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杜诗学的兴盛时期，从这时起杜甫被尊称为“诗圣”，杜诗被视同“六经”。人们对诗歌本质、功能、价值及创作主张的论述往往集中于对杜诗的分析和评论上。同时，对杜诗的整理和注释蔚然成风，形成“千家注杜”的壮观场面。流传下来的重要著作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集》等。
清·浦起龙在其《读杜心解·发凡》中说：
“注与解体各不同：注者其事辞，解者起神吻也。神吻以事辞出，事辞以神吻为准。顾体宜勿混，而贵用相顾。”
“神吻”也就是文章内涵神理的意思，“注者其事辞”“解者起神吻”，如此“注”与“解”就正式分开了。为使重“注”者不致“释事忘意”，重“解”者不致玄远虚无，又把二者科学地联系起来。
注杜之风大兴于北宋，后渐成为专学，直到南宋末年刘辰翁首倡评点一路，与传统的整理注释大不相同。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说：“宋人之于杜诗，所尚在辑校集注，……顾惟刘辰翁以逸才令闻，首倡鉴赏，于是选隽解律之风大起。”刘评杜诗集中保存在《集千家注评点杜工部诗》中。
刘评不同于之前诸家对杜诗的注释，有两个鲜明的特征。首先他非常重视对诗艺和诗风的探讨，如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后批道“没字本不如波字之趣，但以上下语势，当是没字相应。”联系语境指出用字的恰切。刘氏评点大多比较简洁，惜墨如金，高度概括，如评《高都护骢马行》只是于篇末书一“俚”字，集中概括了该诗的语言风貌。刘辰翁还喜欢用比较批评的方法，如《别房太尉墓》“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批曰：“钟情苦语，著‘低’、‘来’二字，惟孟东野有之。”说明他对众多诗人的语言风格和艺术特色有深切的体会，而且意识到后世诗人对杜诗的学习和继承。刘氏评点的另一个特征是批评者自身主体意识的凸显。评点是读者自身的体悟，也是一场与作者的心灵交流。就杜诗《蜀相》他评曰：“全首如此，一字一泪矣。写得使人不忍读，故以为至。千年遗下此语，使人意伤。”又《寄江左草堂》“幽贞愧双全”后评曰：“流离困走中，常有失身之惧，非经历变态，不知此言之悲也。”在这种心会心的交流中，评诗人获得了和作诗人平等对话的权利，使得评点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批评形式获得了独特的地位与价值。这种评点批评法与以前的注释注解大不同，后者往往注典故、注名实、注出处，少有艺术分析，更不会对作者的心理状态做深入的揣摩与再现。
不难发现同样是对经典的阐释，“注”、“评点”和“解”是三种各有偏重的文体。而它们又不是截然独立的：据仇氏“内注解意”说，“解”和“内注”就比较接近；从更注重分析经典艺术性，对作者创作心态深入揣摩与再现角度看，“解”是在“评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清初怪杰金圣叹 以《庄子》《离骚》《史记》 《杜工部集》《水浒传》《西厢记》为“六才子书”，并加以评订。其解杜诗与刘评杜诗有内在关联，如他们都非常重视对诗艺和诗风的探讨，撇开传统繁琐的注解；批评者自身主体意识凸显，以己意说诗；都很注重探究诗人的创作心态。而事实上金圣叹分解杜诗已经超越了刘辰翁评点杜诗的阶段，刘评往往用只言片语就会意处予以蜻蜓点水似的点拨，用笔极省，虽精彩处确实一字传神，开拓了杜诗的意境，但他点到即止并不详细分析，读者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难免会如坠云雾。
看他们分别评杜诗《魏十四侍御就敝庐相別》（《杜诗解》卷二）：
有客骑骢马，江边问草堂。
