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冰箱冬季调到几档合适(西门子冰箱冬天数字调到几)

西门子冰箱冬季调到几档合适(西门子冰箱冬天数字调到几)

首页家电维修冰箱更新时间:2021-12-23 04:00:11

感情很复杂。每一个人说起那个名字,几乎都这么说。每一个人在采访中都在检视自己说了什么,怕伤害他。每一个人最终似乎都原谅了他,没有恨意。他永远是话题的中心,聊着聊着,就绕到他身上。不管老同事们吃饭,还是在那个名为「一个养老院」的离职员工微信群,怎么聊也聊不完。「你知道人群里没有比他更健康的人,但是他又在做企业这件事上这么难以改变,这么固执。」草威说,「他就是一矛盾体,他是一个万中无一的天才和病人。」

文|谢梦遥

「他要创业卖尿不湿,我也卖尿不湿」

站在故事的终点回头看,锤子科技的落败并不像是一艘巨轮的慢慢沉没,船上的人直到最后一刻前才突然惊觉。这趟旅程中,惊涛骇浪始终跟随。用从第一天就加入并见证全程的员工朱萧木对《人物》的话说,「一直其实是在生死边缘挣扎,完全是挣扎了六年。」

最大危机发生在2016年。与阿里巴巴洽谈半年却最终融资流产,锤子科技两度无法发出工资,其中一次拖延整整一个月。员工们收到邮件,被告知银行系统出了问题,所有人都知道那不是真的。融资不利也直接导致三分之一的员工当年被裁。朱萧木将他自己带起来的VR部门的人全部裁掉了。在一个屋里,面对40双眼睛,他深鞠一躬:「我无能,没法带兄弟们继续做这个事儿了。」那之后好几天他没有缓过劲来。裁员在当时处理得非常隐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已经离职返聘回来的人力总监,那位被其他人形容闪着「母性光辉」的女士,「跟大家关系都非常好」。

一些波折就连内部的人也未必清楚。代号「Bono」的手机造出来了,因关键人物的离职,布局东南亚的计划流产,整个项目被砍,本应叫「坚果2」的手机从未出现过在这世界上。「坚果1」卖了近百万部,看似成绩斐然,但能看到后台数据的人就会知道那是一个亏损的项目,「卖一台亏一台」。当时,电信运营商找上门谈合约机计划,本拟订购100万部,却因供应链负责人不同意查账,谈判崩了。

一些迹象是悄悄发生的。比如茶水间里免费零食的品类减少,直至完全消失。加班费的合规发放曾是创始人罗永浩引以为傲的事情,从2008年「老罗英语」创立就跟随他的员工石晓宇回忆,当初月薪3500元,靠着加班能挣到近9000。但至少从2013年起,没有人再见过加班费,尽管加班和每周工作六天成为大部分人的常态。锤子科技自2015年底搬到望京绿地中心后,电费成为财务考核的重要指标,夏天的晚上,办公区的空调停掉,加班的人会感到,「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只有两处地方例外,需时刻保持恒温的光学实验室装有独立空调(「整组人都跑到实验室里去办公」),以及罗永浩的办公室。

每个在锤子科技待过的人,后来追忆起这场创业之旅的各个节点,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一些人有信仰崩塌的感觉,一些人则宣称从来没有。但至少对于一个节点,人们的体验是高度相同的——2014年5月T1的发布会。距离进军手机业的高调宣言发布2年之后,上一个身份是英语培训学校校长的罗永浩,真的造出了第一款手机。

那是所有锤科员工荣誉感达致巅峰的时刻。「进会场那一瞬间,我巴不得告诉各位,我是他妈锤子的,这个手机是我做的。」时任射频工程师的马宁回忆。他骄傲地向《人物》指出,首个测试电话就是他在一个电路板上打到自己手机上的。「我词汇量比较少,但是我能说出来就是那种感觉,爆棚。」他38岁,是个外型稳重的大块头,但提起这段记忆,他变得像个少年,急切地表达,导致有些语无伦次。

