁奇镇的欧洲贸易商，如同在奥里萨邦和达卡一样，为当地区域性的棉花产业带来了新的动力。尽管织工依然贫穷，但是他们也可以利用欧洲人对其布料的竞争谋取更多的利益，而本地巴尼亚人甚至还有印度统治者也都获得了好处——统治者迅速地建立起了针对棉纺织品生产和出口的赋税制度。7尽管欧洲商人在印度的势力相当大，但还不足以左右一切：英国商人抱怨这一机制常常被打乱，“在达卡，阿拉伯商人和莫卧儿商人每年都运走大批量的棉纺织品，沿着陆路运到远至土耳其人领域的地方”。此外，来自织工和当地巴尼亚人的“竞争、麻烦及指控”也都经常打乱这一机制。8
依靠着当地贸易商和本地资本，“库房”这一机制延续了将近两个世纪。晚至18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仍然从孟买的两个商人佩斯东吉·杰姆沙特吉（Pestonjee Jemsatjee）和索拉布杰·杰万吉（Sorabje Jevangee）那里购买价值超过100万卢比的棉布成品。而苏拉特的巴尼亚人达达波·蒙纳克吉（Dadabo Monackjee）与孟买城市北部的织工订立协议，为英国人供货。实际上，起初，葡萄牙、英国、荷兰和法国的贸易商仅仅是这个古老而活跃市场的最新到达者，和成百上千来自整个南亚和阿拉伯半岛的贸易商一起竞争。在达卡，直到18世纪，欧洲贸易商的棉布交易量也只占所有棉布贸易的三分之一。而且欧洲在印度的贸易能力仍然仰仗南亚的银行家和商人，依赖后者为棉花的种植和加工提供资金。9
但是，欧洲武装商人介入亚洲贸易，逐渐将那些古老的传统贸易网络边缘化，用武力将那些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从许多跨大陆贸易的市场中排挤出去。1670年，一位英国观察家仍然记录到中东商人“转运的纯色棉布是英国和荷兰人的五倍”，但是，随着更大、更快和更可靠船只的运用，特别是更具破坏力的火药武器的使用，“印度－黎凡特作为世界交易主要通道的古老模式发生了彻底的结构性转变”，一位历史学家总结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最大的失败者。”与东非进行贸易的古吉拉特商人也开始面临欧洲人的竞争。随着欧洲商人在印度变得越来越常见，他们也在东非市场站稳了脚跟。因此，欧洲人在印度洋两岸的主导地位逐渐形成。随着18世纪苏拉特的衰落和英国人统治下的孟买的崛起，印度西部的商人更加依赖英国人的力量。10
欧洲商人以及他们支持的印度土邦的影响日增，这最终反过来又对欧洲本身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更多的印度棉布达到欧洲，新的市场和时尚应运而生。精美的轧光印花布和细平布吸引了欧洲正在崛起的社会阶层，他们有足够的钱，并希望通过穿着这些棉纺织品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随着印度棉纺织品在18世纪更为流行，替代这些进口产品的愿望成了推动英国的棉花生产强有力的激励因素，最终引起了棉织产业革命性的变化。11
此外，欧洲商人对亚洲贸易的支配与在美洲的扩张同步进行。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荷兰等列强在美洲强占了大量的土地，同时，他们还劫掠了这片大陆上可搬走的财富：黄金和白银。事实上，他们最初就是靠着这些偷来的贵金属在印度购买棉纺织品的。
然而，美洲的欧洲殖民者没有掠夺到足够的金银，于是他们发明了一条新的致富路径：开辟种植园种植热带和亚热带作物，特别是甘蔗，不过也有水稻、烟草和靛蓝。这些种植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欧洲人运输非洲人到美洲去，起初是数以千计，后来数以百万计。欧洲商人沿着非洲西海岸建立了一系列驻防贸易站，例如今天塞内加尔的戈雷、加纳的埃尔米纳、贝宁的维达。欧洲商人付钱给非洲统治者去捕获劳动力，以印度织工的产品去交换。1500年后的三个世纪里，超过800万奴隶从非洲被贩运到美洲。起初，大部分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贸易商贩卖的，17世纪后，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其他的贸易商也加入其中。仅仅在18世纪，他们就从非洲贩运了超过500万人，这些人大多来自非洲大陆的中西部的贝宁湾、黄金海岸和比夫拉湾。12加勒比群岛和南北美洲海岸几乎每天都有贩运过来的奴隶抵达。
由于非洲的统治者和商人也经常要求用棉布换取奴隶，奴隶贸易增加了对棉纺织品的需求。虽然人们常常以为奴隶贸易仅仅是用枪支和便宜货来换取奴隶，但更经常地用来换取奴隶的是一种更为普通的商品：棉纺织品。一项关于英国商人理查德·迈尔斯（Richard Miles）自1772年至1780年从黄金海岸换来2218名奴隶的1308项交易的研究显示，纺织品占所有交易物品价值的一半以上。18世纪末19世纪初，葡萄牙人从罗安达贩卖人口时也有类似的情况：纺织品占进口商品总额的近60%。13
非洲消费者以其挑剔和多变的口味而著称，这让欧洲商人大为惊愕。实际上，一位欧洲旅行家注意到，非洲的消费品位“最为多样、最为变化无常”，“很少有两个村庄有相同的消费品位”。1731年从法国港口出发的奴隶船“勤奋号”装载着精心分类的各式各样的印度织物，以迎合几内亚海岸不同地区的需求。以相同的方式，理查德·迈尔斯向英国供货商提出具体的指示，告诉他们在黄金海岸需要的是哪些颜色和类型的纺织品，甚至去找哪些具体的制造商。迈尔斯在一封1779年寄往英国的信中写道，“克肖先生的［货物］与［尼普的］没法比，至少他的这些货，这里的黑人贸易商根本看不上眼，而他们才是要取悦的人。”14
欧洲人的棉纺织品贸易把亚洲、非洲和欧洲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复杂的商业网络中。在此前四千年的棉花史中，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跨越全球的网络。此前也不曾有人用印度织工的产品在非洲购买奴隶，然后把奴隶贩运到美洲的种植园去，生产供欧洲消费者享用的农产品。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体系，清晰地表明了资本和国家力量联合在一起所拥有的改变世界的力量。这其中最激进的不是那些具体的贸易行为，而是它们所嵌入的系统，以及这个系统中的不同部分如何相互依存：欧洲人创造了一个组织经济活动的新模式。
欧洲人的贸易网络扩张到亚洲、非洲和美洲，主要靠的并不是价廉物美的商品，而是靠武力屈服竞争者，以及欧洲商人在世界很多区域的强制性存在。根据特定区域的社会权力平衡方式相对不同，这一主题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变奏。在亚洲和非洲，欧洲人建立了一系列沿海飞地，主导了跨洋贸易，但初期欧洲人没有卷入种植和生产过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美洲，当地的原住民被剥夺财产、驱逐或杀害。欧洲人通过从事大规模种植园农业，改造了世界的面貌。当欧洲人涉足生产领域后，他们将其经济命运与奴隶制捆绑在一起。帝国扩展、掠夺土著和奴隶制这三个步骤，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主义的最终出现中，处于核心位置。
这些要素往往还伴随着这个新世界的另一个特征：国家支持商人和定居者的冒险活动，但对遥远土地上的地区和人民只有微弱的主权。相反，私人资本家常常以特许公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形式组织起来，对土地和人民主张主权，并且与当地的统治者建立联系。全副武装四处劫掠的资本家成为欧洲人主宰的新世界的标志，他们的坚船利炮、士兵商人、武装私人民兵以及殖民者到处掠夺土地和劳动力，赶走竞争者。私有化武力是他们的核心能力之一。虽然欧洲国家设想、鼓励并促使建立一系列地域广大的殖民帝国，但国家自身的实力尚弱且势单力薄，这就给予私人以空间和余地来创造新的贸易和生产模式。这一时期的特征是财产权不受保障，只有一波一波的劳力和土地的掠夺浪潮，这恰恰见证了资本主义非自由的起源。
这一新体系的核心就是奴隶制。欧洲人将数百万非洲人贩卖到美洲，这使得他们迫切地需要获得更多的棉纺织品，从而加强了欧洲与印度的联系。这一贸易还使得欧洲商人在非洲更积极地扩张。这一贸易也使得在美洲获得的大片领土具有经济价值成为可能，从而使欧洲克服了自己的资源局限。尽管这一多面的系统表现出多样性，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但是它与此前的世界如此不同，也与19世纪出现的世界不同，因此，这一体系应当有它自己的名字：“战争资本主义”。
战争资本主义依靠富裕且强大的欧洲人，将世界分为“内”和“外”两个区域。“内”包括母国的法律、体制和习俗，有着国家维持的秩序；与之相反，“外”则受到帝国支配，丧失大量土地，其原住民遭到屠戮，资源遭到掠夺，人民遭到奴役，而且大量土地被私人资本家占据，而遥远的欧洲国家几乎没有进行有效监督。在这些帝国属地中，“内”的法则并不适用。在这里，领主超越了国家，暴力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些私人行动者通过大胆的暴力强制行为重塑了市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这些领土“往往比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富强得更快”，但它们是通过一个社会白板（social tabula rasa）做到这一点的，然而讽刺的是，这个社会白板为战争资本主义“内”部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和国家的出现提供了基础。15
“战争资本主义”具备前所未有的变革潜力。战争资本主义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现代世界的基础，它引发了深重的灾难，但也促成了经济空间结构的影响深远的转变：多中心的世界逐渐变为单一中心的世界。很久以来横跨多个大陆、贯穿众多网络的力量逐渐通过欧洲的资本家和国家所支配的单一节点，越来越集中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棉花处于中心地位，而棉花生产和分配的形形色色的诸多世界，在这一过程中逐步丧失了自己原来的地位，沦为这个新的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等级森严的帝国的一部分。
就欧洲自身而言，全球性的经济空间重组对整个大陆都产生了影响。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大西洋”列强取代了威尼斯及其意大利北部腹地等昔日的经济强国。随着大西洋贸易取代了地中海贸易，加之新世界成为重要的原料生产地，与大西洋有联系的城市在棉纺织品生产中的重要性也上升了。事实上，早在16世纪，欧洲棉花生产的扩大就依靠它与整个大西洋世界快速扩张的市场——从非洲的棉布市场到美洲新兴的原棉市场——的联系。在布鲁日（自1513年）和莱顿（自1574年）等佛兰德斯城市中，棉纺织业迅速发展，而安特卫普开始在原棉贸易和海外扩张中获得巨大的新市场。基于同样的原因，法国制造商在16世纪末也开始投资棉纺织业。16
在这诸多震撼世界的地缘变迁中，从长远看来，最重要的是棉纺织业进入英国。早在1600年，佛兰德斯宗教难民就开始在英国的市镇中纺织棉布。关于棉花产业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601年：“当时一位名叫乔治·阿尔努（George Arnould）的博尔顿粗斜纹布纺织工出现在地方法庭的记录中。”棉花产业逐渐成长，到1620年，英国棉产品制造商已经向法国、西班牙和荷兰以及德意志地区出口商品。棉纺织业尤其在英格兰北部的兰开夏郡繁荣起来，这里没有行会制度的控制，而且靠近重要的奴隶贩卖港口利物浦，这对同时为非洲奴隶贸易和美洲种植园提供产品的生产者至关重要。17
缓慢出现的英国棉纺织业从此前生产亚麻和羊毛制品的历史吸收了经验。和在欧洲大陆一样，棉纺织品起初是在农村生产的。商人，其中许多是清教徒或不从国教者，将原棉预付给农民，农民再利用家庭劳动季节性地从事纺纱和织布工作，完成工作后把成品归还给商人，由商人卖出产品。随着棉布需求的爆炸式的增长，纺纱和织布对小农的重要性也增加了。其中一些农民最终放弃了传统的作物，转而完全依靠棉纺生产谋生。一些组织国内棉纺织品生产的商人转变为大型实业家。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他们开始给更多的纺纱工和织工提供更多的资金，扩大了生产，鼓励“延伸”式生产——从地理上延伸到更大区域的农村地区。这是典型的外包制，与亚洲几个世纪前进行的或英国毛纺织业的制度非常类似。农村更加工业化，农村的居民越来越依靠为远方的商人从事外包工作。18
