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日本一位名叫宫泽良行的老人，在睡梦中去世。虽然宫泽良行并不是高官，或极具社会影响力的人士，但在他的葬礼上，却有大量日本警视厅高级官员向他的遗体鞠躬道别。更奇怪的是，葬礼上的其他客人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甚至还有一名亲属表示：
“警视厅要是再努力一些，宫泽良行本应该活得更久。当年的杀人案，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凶手啊。”
2000年12月31日中午，东京都市民因为新年即将到来，纷纷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就连东京都的各个警察署，都认为今年将会有一个完美的句号。但很快，一通电话打破了日本警察的美梦。
一个老妇人在电话中激动的喊道，自己的家人被杀了，让警察赶紧过来。由于打电话的人口齿不清且情绪激动，日本警察最初以为，是某个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太太在报假警，于是派出两名警员前往安抚老人。
结果这两名警员到达目标地点，并在老太太的指引下进入到一栋两层小楼后，眼前的景象让两名警员惊呆了。这栋小楼里仿佛人间地狱一般，躺着4具尸体，并且墙上地上到处都是血迹。反应过来的警员，立刻用无线电通知了警署。二十分钟后，十几辆警车到达凶案现场并开始调查工作。
由于现场实在太过惨烈，几名刚入职的警员，甚至被房屋内的血腥味熏得呕吐不止。杀人犯似乎是与这一家人有很深的仇恨，4名被害人中，有三个都被凶手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
根据警方日后公布的现场记录，第一个被杀死的人，是房屋的男主人宫泽干夫。根据法医的检查，宫泽干夫的四肢、头部、颈部、躯干上共有32处被尖刀劈砍或刺入的痕迹。其中头部的伤痕最为恐怖，凶手用刀直接刺入宫泽干夫的头盖骨中，并且因为用力过猛，刀尖还断在了头骨内部。
（警方发布的宫泽干夫死亡现场复原图）
第二个与第三个死者，则是位于2楼的女主人宫泽泰子以及8岁的幼女宫泽伊奈。根据警方的判断，凶手在一楼客厅外杀死宫泽干夫后，就直奔楼上向母女两人发动攻击。两具尸体上有大量深可见骨的伤口，并且凶手在杀死母女二人后，还多次用刀刺穿尸体。不过让警方非常奇怪的是，女儿宫泽伊奈的尸体周围，有大量沾有血液的纸巾，并且血液也存在被擦拭过的痕迹。
（警方发布的宫泽泰子与女儿宫泽伊奈的现场复原图）
最后一个死者，是6岁的男孩宫泽礼。相较于父母与姐姐的死状，宫泽礼的尸体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外伤的尸体，他是被凶手用手掐死在床上的。
（警方发布的宫泽礼现场复原图）
由于现场并未被破坏，日本警方通过现场脚印，以及尸体、血液的喷溅痕迹，尝试复原案件发生过程。
凶手可能是用钥匙或开锁工具，打开了宫泽家的大门，随后持刀冲入房中，先杀死了听见声音后，准备出来查看发生什么事的宫泽干夫。妻子宫泽泰子听到丈夫的惨叫后，抱着女儿躲入屋顶，但被凶手发现。
随后凶手跟随声响登上屋顶，先是在屋顶殴打了母女二人，然后将其拖到二楼浴室外，再用刀刺死了母女二人，接着进入到卧室中掐死了哭泣的宫泽礼。
但接下来日本警方发现，根据现场遗留物品，这个凶手似乎在凶杀现场，停留了很长时间。
（案件发生地）
诡异的现场警方在凶杀现场，首先找到了凶手使用的两把厨刀。其中一把品牌名为“柳刃”的厨刀，被认为是凶手最开始使用的凶器，但是在杀死男主人宫泽干夫时，刀尖断在了尸体的头部。于是凶手在厨房中拿起了另一把厨刀，开始追杀剩下的幸存者。
然后警方在二楼楼梯口处，发现了两块被凶手用于包裹凶器的黑色手帕。原本警方认为，不会再找到更多的证物了，但是在宫泽夫妇的母亲宫泽节子，也就是报警老妇人的辨认下，警方愕然发现，凶手居然遗留了大量衣物在现场。
凶手在二楼起居室中，共留下一件渔夫帽、一件黑色夹克外套、一双手套、一个军绿色挎包、一个方格围巾、一件淡灰色长袖衬衫。
并且在起居室中，警方还找到了4个使用过的冰淇淋纸杯，以及一个盛有乌龙茶的水杯，但没有发现勺子或吸管之类的餐具。根据警署技术科的汇报，这些物品上遗留的DNA信息，不属于4个受害者。
这让东京都警方大感疑惑，这些证据表明凶手在行凶杀人后，还在受害者家中休息了一会。但接下来的汇报，让警方感到更加吃惊，法医与技术人员在宫泽家的衣柜、客用拖鞋、二楼浴室窗户的外侧、浴室内急救箱的提手、冰箱握把、大门入口处的感应灯插座、以及木制床架的边缘，都发现了疑似凶手留下的指纹。
看着繁多的证据，东京都警方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因为这些证据都是互相矛盾的。在日后日本警方公布的调查记录中，东京都警方提出了三种可能的案件经过。
第一种，凶手通过正门进入室内，先杀死在一楼的宫泽干夫，然后进入到三楼追杀宫泽泰子母女，最后进入二楼杀死宫泽礼。
第二种，凶手通过房屋边上的树木，从二楼浴室翻入室内，然后行凶杀人。
第三种，凶手与宫泽干夫认识，通过敲门等方式，进入到室内后再作案。
（日本警方发布的现场复原图）
由于现场的情况繁杂，以上三种推测都有足够的证据支撑，但每一个推测都无法完全符合现实情况。不过警方可以确认的是，凶手在12月30日夜晚杀人后，肯定在房屋中休息了一个晚上，直到12月31日上午，才离开了凶案现场。