远寻留药价，惜別到[2]文场。
刘辰翁于句下批曰“‘药价’甚雅，‘文场’过矣。”《杜诗详注》说：“倒文场，意气倾倒于文场”，又引《高士传》曰：韩康常游名山，采药卖于长安市中，口不二价。刘辰翁直接评价不做任何解析，也丝毫不提背景，难免令人费解。
金解曰：彼骢马上人，是一样气色；草堂中人，是一样气色。据此两样气色，此去两人可谓风马牛，终不得相及也。乃今日江边远寻，不忍别去，殷勤眷恋，加人一等者。无他，云泥一判，日月如驰，老病无常，旧游若梦。“留药价”“到文场”妙。今日来寻，须留药价，甚矣吾衰，知扶几年：追念少时，共在文场，曾几何时，衰谢遂极。然则于今再别，岂复思意之所得料。盖车过腹痛之言，犹未痛于此诗矣。“药价”字下得极衰飒，“文场”字下得极壮武；“药价”字写后会苍茫，“文场”字写旧游孟浪。百年眨眼，只此四字画绝。
金圣叹不仅详细分析了“药价”“文场”的妙处，而且回顾了他们二人的交情，指出现在地位的悬殊，赞扬他们对友谊的珍视，表达了对时光飞逝人生无常的感慨。金解远比刘评丰富、深刻、精到，对杜诗的发明意义也更大。可见金氏分解和刘氏评点虽有相关之处，但从手法上看，金批更纯熟，意义上也更深远。
周采泉在《杜集书录》中评价《杜诗解》说：
“金人瑞批杜诗，在刘辰翁之后，又出现一新面目。盖人瑞为清初文坛一怪杰，天分既高，涉猎尤广，目光犀利，才气又足以达之，故其所批之书，往往有未经人道语，能发人思智。以批才子书之笔批杜，固为通人所讥，但能堪破杜诗旨要，杜诗中不易索解之句，一经分解使读者豁然贯通，宋人以来注杜、说杜，饤饾陈腐之气，一扫而空。”
明清时期是杜诗学的全面总结期。在明代对杜诗艺术成就及审美价值的探讨与阐发成为杜诗研究的主流。较受关注的代表性著作是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和王嗣奭的《杜臆》。到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盛，“杜诗辑注学”掀起高潮，鸿篇巨制络绎不绝。主要代表作品有：钱谦益《钱注杜诗》以钩稽考核史实为务，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以训释字句为功，仇兆鳌《杜诗详注》广征博引规模空前，浦起龙《读杜心解》会心诗旨多所发明，杨伦《杜诗镜铨》去芜存菁精简得要。
其中钟、谭《唐诗归》主要沿袭刘辰翁评点一路；钱谦益《钱注杜诗》和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继续发扬传统重“注”的风格；王嗣奭的《杜臆》、浦起龙《读杜心解》更注重“解”；而仇兆鳌《杜诗详注》则是“注”与“解”兼备，尤其是“注”的方面广纳源流更称博洽。而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则完全不做名物、故实、出处等“注”方面的功夫，集中精力发掘、阐扬杜诗诗艺之美妙、诗法之精严，深入揣摩和再现诗人的创作心态，比注重“解”的其他诸家都要做得更深入、更充分、更到位，独创性更突出。
我们看诸家分别解析杜诗经典《秋兴八首》（《杜诗解》卷三）其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钱笺曰：
招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宋玉以枫树之茂盛伤心，此以枫树之凋伤起兴也。“江间汹涌”，则上接风云，“塞上阴森”则下连波浪。此所谓悲壮也。“丛菊两开”，备别泪于他日。“孤舟一繋”，僦归心于故园。此所谓凄紧也。《秋月客舍》诗云：“南菊再逢人卧病”，公在夔府，两见菊花，故有两开之句。《九日》诗云：“繋舟身万里”，孤舟一繋，即已辨故园之心矣。所谓远望当归也。以节则杪秋，以地则高城，以时则薄暮。刀尺苦寒，急砧促别。末句标举兴会，略有五重，所谓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公孙白帝城，亦英雄割据之地。此地闻碪，犹为凄断。[2]