与印度纺纱工和织工不同，正在成长的英国棉纺织工人没有独立获得原料的渠道，也没有独立进入市场的方式。他们完全依附于商人——事实上，与印度同行相比，他们拥有更少的独立性和议价能力。19因此，英国的外包商比印度的巴尼亚人有更大的权力。英国棉花从业者是正在崛起的全球力量的一部分，他们的海军逐渐控制了世界的各大洋，他们在美洲和亚洲——印度是其中最重要的——迅速攫取土地，他们的奴隶主创造了一个种植园体系，这个体系在各种意义上都依赖数千英里之外的遥远的兰开夏郡内地以及孟加拉平原上的纺纱工和织工的生产能力。
尽管有这些开端，它们的重要性也只是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才得以彰显。在整个17和18世纪，欧洲的棉纺织工业并不特别突出。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棉纺织业几乎停滞不前”。即使在1697年之后，棉纺织业的发展仍然缓慢，例如，纺织业用了67年才将加工成棉纱棉布的原棉数量增加了一倍，达到387万磅。这是当时一整年的棉花消费量。相比之下，到1858年，美国平均一天的棉花出口额就达到这个数量。法国的情况也类似，而英法之外的欧洲，棉花需求量甚至更少。20
欧洲棉纺织业发展如此缓慢的原因之一是获得原材料较为困难。由于棉花不在欧洲本地生长，产业所必需的原料不得不从遥远的地方运来。新机器的发明在1780年使得棉纺织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在此之前，17和18世纪的欧洲制造商对原棉的需求不大，而且主要是通过现有的多样化的渠道来满足的，在这些渠道中，棉花只是诸多贸易商品的一类。1753年，有26艘从牙买加出发抵达利物浦的船载有棉花，其中24艘船运载的棉花不足50包。21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商人、港口或地区专门从事棉花出口。
我们已经看到，自12世纪以来，欧洲棉花进口最重要的来源是奥斯曼帝国，特别是西安纳托利亚和马其顿地区。在整个17世纪，来自伊兹密尔和塞萨洛尼基的棉花继续支配当地市场，和丝绸和马海毛纱等其他东方货物一起来到伦敦和马赛。欧洲对棉花的需求在18世纪缓慢扩张，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棉花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占到了1700年至1745年之间英国进口总量的四分之一。马赛的进口量也类似。22
世界其他地区的棉花也少量地进入了欧洲。例如，在17世纪90年代，东印度公司就把印度的棉花卖到了伦敦。类似地，在18世纪20年代，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公告说：“1723年9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点，在位于利德贺街上的仓库里，以蜡烛拍卖的方式……销售来自冈比亚的棉花。”一年后，他们又发布公告说销售“来自维达（Whyday）③……成桶的优质丝棉”，此后的一年则是“成包的几内亚棉”。但是，与象牙这样更重要的商品比起来，棉花如此小的销售量就显得相形见绌了。23
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棉花有了一个新的来源：西印度群岛。尽管与甘蔗相比，棉花在这些岛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一些规模较小的农场主不像制糖大亨那样拥有充足的资源，于是开始种植这种被称为“白色黄金”的农作物。直到1760年，法属诸岛上棉花（被称作“小白作物”［petits blancs］）产量一直相当稳定。然而对英国和法国的棉纺织业来说，即使这一小部分西印度棉花也已经满足了他们需求的很大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生产模式指向了未来。24
1770年之前，欧洲商人已经通过完善的贸易网络从不同地区里获取了这种珍贵的作物。除西印度群岛之外，欧洲商人的影响力还没有超出各个港口城市；他们既无力影响内地棉花的种植，也没有意愿去预付资金扩大棉花种植。棉花流向欧洲商人，是因为他们愿意支付那里的价格，但他们对棉花是如何种植的毫无影响力。此时，在这个全球的原棉关系网络中，当地的种植者和本地的商人仍然是影响力巨大的角色。特别是因为他们既没有专门从事出口棉花生产，也没有专门为欧洲北部的市场出口棉花。25
1702—1780年英国棉花进口量，按来源分列，以百万磅计，为五年的平均值。
随着小部分原棉进入欧洲，以满足不断扩张但在全球范围内仍微不足道的欧洲棉花产业，欧洲、非洲以及美洲奴隶种植园对棉布的需求却增长了。但是欧洲的产量不足以满足这一需求。因此，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葡萄牙的贸易商，以同样狂热的精力，试图以更有利的条件，从印度进口更多的棉纺织品。1614年，英国商人出口了12,500件未裁剪的棉布，而到1699年至1701年，数量飙升到每年877,789件。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英国出口的棉布数量增加到了七十倍。26
为了以有利的价格获得大批量印度棉布，欧洲各个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开始更积极地卷入印度棉布生产过程。几十年来，这些获得特许的欧洲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一直在抱怨说，印度织工有能力将商品卖给竞争对手公司、竞争的印度巴尼亚人、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商，甚至是独立于这些公司之外的欧洲私人商人，以制造竞争，抬高价格。如果欧洲人能强迫这些织工仅仅单独为他们的公司工作，就有增加利益的可能性。垄断市场成了压低织工收入和推高特定商品售价的方法。27
欧洲商人能够以满意的价格获得他们所需要品质与数量的棉布，这是因为他们受益于欧洲国家对越来越广的印度领土的政治控制。他们不再仅仅是贸易者，而是逐渐地变成了统治者。例如，在18世纪30年代，达卡的厂房驻守着一批保护公司利益的军事武装人员。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本是一伙商人，1765年却成了孟加拉的统治者，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把他们的控制扩张到了南亚的其他地区。到18世纪末，领土扩张的梦想进一步增强了；由于英国商人越来越多地投资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原棉贸易，他们希望将印度西部的产棉地区整合进东印度公司的领土中。国家特许的公司对遥远土地提出的私人政治权力主张，是对经济权力这一概念革命性的重新定义。国家与私人企业主共享对土地和民众的主权。28
这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新结合，以及其他因素，使得欧洲商人能够更进一步控制纺织品生产，特别是通过加强对织工的控制。29早在17世纪，沿着科罗曼德尔海岸，那些本来颇有影响力的担当印度织工和欧洲出口商之间中间人的印度商人，逐步为一些受到欧洲公司更紧密的控制的代理人所替代。继孟加拉之后，苏拉特也于1765年落入公司的控制。1795年，总督属下的贸易局抱怨道：
移除印度中间商，可以让外国商人更好地控制生产，并且让后者有能力获得更大数量的商品。最终，东印度公司尝试绕过那些长期以来帮他们联系织工的印度巴尼亚人，而把这一职责交给了那些直接受雇于公司的印度“代理人”。伦敦的贸易委员会详细地指示总督如何重建棉布的采购体系，以期“为公司恢复真正的商业知识”，从而通过执行“代理人系统的总体的基本原则”，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更多的棉布。现在，公司通过其印度代理人直接预付定金给织工，这是此前英国人没有做到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领土的控制和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威。虽然织工此前就依赖信贷，但是由于欧洲人新近加入这些信贷网络，以及欧洲商人垄断印度某些区域的经济控制权，这些印度织工现在更加依赖公司了。早在18世纪中叶，欧洲公司已经派遣其代理人深入达卡附近农村的一些制造中心，这些代理人日益详细地规定生产条件，因此成功地降低了价格。18世纪90年代，东印度公司甚至鼓励织工搬迁到孟买进行生产活动——目的是可以更好地监督织工，“以免遭特拉凡哥尔王公（Rajah of Travancore）臣仆的勒索”。31
英国人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意味着织工逐步丧失了定价权。根据历史学家辛那帕·阿拉沙拉南（Sinnappah Arasaratnam）的说法：“他们不再能为自己选择的主顾生产，他们不得不接受棉纱作为报酬的一部分，他们的制作过程还受到住在村子里的公司代表的严苛监督。”此时，织工经常被迫去找指定的商人领取预付金。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织工成为受薪工人，这一做法和同时代的商人在英国农村所做的一样。32
为进一步实现目标，公司直接地对织工使用强制力量。公司雇用了大量的印度人以监督并贯彻新的规章制度，事实上是将棉布市场官僚化了。大量的新法规使得织工在法理上束缚于公司，使得他们不能向开放市场销售棉布。公司的代理人则在织机旁督查棉布生产，努力确保这些棉布按约定卖给其公司。新的税务体系还会惩罚那些为别人生产的织工。33
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其中包括身体上的惩罚。如果一个公司的代理人投诉某位织工非法地在为私商工作，“那么公司代理人（Gumashta）会将他及其儿子抓起来，严厉地鞭笞，并把他的脸涂成黑白色，反绑他的手，并在士兵（sepoy，指英国人雇用的印度士兵）的押送下在村里游街，同时喊着‘任何织工被发现为私商工作就会受到类似的惩处’”。这样的措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印度织工的收入下降。17世纪末，织工所得最高能达到棉价的三分之一。根据历史学家奥姆·普拉卡什（Om Prakash）的研究，到18世纪末，织工所得的比例已经降到了大约6%。由于收入和生活质量的下降，一首沙利亚织工的摇篮曲诉说渴望回到一个神秘的过去，那时织布机上藏着银板。1795年，连公司本身也注意到了“织工空前的死亡率”。34
毫不奇怪，织工抵制欧洲资本对生产过程的强制侵蚀。其中的一些人打点行囊，从欧洲人控制的地区搬走。还有一些则偷偷地为竞争对手工作，但是为了避免被发现，他们不得不接受较低的价格。有时，一些织工会集体找到东印度公司，控诉公司对自由贸易的干涉。35
这样的抵制活动有时削弱了欧洲资本家的力量。因此，尽管东印度公司希望消除印度中间商，但是他们理解，“没有次级承包商是几乎不可能的”，这些人在从事纺织的村落的深厚社会网络不可能完全被公司代理人取代。欧洲的独立商人出于利益也经常与公司作对，如向织工出高价购买棉布，因此让织工有动机去违反公司的政策。36
尽管存在这样的局限，但是这些强硬政策成功地为欧洲商人的店铺提供了更多数量的棉布。1727年，欧洲从印度进口了总计大约3000万码棉布，但是到了18世纪90年代，增加到每年8000万码左右。特别是英国商人，还有法国商人，控制了数量庞大的棉纺织品的采购和出口：1776年，仅在达卡地区一地就有8万名纺纱工和2.5万名织工，1795年，东印度公司统计，仅苏拉特的织机就超过1.5万台。而且还有压力要求获得更多的棉纺织品。一封由英国伦敦东印度公司办公室于1765年写给驻孟买办公室的信件，反映了七年战争之后的和平所带来的机遇，并完美地总结了全球经济革命性重构的核心：37