2001年1月中旬，随着调查的推进，更多的证据充斥在警方的案头。犯人行凶时穿的鞋是韩国款式，并且尺码较大。同时在鞋印附近，鉴定科的技术人员还发现了三浦半岛特有的矿物粉末。并且根据现场发现的血液，dna鉴定室向警方提交了一份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凶手很可能是一名亚欧混血。
（日本警方接受采访时，展示的凶手遗留衣物）
但如此充足的线索，却让警方一筹莫展，因为每一个线索都指向不同的人群，以至于有调查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抱怨道：
“明明指纹与血液鉴定都证明了凶手是一个人，但我们在调查中，总是感觉凶手有好几个人。仿佛他们穿着同一双鞋子，但受教育程度、行为习惯都不同。”
日本警方在无奈之下，根据技术手段与现场线索，编写了一部凶犯辨认手册，向全社会发布了凶手的人物特征，其中包括：
“凶犯的年龄应当在15岁至35岁，混血，身高在1米7至1米8之间，体格强壮且性格严谨，并且曾接受过军事训练。”
只是，日本社会内，符合这一条件的人数以十万计，更别提日本国内还有数万驻日美军。所以日本警方发布这则消息后，遭到了全社会的嘲讽与唾骂，很多人认为在这起案件中，日本警方毫无作为，只是在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
由于一直无法找到凶手，东京都警视厅将此案视为奇耻大辱，立誓要彻查此案。因此在2001年后，东京都警视厅每年的12月30日，都会组织调查人员前往案发地点慰问受害者家属，并且向家属通报最新的案件进展。
（案发现场位置，警方为悼念受害者敬献的鲜花）
悬案世田谷区灭门案因为作案手法极其残忍，对日本社会的震撼非常大，除了警视厅发布的2千万日元的悬赏以外，还有很多民间组织，也处于义愤出钱悬赏凶手。但由于案件过于扑朔迷离，导致案件的调查进度一直停滞不前。
案件发生后，大众普遍将凶手认定为驻日美军、自卫队退役或现役人员，或是曾有过服役经历的留日韩国人，很多符合条件的留日人员，都因为这起案件收到了不公正待遇，哪怕他们并不常驻在日本。
（日本民间出版的案件分析书籍）
甚至还有一个日本杂志公开声称，通过侦探找到了犯人，还公布了嫌犯的身份信息以及指纹资料。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日本警视厅证伪，因为杂志社提供的嫌犯身份信息，与现场遗留的血液、指纹样本不符。
被害人的父母宫泽良行与宫泽节子，也在案件发生后踏上了追寻真相的道路。由于不再相信警视厅的工作能力，宫泽夫妻会自行寻找线索与嫌疑人，并询问每一个向他们提供证据的人。但茫茫人海，要找一个躲藏起来的凶犯谈何容易。
（四名受害者生前合照）
但在案件发生9年后，宫泽夫妻发现，有一条法律，正挡在他们追寻真相的道路上，这条法律就是日本的公诉时效条例。根据日本法律，刑事案件的追诉时间，最长为25年，如果超过追诉时间，那么即使有证据能够定罪，这个犯人也将被无罪释放。
这让失去孩子的宫泽夫妻，完全无法接受。于是他们主动加入一个名为“宙之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是由其他案件的受害者家属组成的，致力于推动日本社会修改与谋杀案相关的法律规定。
（受害者母亲宫泽节子在纪念死者）
宫泽夫妻加入到宙之会后，立刻组织其他家属，在2009年2月8日，发起了针对公诉时效条款的抗议。宫泽良行在演讲中，对着所有听众高喊道：
“公诉时效条款，是对杀人凶手的保护，也是对受害者家属的伤害。凭什么杀人凶手，只要躲避一段时间就能逃脱惩罚，而受害者的遗孤，就得一生都活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所以我在这里，向政府呼吁废除公诉时效条款这条恶法！”
宫泽夫妻的呼喊，很快成为了日本社会的共识。于是在2010年1月，日本国会例会召开前夕，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日本国会议员，请愿彻底废除公诉时效条例。由于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对于修改法律等事项，一贯保持消极态度的日本国会，在两个月时间里就完成讨论，并发布决议，彻底废除与谋杀案有关的公诉时效条例。
（宫泽节子在记录日期以及每日行程）
但即使是这样，案件破获依然是遥遥无期。2012年9月，宫泽良行因心力交瘁，病逝于东京都医院之中。在宫泽良行葬礼上，妻子宫泽节子宣布接任“宙之会”会长一职，并表示会继续追查凶手的下落。
在葬礼的结尾，宫泽节子看着丈夫的遗像，对身边的人说道：
“没有抓住凶手，丈夫到了黄泉，看着提前离开的孩子们，想必会很为难吧。”
但直到2022年，案件依然没有任何进展。因为距离案发已经超过20年，当年参与调查的警员或技术人员，大多已经离职或去世。一名案发时刚刚入职的警员，在2018年的时候已经升任为地方警署的署长，在升职典礼上，有记者向他询问当年世田谷灭门案的进展，这名新署长低着头说道：
“当时参与调查的人，只剩下我们这些当年的新丁了，调查工作完全陷入到迷雾之中。如果凶手不在其他地方，再次以相同的手段行凶，那么破案可能就不太可能了。”
至今，东京都警方在每年12月30日，还是会前往案发现场，告慰受害者的在天之灵，并为受害者家属举行献花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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