《杜臆》曰：
秋景可悲，尽于萧森；而萧森起于凋伤，凋伤则巫山、巫峡皆萧森矣。但见巫峡江间，波浪则兼天而涌，巫山塞上，风云则接地皆阴。塞乎天地，皆萧森之气矣。乃山上则丛菊两开，而他日之泪，至今不干也；江中则孤舟一系，而故园之心，结而不解也。前联言景，后联言情。又约言之，则“故园心”三字尽矣。况秋风戒寒，衣须早备，刀尺催而砧声急，耳之所闻，合于目之所见，而故园之思弥切矣。”[3]
金解曰：
前解从秋显出境来，后解从境转出人来，此所谓“秋兴”也。○“露凋伤”、“气萧森”六字，写秋意满纸。前者，蝵也，言天地之气，正当蝵敛之时也。故怨女怀春，志士悲秋，皆因气之感然。……若谓玉树斯零，枫树叶映，虽志士之所增悲，亦幽人之所寄抱。奈何流滞巫山巫峡，而举目江间，但涌兼天之波浪，凝眸塞上，惟阴接地之风云，真为可痛可悲，使人心尽气绝。
后解先生寓夔，已两次见菊，故曰“丛菊两开”。“泪”，言他日，不言今日者，前倒也相忘。他日痛定思痛，则此丛菊亦不堪下泪也。此身莫定，不系在一处，故曰“孤舟一系”；身虽系此而心不系此者，“故园”刻刻在念，有日兵戈休息，去此孤舟，始得遂心也。呜呼，岂易言哉！因用“丛菊”、“故园”，转到“寒衣”上去，意谓我今客中，百事且暂放下，时方高秋，江山早寒，身上那可无衣；听此砧声，百端交集，我独何为系于此也。盖老年作客之人，衣食最为苦事。无食则橡栗尚可充饥，无衣则草叶岂能御寒？“催刀尺”“催”字，“急暮砧”“急”字，甚是不堪；乃从先生见闻中写出二字来，更觉不堪也。[4]
后解先生寓夔，已两次见菊，故曰“丛菊两开”。“泪”，言他日，不言今日者，前倒也相忘。他日痛定思痛，则此丛菊亦不堪下泪也。此身莫定，不系在一处，故曰“孤舟一系”；身虽系此而心不系此者，“故园”刻刻在念，有日兵戈休息，去此孤舟，始得遂心也。呜呼，岂易言哉！因用“丛菊”、“故园”，转到“寒衣”上去，意谓我今客中，百事且暂放下，时方高秋，江山早寒，身上那可无衣；听此砧声，百端交集，我独何为系于此也。盖老年作客之人，衣食最为苦事。无食则橡栗尚可充饥，无衣则草叶岂能御寒？“催刀尺”“催”字，“急暮砧”“急”字，甚是不堪；乃从先生见闻中写出二字来，更觉不堪也。[4]
以上可见，钱氏笺注重点在于引用前人或别作成句来映衬本诗的意境，以使它们互相发明，以诗证诗。他也结合作品的意象，具体写作背景，分析作品的内涵和境界，比传统纯粹的注释前进了一大步。《杜臆》与钱笺明显不同，紧紧抓住作品意象，从总体上作综合的连贯的解析，充分的展开，在通透不在点拨，而且结尾明晰作者创作情怀“而故园之思弥切矣”。金氏分解融合了前人的优点，详细分析关键意象，由表及里，开掘表象后的深层意蕴。而且他不为文本所箍，大胆调动生活体验，充分发挥联想与想象，如他解“泪”：“泪”，言他日，不言今日者，目前倒也相忘。他日痛定思痛，则此丛菊亦不堪下泪也。他还回归诗人创作原境，合理而又深入地揣摩诗人的创作动机：“催刀尺”“催”字，“急暮砧”“急”字，甚是不堪；乃从先生见闻中写出二字来，更觉不堪也。虽然钱笺、《杜臆》各有其特色与长处，但金氏之“解”明显在详尽、通透、深邃，创意性和开拓性上都强于其他诸家。
[1]《杜集书录》周采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477—478页。
[2]《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504页
[3]《杜臆》王嗣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74页
[4]《杜诗解》卷三，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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