正如这封信所清楚表述的，来自印度的棉布、来自非洲的奴隶以及来自加勒比地区的糖在一个复杂的商业网络中在全球穿梭移动。美洲的大量奴隶需求创造了要求获得更多印度棉布的压力。毫不奇怪，东印度公司的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在1793年总结道，孟加拉“数量惊人的巨额财富……流入英国”。39
欧洲商人对印度棉纺织生产控制的日益增强，似乎对当时欧洲自己并不特别重要也并不特别活跃的处于起步阶段的棉花产业造成了威胁。英国、法国、荷兰及其他国家制造商如何与印度棉布竞争？印度布料不仅质量更好且更便宜。然而，即使印度出口了更多的棉布，但是看起来欧洲的棉花产业仍然在扩张。讽刺的是，正是从印度进口的棉布帮助了欧洲棉花产业，因为欧洲人持续不断地从亚洲引进了相关的技术，进口的棉布又开拓出许多新的市场。而且，从长期看，从印度的进口事实上影响了欧洲政治的优先考虑。我们将会看到，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崛起为新的强大国家，出现了一批频繁发声的资本家；国家和个体都认为——即便是难以实现——以国内生产的棉布取代从印度进口的棉布是优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保护主义扮演了重要角色，再一次验证了国家对“大分流”的巨大意义。到17世纪末，由于棉纺织品进口和国内棉花产业都在扩张，欧洲的毛纺织和亚麻制造商纷纷向政府施压，要求保护他们免于新崛起的棉产品制造商以及来自印度的棉布的竞争。纺织业是欧洲最重要的制造业：棉纺织品的进口和生产给这个行业带来的混乱似乎威胁了纺织业的利益，并危害了社会稳定。40
早在1621年，即东印度公司创立仅20多年后，伦敦的羊毛商人就对持续增长的棉布进口表示抗议。两年后，即1623年，议会就对印度棉纺织品进口问题进行辩论，并称其“有损国家利益”。实际上，反对棉纺织品进口的声浪一直是17和18世纪的英国政坛的常见主题。1678年，一本名为《古老的行业衰落，又得以重建》（The Ancient Trades Decayed, Repaired Again）的小册子警告人们说，羊毛业的“最大障碍是我们自己的人民，他们穿着许多外国的商品，却不穿我们自己生产的”。1708年，《笛福评论》（Defoe’s Review）刊登了一篇犀利的评论，考察了“我国制造业衰败的真正原因”，将其归咎于东印度公司进口越来越多的“轧光印花布和印花纯色布”。其结果是“不仅从普通百姓嘴边抢走面包，东印度贸易还夺走了所有人的工作机会”。通常是羊毛和亚麻制造商反对印度棉布进口，但有时棉产品制造商也参与其中：1779年，出于东印度公司会毁掉他们的行业的担心，印花布从业者给财政部写信抱怨道：“如果不禁止东印度公司扩张他们在东印度的印花布生产，那么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人离开这一行业。” 41
这些反对促成了一些保护主义措施。1685年，英国对“所有印花棉布、印度亚麻及所有印度制造的丝绸制品”征收10%的税。1690年，关税增加了一倍。1701年，议会规定进口印花棉布为非法行为，只能进口白棉布到英国来进一步加工，这极大地推动了英国棉布印染业的发展。一项1721年的法令甚至禁止人们穿着用来自印度的白布染成的印花棉布的衣服。最终，售卖印度棉布完全成为非法行为：1772年，伦敦的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iner）将公寓租给一名叫布莱尔（W. Blair）的人，此人“将非法物资带入其住宅”，非法物资即印度细平布。后者因此入狱。1774年，议会又颁布法令要求在英国销售的棉布必须完全在英国纺织而成。只有那些预备再出口的东印度棉布才被允许进入英国。那些不在禁令范围内的印度棉纺织品，诸如纯色细平布和轧光印花布，则被征收很高的关税。最终，这些保护措施并没有帮助到羊毛和亚麻制造业，反而刺激了国内的棉花生产。42
与英国类似，法国极力将印度棉纺织品进口定为非法行为。1686年，在丝绸和毛纺业企业家的压力之下，法国宣布制造、使用和销售棉纺织品为非法行为。在此后的70余年里，法国至少颁布了两项王室敕令和80项枢密院的裁决，试图压制棉纺织品的进口和生产。惩罚措施变得越来越严厉，包括监禁，而且从1726年开始甚至会对违规者施以死刑。1755年，法国又宣布进口印度印花织物为非法行为；1785年国王再次确认了这一禁令，以保护“国家产业”。两万名警卫负责推行这些法令，发配了多达5万名违法者到法国桨帆船上去服苦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专供几内亚的印度棉纺织品清楚地没有列入长长的取缔清单中，因为这些棉纺织品专用于奴隶贸易。毕竟，只有用印度棉布才能换来奴隶。43
其他欧洲国家也跟进。1700年，威尼斯禁止进口印度棉纺织品，佛兰德斯也是如此。在普鲁士，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国王发布敕令，宣布穿着印花或染色的细平布及棉纺织品为非法。1717年，西班牙宣布进口印度纺织品为非法。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Abdulhamid I）统治时期禁止穿着某些印度服装。44
这些政策最初只是为了保护国内的羊毛、亚麻和丝绸等织品的生产者，最后演化为鼓励国内棉纺织品生产的明确计划。1807年，法国旅行家弗朗索瓦－沙勿略·勒古·德·弗莱（François-Xavier Legoux de Flaix）评论说，“各工业国为了促进国内生产而相继颁布的对印花制品的禁令”让那些无法与印度织工进行自由竞争的欧洲制造商意识到棉花市场很有前景。国内和出口市场潜力巨大而且极具弹性。而且，就如同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了印度生产者进入欧洲纺织品市场，欧洲国家和商人逐渐主导了全球网络，依靠这一网络他们可以占据世界其他地方的棉织物市场。事实上，这些市场为从印度获得的棉布和国内生产者生产的棉布提供了销路。因此，欧洲人可以在印度增加棉花采购量的同时保护其国内缺乏竞争力的民族产业。这一奇迹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战争资本主义使得欧洲人在主导了全球棉花网络的同时，建造了新型的更强大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持续的战争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源，从而拥抱了国内的产业。45
帝国扩张以及欧洲人日益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进一步促使亚洲知识向欧洲转移。欧洲制造商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取得这些技术，以在价格和质量上与印度制造商竞争。事实上，欧洲开始制造棉产品，是建立在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工业间谍活动上的。
印度织物在欧洲和非洲消费者中非常受欢迎，是因为它们精美的图案和亮丽的色彩。为了与质量绝佳的印度棉布竞争，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欧洲制造商搜集和分享了关于印度生产技术的知识。例如，法国棉产品制造商投入了大量精力，通过近距离观察印度的纺织方式，去模仿印度的各项技术。1678年，为法国东印度公司工作的乔治斯·罗克斯（Georges Roques）根据他在艾哈迈达巴德的观察，撰写了一份关于印度人雕版印花技术的报告，这份报告很快就被证明非常有价值。40年后的1718年，特宾神父（Le Père Turpin）也这么做了。1731年，一名法国东印度公司船上的少尉乔治·德·博利厄（Georges de Beaulieu）抵达本地治里，去调查印度工匠制作细平布的方法。在种种这些努力之下，1743年，法国棉产品制造商几乎能仿制一切棉纺织品，但品质最好的除外。尽管欧洲人迅速剽窃印度的技术，但是直到18世纪末，来自印度次大陆的棉布依然首屈一指。勒古·德·弗莱由衷地钦佩印度棉纱和棉布的质量（“其完美程度远超于我们欧洲所熟悉的”），1807年，他再度在一份纪要中详细报告了印度纺织技术，以期望法国工匠可以复制这些技术：在诸多建议中，他建议“法国所有的织梭都应当按照孟加拉使用的模式制作，这样，我们才能在细平布的织造中达到与印度人一样的水准”。46
其他欧洲制造商也纷纷跟进。18世纪末，丹麦旅行家进入印度以理解和取得印度人的技术。在整个17和18世纪，英国棉布印花商一直在搜集，并运用印度棉布印刷专业知识复制印度图案。《班加罗尔纺织品加工及当地人丝、棉染色流程记录》（Account of the Manufactures carried on at Bangalore, and the Processes employed by the Natives in Dyeing Silk and Cotton）或者类似性质的《给棉纱或布料快速染上牢固的土耳其红，又称亚德里安堡红的真正的东方流程》（The Genuine Oriental Process for giving to Cotton Yarn, or Stuffs, the fast or ingrained Colour, known by the Name of Turkey or Adrianople-Red）这类出版物，见证了欧洲人对这种技术转移一直都很感兴趣。和几个世纪前纺车和卧式脚踏织布机的情形一样，从16到18世纪，亚洲始终是棉纺织技术特别是印染技术的最重要的源头。随着欧洲主导世界棉花网络进程的加快，欧洲人吸收印度技术的步伐也加快了。47
在外贸和国内市场中用国产棉布代替印度棉布，成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1780年，格拉斯哥棉花商人强烈要求政府帮助他们打开出口市场，理由是存在“国内消费无法消化的剩余产品：因此拓展更大规模的海外销售必不可少，唯有如此才能不让机器闲置（否则必然会被丢弃），并维持受到训练来从事这一行业的工人的生计”。48更重要的是，帝国的扩张使得欧洲商人，尤其是英国商人熟悉全球棉花市场。到了1770年，很显然欧洲的棉纺织品市场已经非常巨大了，但非洲、美洲，当然还有亚洲的市场更大，任何人如果能以有竞争力的价格来生产棉布以满足这些市场，可谓前景无限。而对于这些市场的弹性以及获利性的了解取决于商人从世界远距离棉花贸易网络中所获的经验。49
事实上，出口市场最终成了欧洲棉纺织制造业者的中心，这些市场最早是通过出口印度纺织品占领的。一封伦敦商务部致孟买商务部的信写道：“就我们的投资而言，非常重要的是，能够定期卖出数量可观的苏拉特货物，以供应非洲贸易。”由于法国规定进口印度棉布为非法行为，西非人成为法国从本地治里贩运的棉布的主要买家。18世纪末，正如勒古·德·弗莱所观察到的：“正是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建立，以及奴隶贸易催生了与印度的商业关系……但一旦安的列斯群岛的殖民地停止奴隶买卖，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棉花商品的数量将越来越少。”50
英国制造业者和商人很早就非常依赖本国棉布和印度棉布向非洲市场的出口。1750年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更加明显。正如历史学家约瑟夫·伊尼克里（Josef E. Inikori）所说，1760年，英国出口的棉布占生产总量三分之一。18世纪末，比例增加到三分之二。非洲和美洲是最重要的市场。在18世纪中期，英国出口棉布的94%进入了非洲和美洲市场。市场的规模之大意味着在那里有竞争力的人可以获得大笔财富。1776年，亚当·斯密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就有机会实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的技术，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决不会有的现象。”51
非洲人喜爱棉布，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有棉花产业，也因为他们很早就接触到印度棉纺织品。起初，欧洲的奴隶商人竭尽所能地按非洲现有的需求类型来提供货物，特别是靛蓝色和白色棉布。1730年左右，东印度公司指出，印度棉布的短缺使得英国人“开始在英国仿制印度棉布”。欧洲贸易商甚至用印度布的名字来出口这些棉布，因为非洲人更喜欢“印度制造”的棉布。在给贸易局的一份备忘录中，伊莱亚斯·巴恩斯（Elias Barnes）希望英国织工能够成功地仿制印度棉布。他认为这种棉布的潜在市场很大：“不仅我们领土内能消费这种棉布，而且全世界也会成为我们的消费者。”最晚到1791年，东印度公司的商务部还在要求孟买定期向英国输送棉布，“尤其是满足非洲贸易的需要”。52
帝国扩张、奴隶制、土地掠夺——战争资本主义——为欧洲各国国内依然很小且技术落伍的棉纺织业奠定了基础。战争资本主义为棉纺织业提供了活跃的市场，还提供了获得技术以及重要原材料的渠道。战争资本主义也成为资本形成的重要引擎。利物浦等商业城市主要靠奴隶制而繁荣，后来又成为新兴棉花产业的重要资本来源，利物浦棉花商人可以为制造业者提供更多的货款，让他们来加工棉布。相应地，那些售卖英国生产的棉纱和棉布的伦敦商人则为兰开夏郡的制造业者提供贷款。事实上，随着利润从贸易转到生产制造领域，他们提供了十分重要且非常大量的运营资本，形成了“资金从商业向内的流动”。此外，当商人从远距离贸易中获得了财富后，因为政府越来越依赖从他们身上抽取的税收，他们也可以向政府诉求保护。53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战争资本主义还滋养了新兴的次级经济部门，如保险、金融和航运等，这些产业将会在英国纺织业的出现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它滋养了诸如政府信贷、货币、国防这样的公共机构。这些机构源自战争资本主义的世界，“因为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商业实践”从出口贸易领域引入到国内经济领域。54
欧洲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在英国政府的鼎力协助下，以独特的方式挤进了全球棉花生产网络——种植者和纺纱工之间、纺纱工和织工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网络。在棉花生产的新技术发明很久之前，他们事实上就已经重组了全球棉花产业和全球棉花网络。这些网络由私人资本和越来越充满活力的国家所共同主宰。它们联合在一起，创造了武装贸易、工业间谍、禁令、限制性贸易条例，它们还掌控领土、捕获劳动力、驱逐原住民。同时，国家通过以自己的力量创造新领地，交给远方的资本家掌控，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新经济秩序。55
在商人、制造业者和政府官员的大量努力下，到18世纪，欧洲已经在全球棉花网络中占据了一个全新的位置。虽然世界的绝大部分棉花生产还集中在亚洲，而且非洲和美洲的棉花工业依然生机勃勃，但现在欧洲人在跨洋贸易中开始占据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在新世界，他们建立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农产品生产制度，这一制度最终吸引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成为棉花种植者，尽管欧洲土地上种植的棉花很少。强大的欧洲国家在建立窃取外国技术的制度的同时，还设立了一系列阻止外国纺织品进口的障碍。通过调度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的经济过程，欧洲获得了相当吊诡的能力，即在全世界引导印度织物贸易的同时，越来越将亚洲织物挡在欧洲之外，并在非洲和其他远离欧洲海岸之外的地方用这些织物去交换货物。一个全球化的纺织工业出现了，欧洲人第一次掌控广大的全球范围的棉产品需求。
欧洲政治家和资本家与他们的同行不同的是，他们具有掌控全球网络的能力。非洲、亚洲和美洲的贸易是以互利的商品交换为基础的交换网络，而欧洲人建立了跨大陆的生产体系，使欧洲和其他地方原有的社会关系发生了爆炸式发展。在早期的全球互动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不是全球贸易本身（因为对所有经济体影响有限），而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重塑商品生产过程的能力，以及这种生产所造成的难以预料的社会和政治后果。56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和中国或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能力甚至谈不上接近这种全球主导地位，更别说重塑世界遥远角落人们如何生产产品的能力了。然而，从16世纪开始，全副武装的欧洲资本家和资本充裕的欧洲国家重新组织了世界棉纺织业。正是对战争资本主义的这种早期接受，才是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而工业革命最终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整合，并持续地塑造和重塑我们今天的世界。
一个松散、多中心、水平式的旧棉花世界急剧地转变为一个整合、集中、等级森严的棉花帝国。就在18世纪中叶，对于当时的观察家来说，欧洲，尤其是英国不太可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纺织中心。事实上，即使在1860年，伦敦统计学会和皇家亚洲学会会员詹姆斯·曼（James A. Mann）还记得：
当太阳照耀在欧洲一小块地区时，积极进取的欧洲人正在缓慢地将不连续、多中心和水平的棉花世界纳入其轨道，同时还发明了一系列工具和方法，使他们能够调动土地、劳动力和市场，为一个崭新的大胆想象的帝国服务。通过缔造战争资本主义幅员辽阔的领域，奉行与欧洲本身完全不同的规则，欧洲人不仅仅创造了“大分流”和工业革命的条件，而且还反过来在欧洲本土创造加强国家力量的条件，这相应地又对创造棉花帝国至关重要。到1780年，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已经成为世界棉花网络的中心。
①海运提单（bill of lading）是一种货物所有权凭证。提单持有人可据以提取货物，也可凭此向银行押汇，还可在载货船舶到达目的港交货之前进行转让。
②巴尼亚，是印度一个贸易商、银行家、贷款人种姓，在孟加拉泛指商人。巴尼亚词得自梵语 baṇij，意思是贸易商。在孟加拉此术语适用于参与放债及所有同类活动的人，但在印度各地，商人有更详细的种姓指称。
③即前文所说的贝宁的维达（Ouidah），又写成 Whydah。
陈情人很早就开始生产英国细平布，近年来在拓展和提升这一有利可图的贸易分支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其他被称为纯色布及混纺布的贸易品上也是如此。由于我们在这一制造业中应用了机器的力量，同时建立了一些新设施，陈情人提出如下请求：当出现国内不能消费的剩余产品时，为了使得机器不至于闲置，在海外更大规模地销售这些产品成为当务之急。41
第3章 战争资本主义的收益
这场革命发生在一些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例如，曼彻斯特地区小山之间幽静的峡谷里。今天，只需乘短途公交车就能从这座城市繁忙的国际机场到达那里。阔里班克纺纱厂（Quarry Bank Mill）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去参观，不仅是因为它的保存完好的庭院，也因为其工业历史。参观者可以沿着博林河岸游览，千百年来，水流冲刷周边环境，形成了一条约一百英尺深的峡谷。
两个世纪前，这条河激发一位英国商人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实验之一。1784年，塞缪尔·格雷格（Samuel Greg）在溪流岸边，建立了一座小工厂。工厂里有几台新式的水力纺纱机（water frames），一些孤儿以及一群来自周边村庄的外包工人，还有来自加勒比地区的棉花。塞缪尔·格雷格没有使用数百年来人力驱动纺纱机的方法，而使用高处落下的湍急水流驱动纺纱机。塞缪尔·格雷格的工厂尽管规模很小，但与之前人们见过的工厂都不相同。就是在1784年，在这里以及附近少数几个河岸边，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非生物能量驱动的机器开始纺纱。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改进，塞缪尔·格雷格和他的同行以极快的速度提高人类最古老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从而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机器与人的合作时代。
塞缪尔·格雷格的冒险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性事件。他于1758年出生在贝尔法斯特，但在曼彻斯特长大。在他发现沉睡的河流的潜在力量不久之后，他就搬到附近的斯蒂亚尔。他的工人来自柴郡和附近兰开夏郡的河谷、丘陵以及孤儿院。甚至他的机器也是在附近的城镇新近发明出来的。犹如硅谷在20世纪末扮演计算机革命孵化器一样，曼彻斯特周边田园诗般的起伏山丘在18世纪末成为那个时代先进工业——棉纺织业——的温床。在曼彻斯特周边环绕的35英里弧形地带里，农村布满工厂，乡镇变为城市，成千上万的人从农场进入工厂。
乍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地方事件，甚至只是一个偏远的乡下事件，但若没有此前三个世纪棉花世界的一再重塑所提供的构想、材料和市场，它也不可能发生。格雷格的工厂处在全球网络之中，最终将在全球激发起一系列格雷格无法理解的变化。格雷格从利物浦的商人亲戚处获得生产必需的原料，后者从来自牙买加和巴西之类地区的船上购入这些原材料。我们知道，棉织物的观念和制作技术来源于亚洲，特别是来自印度；而格雷格生产棉纺织品的意愿主要是因为他希望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取代印度纺纱工和织工的产品。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格雷格的大部分产品将离开英国前往其他地方，例如用于西非海岸的奴隶贸易，或者用于给格雷格自己在多米尼加群岛上的奴隶提供衣服，抑或卖给欧洲大陆。塞缪尔·格雷格能充分利用这些全球网络，是因为英国商人持续地控制了它们。
格雷格及其同行在1780年至1815年的工业革命高潮期间制作的布料，在质量上和产量上无法与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纺纱工和织工的产品相提并论。但是，他们的工厂代表了未来。这些以水力为动力（很快就变成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在不断创新的驱动之下，因为受薪工人的投入，也因为大量的资本积累以及新型国家的鼓励，看起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它们也很快创造出棉花帝国的中心支柱。从这个地方性火花开始，英国逐渐建立纵横交错的世界经济体，并主宰人类最重要的一项产业。从这个地方性火花开始，工业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并且最终将其羽翼囊括全球。从这个地方性火花开始，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出现了。
世界棉花种植者、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空间安排。第一阶段：公元前2000年—公元1600年，多极，分离。第二阶段：1600年以后，网络越来越集中在欧洲，但生产仍然分散。第三阶段：工业革命后，生产网络集中在欧洲，一个多中心的棉花产业变成单极世界。
塞缪尔·格雷格对这段历史来说非常重要，他与其同时代人创造了未来。但如同大多数成功的革命家一样，他们依赖过去，依赖此前两百年里英国商人、种植园主以及国家所缔造的网络。换言之，只有战争资本主义所攫取的力量才使他们从水中汲取动力成为可能。奴隶制、殖民控制、军事化贸易和大量土地的攫夺为新型的资本主义提供了破土而出的沃土。格雷格的天赋在于他能意识到，像他这样敢于冒险的英国企业家可以在这种物质和制度遗产的基础上，通过拥抱迄今为止不够绅士的制造业世界，创造空前的财富和权力。
塞缪尔·格雷格与战争资本主义关系密切。战争资本主义暴力掠夺土地和奴隶劳工，仰仗帝国去攫取新的技术和市场。他的部分家庭财产来自希尔斯博洛资产公司（Hillsborough Estate）。该公司在加勒比的多米尼克岛上拥有一个盈利丰厚的甘蔗种植园，直到1834年英国在其领土范围内最终废除奴隶制前，格雷格在种植园里拥有着数百名非洲奴隶。格雷格的舅舅罗伯特·海德（Robert Hyde）和纳撒尼尔·海德（Nathaniel Hyde）也是纺织品制造商、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和商人，他们从格雷格九岁起开始抚养他，还为建立阔里班克纺纱厂提供了大量资金。格雷格的妻子汉娜·莱特博迪（Hannah Lightbody）出生在一个从事奴隶贸易的家庭。他弟媳的娘家也如此，从奴隶贸易转向向非洲出口布料。1
大部分格雷格的棉产品制造商同业没有他那样优渥的条件，没有加勒比地区的奴隶种植园。尽管他们只积累了一些微薄的资本，但是他们拥有工匠钻研的精神和高超的技艺，以及从纺织业谋取巨额利润的意愿。他们也通过奴隶劳动获得棉花这一重要的原材料。甚至他们所供应的市场也是靠着印度棉布打开的，而印度棉布因为欧洲国家要保护不具备竞争力的本国纺织业，被排挤出许多欧洲市场。而且他们也借鉴了英国在印度次大陆通过扩张窃取的印度的纺织技术。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藉由大西洋贸易积累资本，同时又为大西洋市场提供商品，特别是在非洲和美洲，这两处的经济体几乎全由奴隶劳工来驱动。对于他们来说，战争资本主义也提供了许多学习的机会——例如，如何组织远距离贸易，如何运营国内产业，以及了解跨大洋调动资本的机制，这些经验也促进了国内金融工具的发展。甚至现代的劳动力成本核算也是从奴隶庄园的世界中诞生的，后来才被引进到现代工业中。而且，英国企业主彻底重塑棉纺织品生产的雄心和能力也受到强有力的帝国国家的保护，而这个帝国自身也是战争资本主义的产物。2
最关键的是，在18世纪的下半叶，这一遗产使得英国商人仍然能在全球棉花工业中的许多重要节点上承担重要的指挥角色——即使英国工人的出产仅占全球产量的一小部分，英国农民也没有种植任何棉花。我们将会看到，英国对这些全球网络的掌控，对他们重塑生产的能力至关重要，也使得英国成为棉花产业引起的工业革命出人意料的起源地。尽管工业资本主义仍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但它是此前几个世纪的重大创新——战争资本主义的产物。3
塞缪尔·格雷格和他的发明家同伴都明白，大英帝国的全球性影响和力量赋予了他们远超过法兰克福、加尔各答和里约热内卢的商人和工匠的巨大优势。在他舅舅的雇佣下，塞缪尔·格雷格从当一名商人起家，在投资新机器之前，他已经在兰开夏郡和柴郡的农村组织起了一个庞大的纺纱工和织工的外包网络。而且，除了从外包网络获得的利润和劳动力，格雷格也能容易地从其妻子的家族获得大量资本。拉斯伯恩（Rathbone）家族后来在19世纪是重要的棉花贸易商，1780年，他们已经为格雷格提供原棉。另外，格雷格还直接了解到欧洲大陆、非洲海岸和美洲的棉纺织品市场正在迅速扩张。4
这些早期冒险的前景无限美好，而需要承担的风险却不大。18世纪80年代，格雷格起初给予阔里班克纺纱厂的投资仅仅3000英镑（相当于今天50万美元），只是相当小的一笔资金。随后，他从附近的救济院招募了90名年龄在10到12岁的儿童，让他们以“教区学徒”的身份在工厂里工作七年。到了1800年，除了这些童工，他还雇用了110名领工资的成年工人。格雷格的棉布起初大多销往欧洲、西印度群岛。18世纪90年代后，棉布逐渐销往俄国和美国。由于有这些不断扩张的市场，格雷格的新工厂和其他工厂一样，自建立就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利润。每年的回报是投资的18%，相当于英国政府公债回报的四倍。5
同时代的观察家和现代的历史学家已经找到了很多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格雷格的冒险，以及更广泛的工业革命会“爆发”在18世纪80年代的英格兰北部。英国发明家的才智、英国市场的规模及非比寻常的深度整合、英国利于水运的地理条件、不从国教者所具有的跳出窠臼的思考方式、企业家首创精神的偏好等因素都被提到了。6所有这些原因都很重要，但是它们都忽略了工业革命故事的核心：它依赖全球范围内的战争资本主义体系。
在上述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制造商作为一个新的角色，有史以来第一次大步走上历史舞台。他们的资本并不用来蓄奴或占领土地（虽然这些仍然很重要），而是用来将工人组织成机器大生产的管弦乐团。制造商以新的方式将土地、劳动力和资源调动起来，以其为基础重组生产，此外，他们还主张资本家与国家之间要有新的联结关系。正是这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联系共同促成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工业革命最有改造作用的创新。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创新最终将会插上羽翼，最终到达世界的其他角落。
正如20世纪20年代一位观察家所写的，凭借战争资本主义的收益，格雷格及其同时代的人“用一代人的精力将棉花帝国从东方强夺过来”，改写了全球棉花制造的整个地理格局。他们的工作是革命性的，因为它引导了一个崭新的经济活动组织制度，在它所开创的世界经济中，高速增长和不断创新成为常态，而不再是例外。诚然，过去也曾有过重要的创新发明，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不同地区的经济也曾有过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刻。但是它们没有创造出一个革命本身就是永久常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经济增长尽管有周期性的崩溃，但似乎会推动其自身的扩张。在1800年之前的几千年中，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出现经济增长如此迅猛的加速。即使出现过也很快因为资源的局限、粮食危机或疾病而搁浅。现在工业资本主义正在创造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而世界最重要的工业——棉花产业，也是人类生产力空前加速的主要动力。7
回顾过去，18世纪末的英国似乎已经条件成熟，为棉纺织业的彻底革新做好了准备。英国资本家有着两个世纪的棉纺织品发展的经验，也有可供投资的资本，可以在国内雇用更多的农民从事纺纱和织布。英国家庭纺织户几十年来一直面临印度进口布的压力，这一经验使他们认识到，必须要与印度制造商竞争并占领其市场。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一直有工人可以为新工厂提供劳动力，这些人无力抵抗从农村耕种者或工匠转变为受薪工人的进程。这些因素为从根本上重新想象生产及其所依托的体制提供了条件。然而，这些条件并非独一无二。事实上，即使不是在所有方面，至少其中许多特点在中国、印度、欧洲或者非洲等地区都具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为什么18世纪末不列颠群岛的一小部分爆发了工业革命。8
然而，与其他地方的同行不同的是，英国资本家控制了许多全球性的棉花产品网络。他们掌控着独一无二的活跃的市场，主宰着棉花的跨洋贸易，他们还对售卖棉布可以获得巨额财富的巨大潜力拥有第一手了解。摆在英国棉产品制造商面前的核心问题是与质优价廉的印度棉布竞争。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在整个18世纪，英国生产方通过剽窃印度的技术已经攻克了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质量难关。事实证明，扩大产能和降低成本遇到了更多的困难：英国商人在农村所建立的外包制网络已经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产量的进一步提高。在外包制下，工作是不定期进行的，也很难在短时间内集中起更多的工人，而且随着产量的上升，运输成本也提高了。而且也很难保证在偏远农场里纺织的产品的质量统一。基于当时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的限制，英国的外包工很难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与棉纺织工人竞争。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有在受保护的国内和殖民地市场才能获得成功。9
然而，英国棉纺织商不具备竞争力的最主要的原因却是工资成本。当时，英国的工资水平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实际上，1770年兰开夏郡的工资水平可能是印度的六倍。即使由于机器的改良，英国的人均生产力比印度工人高出两到三倍，依然不足以抵消工资上的劣势。战争资本主义已经为英国棉花产业资本家创造了一系列全新的机会，它还是无法解决如何在全球范围的棉花市场上赢得重要地位的问题。保护主义只能在一定程度内可行，虽然在适用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无法靠这类禁令获得诱人的全球出口市场。英国棉花资本家需要的是灵活地应用新技术以降低成本，需要已经随着英国扩张而扩大的棉花市场进一步扩大，还需要国家在背后支持，需要这个国家不仅仅有能力保护其全球帝国，还可以改造英国本身的社会。10
由于劳工成本是影响抓住诱人的新机遇的主要阻碍，英国商人、发明家以及初露头角的制造商——都是务实的人——都专注于如何在高劳动成本下提高生产率。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促成了棉花历史上最重要的技术变革。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发明是约翰·凯伊（John Kay）于1733年发明的飞梭。这个船形的木质小工具由织工在上面系上纬线后，从织机的一边推出，穿过经线后“飞”到另一边。这个飞梭使得织工的生产率提高了一倍。起先这种飞梭传播得很慢，但是它的传播是无法阻挡的：1745年后，尽管有织工为了生计而进行抵制，它还是被广泛采用。11
这一小块木头，经过全新的方式推动之后，促成了一系列的创新，这些发明缓慢但永久地改变了棉纺织业。更具生产力的织造技术推广开来，给纺纱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需要更多的纺纱工来供应织工，以保证有充足的棉纱供织布机工作。尽管有比此前更多的家庭妇女在纺车前工作更长的时间，但是棉纱还是供不应求。凯伊的发明之后，一名织工所需要的棉纱需要四名纺纱工供应。许多工匠都尝试找出突破瓶颈的方法。到了18世纪60年代，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了珍妮纺纱机，使生产效率的提高成为可能。珍妮纺纱机有一个用手操纵的纺轮，可以转动机器上的几只纱锭；纺纱工可以用另一只手向前或向后移动一个杆，将纱线绕到纱锭上。起初，珍妮纺纱机可以纺八条独立的纱线，后来是十六条甚至更多，到了1767年，它使纺纱工的效率增加了两倍。它的传播非常快，到了1786年，英国已有两万架珍妮纺织机。12
然而，早在1769年，由于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的水力纺纱机，纺纱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是这一机器使得塞缪尔·格雷格的依赖水力的工厂成为可能。水力纺纱机有四个卷轴抽出棉线并在纺锤上将其拧成棉纱。与原先大多数情况下装置在家庭里的珍妮纺纱机不同，水力纺纱机需要更多的能量，因此主要集中于工厂里。10年后的1779年，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发明的“骡机”是这些发明的集大成者，它在水力纺纱机的基础上吸收了珍妮纺纱机的优点，并因此得名。“骡机”是一个长机器，有两个平行的托架：一边是缠有粗纱（一些轻微扭曲的棉纤维）的粗纱桶，另一边是接收纱线的纱锭列。纺车上的外托架被拉出五英尺，可以同时抽出多种长度的粗纱。粗纱筒的数量多少取决于“骡机”上安装的纱锭数量：虽然在18世纪90年代安装200支纱锭是常态，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这个数字将上升到1300以上。这些抽出来的粗纱随后被捻成纱线，并在托架回收时缠绕在纱锭上。与连续不间断工作的水力纺纱机不同，“骡机”以五英尺的长度来纺纱，但是却更结实更细。起初“骡机”由水力（直到19世纪20年代仍然是主要的动力来源）驱动，后来主要由蒸汽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于1769年获得专利）来驱动。13
当纺纱方面不再落后，生产压力转到了织布上。这首先带来了家庭织布的巨大扩张。凭借新机器和充足的纱线供应，这个时代成为兰开夏郡和柴郡农村纺织者的黄金时代。此时，随着英国纺纱厂产量的迅速增加，成千上万的乡下农民在织机上无休止地工作。1785年，埃德蒙德·卡特赖特（Edmund Cartwright）为他的动力织布机注册了专利，织布方面的生产力第一次得到了些许提高，但是动力织布机本身的技术问题依然很大。14
英国越来越多的制造商敏锐地意识到，尽管这种织布机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新机器能够使他们越来越多地主宰全球棉花复合体上他们原先无法掌控的一个节点：制造业。在18世纪的印度，纺纱工要耗费5万小时来纺100磅的原棉；1790年，凭借有100支纱锭的“骡机”，英国纺纱工仅需要1000小时就能纺出相同数量的纱线。到1795年，凭借着水力纺纱机，英国纺纱工仅需要300小时就能完成。1825年后，利用罗伯特的自动“骡机”，时间缩短为135小时。仅仅在30年中，生产力提高了370倍。英国的劳动力成本此时已经远低于印度。15
相应地，英国棉纱的价格也下降了，很快就低于印度生产的纱线。1830年，英国棉商爱德华·贝恩斯记录了在英格兰一磅40号棉纱（这个数字对应着棉纱的质量，数字越大，棉纱越精细）的价格是1先令又2.5便士；而在印度相同质量和数量棉纱的价格是3先令又7便士。曼彻斯特的纺纱商麦康奈尔和肯尼迪公司（McConnel & Kennedy）报告，1795年至1811年间，高质量的100号棉纱的价格下跌了50%，而且尽管出现了多次的涨跌，但是整个19世纪棉纱的价格持续下跌。棉纱价格，特别是细纱价格下跌得最快，成品布的成本也下降了。18世纪80年代早期，剔除物价变动因素，一件细平布的价格为每件116先令，50年后相同的细平布价格降为28先令。16
由此而引发的棉花制造业的繁荣是空前的。在欧洲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缓慢增长后，英国棉纺织业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增长。1780年至1800年，英国棉纺织业产出每年增长10.8%。出口每年增长14%。1797年，英国已经有约900余家棉纺织厂。1788年，英国有5万支“骡机”纱锭，33年后这一数字增加到700万。1780年以前在印度生产棉布更便宜，而且质量更好，但自此以后，英国制造商开始能在欧洲和大西洋市场上与印度棉布竞争。1830年后，他们甚至开始在印度本地与印度制造商竞争。一旦印度人开始使用英国制造的棉纱和棉布，这就向世人昭示，世界棉花工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7
更多配置了新型纺纱机和织布机的棉纺织厂开始在英格兰北部不断涌现，让人惊讶的是，造成如此巨大变化的发明家，最初却是以一种非常不起眼的方式开始的。尽管没有理论科学作为参考，甚至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们仍然缔造了一个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世界。这些人是在小型作坊里工作的熟练工人，没怎么受过正式教育。在这些发明家中，凯伊出身的家庭最为富裕，他的父亲是一位比较成功的羊毛制造商，他本人可能也在法国接受了一些正规教育。另一方面，来自布莱克本的手摇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可能从来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阿克莱特也是如此，他的父母也是穷人，而他是七个孩子中最小的。阿克莱特最先从他的叔叔们那里学会了阅读，而后自学。克朗普顿也生于赤贫之中：他的父亲死得早，母亲尝试以纺织来维持生计，他也许在五岁时就开始纺棉花。这四人都是工匠，与他们的机械朝夕相处，他们用简单的工具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他们的洞察力来自日复一日改善生产的努力。18
然而，他们在当地远没有被当成英雄。他们的发明有时甚至会触怒邻居，因为这些人担心因此而失业。由于惧怕乱民的暴力，凯伊和哈格里夫斯都最终离开了他们各自创造发明时所在的地区。他们没能将自己的发明转化为财富；他们想要保护自己的专利权也没有成功，从而过着拮据的生活。当1778年哈格里夫斯在诺丁汉去世时，他仅仅获得了一项由“手工制造业促进协会”（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and Manufactures）颁发的奖励，而他的孩子们仍一贫如洗。只有阿克莱特从他的发明中赚得了财富，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了一些棉纺织工厂。然而越来越多的英国制造业者接受了这些新技术。而且，英国如此高度重视这些发明的价值，以至于1786年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从英国出口这些技术被视为非法。从此开始，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常态：通过提高人类劳动生产率而可以获得利润。事实上，这将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历史学家乔尔·莫吉尔（Joel Mokyr）、帕特里克·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以及其他很多人将这些新机器称为“宏观发明”（macro inventions），这些机器不仅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效率，而且改变了生产流程本身的性质：机器开始规范人类劳动的步调。19由于机器依赖集中能源，需要宽敞空间，生产环节由家庭转移到工厂。工人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机器一起集中在中心地带。过去外包制商人曾经走村串户地寻找劳动力，现在工人主动找到制造商来寻找工作。
棉纱生产的机械化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实体：棉纱厂。尽管这些棉纱厂的规模差别很大，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靠近流水。而为了控制流水的能量，人们要么建立水坝，要么在河流陡峭之处开一个切口，使得水流穿过水车。水车驱动穿越整个工厂的轮轴，不同的大型皮带可以连接到轮轴上，也可以取下来，以驱动不同的机器。与其前辈不同，棉纱厂的基本功能不仅是集中和控制劳动力，而且还要安置一系列复杂的机械。到了18世纪80年代，一些工厂面积非常大：长200英尺，宽30英尺，高四到六层，矗立在乡间，十分醒目。20
这些工厂的纺纱生产需要三道基本工序：打轧（willowing）、梳棉（carding）和纺纱（spinning）。第一步工作，由工人（通常是女性）将生棉在有网眼的桌面上展开，用棍子击打原棉，以除去枝杈、叶子和灰尘等在轧花时没有去除的杂物。由于这一过程中会有很多易燃棉花微尘搅入空气中，所以该工序一般不在主厂房，而是在毗邻的建筑中进行。在棉花清理好后，集中在工厂底部楼层中的一系列机械将原棉转变为“粗纱”——一种弱捻的纤维平行棉条线股，预备纺成细纱。首先，清理好的棉花进入一台梳棉机。梳棉机有着一个旋转的圆筒，上面有齿状套管，配备着金属齿梳。经过梳棉机后，那些乱糟糟的棉花就变成了条理清楚纤维平行的棉条，被称为银棉。随后，棉条进入并条机。棉条在此通过一组滚轴，被抻长、盘绕、拉平，最终制成粗纱。这些棉股被卷成一个粗纱筒，然后再卷在一个绕线筒上。最后，棉花可以用来纺纱了。这些纺纱机通常被放置在纺织厂的顶部楼层，横着贯穿整个楼层。这些机械要么是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要么是数量越来越多的克朗普顿的“骡机”。21
为了能够操作所有这些机械和棉花，制造商雇用了成百上千的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和妇女。虽然大部分工人都自愿进入工厂，并领取工资，但不是所有工人都如此。我们将会看到，这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又一项制度创新。在美洲的奴隶种植园之外，资本家第一次可以组织、监督并主导生产的过程。22
资本对劳动力的这种支配、对技术革命的拥抱和社会创新在世界其他地区没有发生，甚至在棉花产业的心脏地带的中国和印度也是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惊讶，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几个世纪以来都在全球棉花生产技术的前沿。早在1313年，王祯就记载了一种“纺麻线的机械”，它很接近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和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发展新型纺纱机无疑是在中国工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同样，也是法国和印度工匠所能做到的。而且棉花及棉纺织品贸易的发展也是14至19世纪中国经济日益商品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3
尽管有着这些非常有前景的先决条件，中国和印度——以及普鲁士这个在技术教育上与英国最接近的竞争者——在支配全球棉纺织业的诸多节点上，都和英国差得很远。此外，与英国相比，中国和印度农民更牢固地依附在土地上，这使得制造商即使有心，也更难动员大量的工人。由于家户组织形式不同，特别是妇女在外活动受到限制，印度和中国女性主导的纺纱机会成本极低，因此较少可能采用新技术。按照农民家庭的计算，女性劳动力是很廉价的。此外，在印度，织工和最终消费者之间的链条很长，有许多中间环节。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打破这一传统的历史性机制”非常困难，而且在很多人看来，也没有什么收益。在英国农村，许多纺纱工和织工的感受与他们在印度和中国的同行相似，他们知道，更新的技术将使他们以家庭为基础的制造业难以为继。然而，由于缺乏其他谋生手段，而且他们间断性地反对新技术的努力也被果断的国家击退，除了屈从于工业资本主义，他们别无他法。24
因此，棉纱厂首先拥抱了新技术，压迫劳工而不用奴役他们，并找到了组织生产的新方法，因此，曾经规模不大、分布在兰开夏郡和邻近的柴郡境内河流边的工厂迅猛增长——就在1784年，塞缪尔·格雷格建立他的第一家工厂时，新工厂进入兴盛期，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不断扩张，有时这种扩张相当惊人。到1833年，塞缪尔·格雷格自己在5家工厂中雇用了2084名工人。他的阔里班克纺纱厂的纱锭量已经增加了3倍，达到10,846支。1795年，棉产品制造商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把工厂扩展到了23家，全由他拥有和管理。在另一些情况下，进入这个行业的制造商常常资本不多，但是有着良好的社会网络。爱尔兰商人威廉·埃默森（William Emerson）要帮助他的亲戚开一家纺纱厂时，他写信给他在曼彻斯特的商业伙伴纺纱商麦康奈尔和肯尼迪公司，在信中告诉他们：“我的一个亲戚非常想学习梳棉和纺纱的知识，为此我愿意派他到你们那里学习6个月，并为他受的指导支付任何你们认为合理的价格，希望让他在尊处或其他方便的地方接受你们指导，你们也可以提出其他条件。”25
在工厂数量成倍增长的同时，许多工厂的规模依然很小。而且比起利物浦的商人、萨默塞特的地产主和伦敦的银行家来说，这些工厂的所有者通常并不富有。到1812年，70%的工厂所拥有的纱锭少于1万支，价值低于2000英镑。进入这一工业领域的企业主的背景也十分多样。他们中的很多是商人兼制造商，有些来自其他工业领域，另一些则是富裕的农民，还有些甚至是具有非凡商业能力的学徒。当时有很多非同一般的社会流动性的案例，比如，埃尔卡纳·阿米蒂奇（Elkanah Armitage）8岁起在一家棉纺织厂做纺纱工的助手，59年后，他拥有几家自己的工厂并雇用了1650名工人。26
但是，另一些人在这一领域起步时有着更多的资源。比如塞缪尔·奥尔德诺（Samuel Oldknow），1756年，他生于兰开夏郡的安德顿时，他的父亲已经是一位成功的细平布制造商，这些布大多由手工织布机织成。在父亲早逝后，奥尔德诺去给他的布料商叔叔做学徒。1781年，他回到家乡重建家族的细平纹布生意。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幸运的时代。1779年，骡机的引入使得高质量、大规模生产的纱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使得奥尔德诺能够进入此前由印度制造商主宰的市场。奥尔德诺还与两家伦敦公司合作，这样他能同时进入广大的英国和海外市场。奥尔德诺在1783年一封信的草稿中记述：“目前的预期非常顺利。”到1786年，他已经成为当时英国最成功的细平布制造商。奥尔德诺继续建造工厂扩张他的事业，一度控制了29家工厂。1790年，他进入纺纱业，在斯托克波特建造了一座蒸汽动力的工厂。1793年，他在梅洛尔的一家更大的六层楼高的纺纱工厂也投入生产。27
在18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棉纺织业，即使是小规模工厂，提供的利润仍然是惊人的。卡德韦尔和比尔莱公司（Cardwell & Birle）的年平均资本回报率为13.1%，达格代尔公司（N. Dugdale）的资本回报率是24.8%，而麦康奈尔和肯尼迪公司的资本回报率是16%。这样的高利润使他们可以不必大规模借助正规资本市场，就实现生产扩张。实际上，“［扩张］资金的最佳来源就是留存利润”。然而，这样的资本也经常来自商人的投资，他们只是投资棉纺织工厂，自身并不运营。此外，资金更重要的来源是向伦敦和利物浦的商人融资，以购买原棉，并出售棉纱和棉布。这种额外的调转资金非常关键：1834年，英国的棉纺织业在工厂、机器的总投资上达到了1480万英镑，而投资在原棉和工资上的调转资金则达到740万英镑，这个比例相当大。获得这些资金经常取决于个人关系，随着获得大量流动资金越来越重要，中产阶级之外的人加入棉花资本家的行列变得更加困难。生产的高额利润相应地又使得制造业成为一个更加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28
棉纺织工厂快速增长的一个例子是曼彻斯特的棉产品制造商麦康奈尔和肯尼迪公司。1791年，他们合伙成立了公司，专注于纺纱机的生产，这项生意对机器制造商詹姆斯·麦康奈尔（James McConnel）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有一天，麦康奈尔生产了两台骡机，但是他的顾客无法支付购买的款项，这件看上去倒霉的事情使他不得不自己使用这些机器。他的合伙人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和另外两个投资人扩大了机器生产和纺纱业务，一共投资500英镑，这在当时是非常小的一笔投资。他们自称“机器制造商和纺纱商”，迅速扩张了工厂，专注于高质量纱线的生产。1797年，他们拥有7464支纱锭；到1810年，纱锭数量增加到78,972支，与此同时，他们雇佣的工人数量从1802年的312人增加到1816年的1020人。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是利用留存利润来扩大经营的，1799年到1804年，留存利润每年平均为26.5%。29
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使其迅速成为英国经济的核心。1770年，棉纺织业仅占整个经济增加值的2.6%。1801年，这一比例为17%，到1831年，这一数字增长到22.4%。相比之下，同期钢铁工业仅占6.7%，煤炭工业为7%，毛纺织业为14.1%。在1795年，英国有34万人从事纺纱业。到1830年，英国每6个工人中就有1个受雇于棉纺织业。同时，棉纺织业开始集中于不列颠诸岛的一小部分：兰开夏郡。最终70%的英国棉纺织工人在此处工作，80.3%的棉纺织工厂所有者来自兰开夏郡。30
棉纺织业的爆发不是昙花一现。相反，我们将会看到，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得其他工业领域的发展也成为可能，包括铁路网、钢铁业以及后来在19世纪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系列新产业。但是，棉花产业是先锋。正如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棉纺织品领域的工业革命影响了“整个国家经济”。31直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在数字上来看，依然还是棉花的故事。
英国棉纺织业的惊人起飞使得英国资本家与整个英国一起，从战争资本主义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得益于新机器和新的生产组织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生产效率，再加上受薪工人在大型工厂中的劳作，英国棉纺织业的生产成本更低了，正如所料，英国制造商打入了诸多新市场。随着棉花变得越来越便宜，随着棉织物变得越来越时尚，国内市场也在扩大，因为不断变化的图案设计对中产阶级消费者的自我展示越来越重要。32
英国纺织品制造商还决定性地进入了至关重要的出口市场。18世纪80年代，英国棉产品制造商进入了此前一直由英国商人在此销售印度织物的海外市场。优质的细平布曾经是孟加拉的骄傲，而且“数千年来无与伦比”，从此开始在英国生产。这可谓至关重要，因为英国仅有866万人，市场规模相当小，而且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也十分缓慢。在整个18世纪，英国的棉纺织品出口增长了两百倍，其中94%的增长发生在1780年后的20年中，这一阶段出口激增16倍以上，从1780年的355,060英镑增加到1800年的5,854,057英镑。在18世纪最后几年，不列颠群岛生产的全部棉布中的61.3%用于出口。1815年后，凭借这些出口，英国几乎在全球棉纱和棉布贸易中“消灭了所有非欧洲世界的竞争对手”。33
出口激增：1697—1807年英国棉花出口的增长。
英国棉纺织业的繁荣可以说是出口的繁荣。到1800年，英国出产的棉纺织品成为世界市场上的主导产品，与此同时，英国农村新建工厂中的成千上万的纺织工人，更不用说数百名工厂主、商人和海员，都开始依赖这种外国市场。1835年爱德华·贝恩斯惊奇地观察到，棉纺织品出口“现今……已经是毛纺织品出口的三倍。棉花产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将毛纺织业这个在英格兰繁荣了几个世纪的制造业远远抛在后面，而就在这一时期，所有的贸易问题作家都认为，它是国家商业财富的主要源泉”。实际上，这种创纪录的棉纺织品贸易影响了整个英国经济：从1784—1786年到1804—1806年，英国所有新增出口中56%为棉纺织品。34
在世界市场上，英国棉纺织品正在迅速取代印度棉纺织品。1800年至1801年财政年度，仍有价值140万英镑的棉纺织品从孟加拉出口到英国，仅仅8年后，即1809年至1810年，出口棉布价值就降到了仅比33万英镑多一点，而且此后继续快速下降。由此，主导全球纺织品市场几个世纪之久的印度织工的地位一落千丈。1800年，驻地商务专员约翰·泰勒（John Taylor）撰写了关于孟加拉达卡城棉布产业的详尽历史，并报告说，从1747年到1797年达卡的棉布出口价值下降了50%。纺纱工尤其为来自英国的竞争所伤害，他说，相当多的人因此“死于饥荒”。这个曾一度凭借棉纺织业而繁荣的城市，其人口已经“下降并陷入贫困”，大量房屋“已经被废弃并变成废墟”，这座城市的商业历史成了一段“令人忧伤的回忆”。达卡城“曾经的声望”和“巨额的财富”已经烟消云散了。到1806年，另一份关于孟加拉商业的报告得出结论：“公开记录中，布匹出口显著下降……其后果是，织工无法为他们的织机找到活干，其中许多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别处寻找生计；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从事农业，一些人还留在自己居住的地区，而另一些人则不得不迁移到更遥远的地区。”一位批评东印度公司的人士指出，英国的政策目标就是要将印度变为原棉的出口国、棉纺织品的进口国，“这一政策类似于西班牙对不幸的美洲土著采取的政策”。35
英国棉纺织品占领了先前由印度纺纱工和织工控制的多层面的出口市场。起初，棉产品制造商聚焦于世界上臣服于战争资本主义的地区。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即工业革命的全盛期里，超过三分之二的英国棉纺织品出口销往这些地区。实际上，这些出口商品是经过大西洋经济渠道流通出去的，英国花了两百来年和无数财富来建造这些渠道。与其他地区的农业生产者不同，美洲种植园的奴隶并不生产自己的衣物，因此，尽管奴隶主给奴隶的供给水平很低，但是为奴隶提供衣料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巨大市场。非洲贸易——绝大多数是奴隶贸易——对棉布的需求同样很大（甚至由于美洲棉花种植的繁荣还在增长），由于英国制造的棉布在质量和价格上能够与印度产品相匹敌，非洲商人开始接受英国棉布。1806年后，英国棉纺织品决定性地主导了这个曾经长期将其排除在外的市场。36
这些商人和制造商进入这些市场的能力，说明了一种特殊而新颖的国家组织形式的重要性。这种国家将成为工业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将以各种独特的方式扩散到全球。毕竟，棉纺织品出口的扩张仰赖于英国贸易网络及其所依托的诸多机构——从开拓和保护市场准入的强大海军到可以使资本跨越远距离的海运提单——的力量。国家能够建立并保护全球市场、监控其边界、规范工业、缔造并保证土地的私有权力、确保遥远地理距离的合约得以执行、创制一系列金融工具以对民众征税，并且创造了一个社会、经济和法律环境，使通过支付薪酬来动员劳工成为可能。
有一位敏锐的法国观察家在19世纪初评论道：“英国因为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坚持其保护和禁止的制度，才得以达到繁荣的巅峰。”37事实上，尽管这些新机器令人印象深刻且非常重要，但最终并不是这些新机器给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真正的伟大的发明是这些机器所嵌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构。这些机构进一步定义了工业资本主义，并越来越将其从孕育它的战争资本主义相分离。38
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创造这样一个状态，是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复杂的博弈的结果。崛起的制造商集团极力要求自己的利益得到承认，与此同时，政治家和官员也逐渐认识到，自己在世界上尊贵的地位依赖于大不列颠迅速增长的制造能力。制造商集团同与其竞争的利益集团（如东印度公司）和精英集团（如贵族地主）展开了斗争。然而，由于商人和制造商积累了大量国家仰赖的资源，因此资本家可以将他们对国家经济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转变为其政治影响力。39棉纺织厂主逐渐在政治上积极起来，1832年的《改革法案》使他们获得了选举权，允许众多纺织品制造商进入下议院。从《谷物法》到英国的殖民地扩张，他们在下议院不遗余力地为他们的产业的（全球）利益游说。40制造商为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政策进行的辩护非常直白且现代，正如1789年103位来自格拉斯哥地区的棉产品制造商向财政部提出的请愿书显示的那样：
依靠新崛起的制造商集团和能力大为增长的国家，在如何动员劳动力、资本和市场问题上，工业资本主义找到了一个新答案，完全不同于其前身战争资本主义。与美洲的方式不同，劳动力可以被动员起来是由于农村发生的一些变化（包括法律方面的变化）制造了一支庞大的失地无产者队伍，他们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存，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受到武力的逼迫。此外，与美洲的种植园不同，棉纺织业所需要的土地极其有限，而且主要集中于接近水力的地区。英国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出现了土地市场，而且土地产权相对安全，并受到国家保护，因此，作为战争资本主义特征的土地攫取无法在英国本土出现。与此同时，一个干涉主义的国家能够以认为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的方式来促进土地使用，例如可以征收土地去修建收费公路和运河。此外，高度集权和官僚化的国家还能管理国内工业并向其征税。42
最后，也许对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早期阶段最具决定性的是，由于国家的帝国扩张，战争资本主义的机制可以外部化。这实际上降低了资本家对重塑国内社会结构的需求，以及对从劳动力、食物到原料在内的国内资源的依赖。动员劳动力、原料、土地和市场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战争资本主义已经在美洲、非洲和亚洲解决了。国家因为战争资本主义体制和财政积累而变得强大，是实现一些劳动力、土地和资源调动外部化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国家可以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推行不同的制度，例如，奴隶制和受薪劳动可以并存。
制造商、贸易商和政治家构建了一种新形式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将会主宰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
现代国家的统治没有专制君主统治那么“明显可见”，而且由于其权力越来越嵌于非个人的条文、法律和官僚机制，所以它看起来也更为“虚弱”。悖谬的是，工业资本主义在扩大国家权力的同时，也使得国家权力更加不可见。而且，规范市场的不再是国王、领主或老爷的个人权威，也不是古老习俗；相反，市场是由合同、法律和法规严格执行的明确规则形成的。一些较弱的国家依然依赖代理人网络、权力分包体系和专制统治，这些因素难以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与此同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将其触角延伸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它进一步加强了殖民国家的国家能力，同时破坏了被殖民国家的政治权威和国家能力。随着国家能力比以往更加重要，其在全球的分布也更加不平衡。
显然，虽然1835年爱德华·贝恩斯宣称“这一［棉花］产业不是政府保护下的产物”，他还是按时间顺序列出了所有与棉花产业有关的“立法机构的干预”，从禁令到关税等各种形式。这份长达整整七页的清单恰恰显著地提醒人们，政府在保证棉花市场的“自由”中的重要性。43在英国及此后其他少数几个国家中，资本家对国家的这种依附使得它们彼此密切结合，并导致了制造业资本的属地化和“国家化”。讽刺的是，资本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联系最终赋予工人权力，工人利用政府依赖被统治者的同意，集体动员起来去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
同样由于现代国家令人生畏的国家能力（也就是黑格尔所宣称的“历史精神”），战争资本主义动员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的方式大部分都无法在欧洲实施。这在很多方面都让人惊讶。毕竟，大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大量工人的动员以及对于工人的严密管理监控，都在美洲的种植园开展过，并且获得了巨额利润，似乎为生产重组指明了道路。然而，在英国本土，战争资本主义仅仅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基础，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由于资本家不能在国家力量所及之外为所欲为，虽然他们要控制生产，但工人没有被奴役，人民也没有被大规模屠杀。这是革命性的创新，但是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对工业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制度基础已经习以为常，很难意识到这是何等革命性的创新了。
制造业的扩张和国家力量的加强是彼此促进的关系。英国加强棉花产业的经济活力的同时，棉花产业的许多成果对国家也越来越重要。正如爱德华·贝恩斯所说，为了支撑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奠定英国在大西洋霸权的一系列战争，英国高度依赖商业，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棉花产业：“如果没有繁荣的制造商和贸易所提供的手段，英国不可能支撑这么一场旷日持久且耗资巨大的冲突。”据爱德华·贝恩斯估算，从1773年至1815年，大约有价值1.5亿英镑的棉纺织品出口，让制造商、贸易商和国家赚得盆满钵满。这些贸易规模和贸易差额为国家提供了所需要的收入，例如，优先发展海军的资金。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的国库岁收增长了16倍，而同时英国在这些年当中有56年处于战争状态。在1800年，全部税收的三分之一来源于关税。正如《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于1835年所说：“我们的繁荣和实力是多么依靠他们［制造商］的持续改良和扩张啊。”国家的官僚和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制造业是国家税收的一个渠道，而国家自身就依赖其所协助缔造的工业世界。44
正如我们在阔里班克纺纱厂所见，在这一巨大发展的蹒跚起步阶段，最初只是一些较为和缓的变迁。从现代的视角看来，新技术看起来有些古怪，工厂都很小，而且对棉纺织业的影响仅仅局限在几个有限的地区中，这些地区只是世界上很小的一部分。而全球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英国大部分地区，仍和过去一样，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从全球视角来看，那些最初散布在英国农村的工厂的生产力实在微不足道。毕竟，1750年中国的纺纱工和织工加工的棉花是1800年英国的420倍。印度的规模也几乎相同。451800年，也就是塞缪尔·格雷格为工业革命助产后20年，全球棉布生产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由英国发明的机械出产。然而，一旦资本家、贵族、国家、工人以及农民之间数十年的长期斗争创造出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制度框架之后，它就可以传播到其他产业和世界的其他部分。进一步转变的领域十分巨大。
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由棉花产业助推的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工业革命缔造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又如棉产品制造商托马斯·阿什顿（Thomas Ashton）在1837年所说，“这片烟囱林立的土地”不仅与几个世纪以来的英国农村世界不同，也是对由商人、种植园主、政府官员此前两百年缔造的战争资本主义的一个巨大飞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为工业革命的壮观景象所吸引，同时也对它的巨大规模感到敬畏和震惊：无尽的烟囱、喧嚣的城市、巨大的社会变迁。1808年，一位英国游客在曼彻斯特看到一个小镇“肮脏得可怕，蒸汽机是有害的，染厂既噪声隆隆又令人讨厌，河水黑得就像墨汁”。1835年，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也进行了相同的旅程，看到了“城市被黑烟覆盖，透过它看到的太阳是一个没有光线的圆盘。在这样的半日半夜的环境里，30万人不停地工作。上千种噪声在这个潮湿、黑暗的迷宫中扩散，这些噪声绝不是一个人在大城市中听到的普通声音”。托克维尔补充说，正是“从这些肮脏的沟渠里，人类工业劳动的成果滋养着整个世界。从这条肮脏的下水道里流出的是纯金。人性在这里实现了最全面的发展，也显露出最野蛮的一面；在这里文明缔造了奇迹，但在这里文明人几乎沦为野蛮人”。来自还是一片田园风光的美国观察家们被这个新的旧世界吓坏了，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希望他的同胞“永远不要……转动线轴……让工厂就留在欧洲”。46
在英国国内，仅仅20年内，棉花产业的演变巨大。棉花最初只是帝国扩张的诸多战利品之一，后来成为推动工业革命的商品。从这一丛丛的白色棉铃中诞生了一个新的全球体系：工业资本主义。当然，在其他工业领域也有发明和创新，但棉花产业是唯一具有世界规模的产业，并与强制劳动有紧密的联系，能得到国家的特别关注，使得在全世界攫取市场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
虽然工业资本主义最终将支配世界，但是在其诞生之初却促进了战争资本主义在其他地区的扩张和锐化。这是因为英国领先开发工业资本主义的能力有赖于英国商人为英国的工厂提供更便宜和可预测的棉花供应。47英国棉产品制造商突然需要数量巨大的原棉，而此时工业资本主义的各项制度结构还远未成熟，过于狭隘，无法提供生产原棉所需的劳动力和土地。我们将会看到，在从1770年到1860年的可怕的90年中，工业资本主义不是取代而是重振了战争资本主义。
1858年，加尔维斯顿、体斯敦和亨德森铁路公司（Galveston, Houston, and Henderson Railroad Company）的主席理查德·B·金伯尔（Richard B. Kimball）造访了曼彻斯特。他的观察有着惊人的先见之明：“当我进入你们的城市，就有一种嗡嗡声、持续不断的震动声冲击着我的耳膜，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的力量在工作。还用我说，这是你的纱锭和织布机还有驱动它们的机器发出的噪声吗？……由此，我问我自己，曼彻斯特的力量和美国的大自然之间有什么联系？得克萨斯的棉花田和曼彻斯特的工厂、织布机和纱锭之间有什么联系呢？”48他所感受到却说不出来的这种联系，就是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之间当时仍未切断的生命脐带。
人类曾经如同植物一样，就在命运创造它们的地点生活并死去，我们已经远离了这个时代……但是在所有出于好奇心、野心或对奢侈品的热爱而展开的旅程中，没有哪个在成果的重要性、广度和施加的影响力上，能与这不起眼的灌木产物的运输相比，也不能与制造业让棉树产品走上的旅程相比。棉花产品的变化无穷，正如我们自己的渴求和欲望一样。1
——《亚洲杂志》（Asiatic Journal），18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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