他曾就职于数家科技公司,包括诺基亚,但荣誉感从未如此巨大。「你特别崇拜一个人,那个人需要你帮他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你做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平时工作,马宁习惯把工牌插在衣兜里,但那天步入会场的时候,和同事们一样,他把工牌挂在了胸口显眼的位置。场外聚集着很多粉丝,他能从对方眼里看到尊重。一个巨型红色条幅由会场三层直坠下来,中间印着一把锤子。「这简直就是一邪教啊。」马宁与同事调侃,「换成希特勒那标志,这就是一个邪教了。」

2018年5月,锤子科技在鸟巢举办新品发布会 图源视觉中国

现实扭曲立场是真的存在的。舞台上的那个人有着卓绝的语言天赋,随便一件事,在他嘴里可以说成单口相声的效果。在大学生群体中流传甚广的「老罗语录」即是他早年在新东方讲课的段子集锦,那些段子里有着对社会的思考与普世价值观。他身上洋溢着理想主义情怀,创办过对公共事务紧密关注的「牛博网」。他不是娱乐明星,但从来不缺粉丝。在他的粉丝眼里,就连他那些广为人知的缺点,暴躁、小心眼、狂妄自大,都因为他性情里的真,打上了柔光,变得那么可爱。

听「老罗语录」,追牛博网的更新,看「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的系列演讲,是成为「罗粉」的基础操作。2008年创立「老罗英语」,以及初期锤子科技,几乎都是受罗永浩感召而来。为了与偶像同行,很多人强行改变了人生轨迹。一个清华水利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在武汉军区当上中校后,选择复员,就为来「老罗英语」当老师。后来成为罗永浩助理的许岑,完全没有课酬的情况下,在「老罗英语」试讲一年半。锤子0001号员工朱萧木,放弃美国建筑师生涯,只为追随那一个人,「他要创业卖尿不湿,我也就去卖尿不湿」。

罗永浩的个人魅力贯穿着他创业的始终。牛博网曾开网店卖书,由于没有折扣,相比那些互联网巨头毫无价格竞争力,能否赢利完全依托于罗永浩个人的宣传。只要他发条微博吆喝一下,营业额就蹭蹭涨。「如果不发的话,这个店就跟死了一样,一个月可能一本书也卖不出去。」负责打理网店的石晓宇告诉《人物》。罗永浩曾在演讲中推荐《美国种族简史》,那本此前10年只印了5000本的书,迅速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卖出近20万册。

硬件团队是在2013年锤科的手机操作系统发布之后,才逐渐建立的。锤科每年发13薪,工程师们几乎是降薪或者平薪来的。对于这些由前摩托罗拉硬件负责人钱晨领军、大多出自他所在体系的员工而言,落差是一定存在的。比如对于射频测试,大厂商会耗费上百万元建大屏蔽室,锤科采取的是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只搭建基础的隔离区,测试在小屏蔽盒里完成。硬件研发出于保密需要,办公区封死,专门建起一堵墙,连罗永浩也没有随便出入的权限,通风不畅,冬天太阳从玻璃照进来,室温能达到30多度,工程师们全穿着短裤拖鞋办公。研发员工人手一把价值上万元的Herman Miller牌办公椅,曾是媒体报道锤子科技时念念不忘的一个点,这项福利只属于早期入职的软件工程师与UI设计师(不包括产品经理)。由于财务部门的极力反对,硬件工程师们到来时,已经失去了这项福利。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事情做成,「老罗可以牛逼」。当马宁加入锤科后,原来同事问马宁唯一的话就是,他一个教英语的,怎么能做手机?「业内其实除了他的粉丝,没有人认为,锤子很有可能成功。」马宁记得射频部同一天入职的3个人,彼此确认过,全是罗永浩的「脑残粉」。

「我们的选择还是很多的。绝对不是大家走投无路了,我去锤子科技试试。」马宁说。

罗永浩在锤子smartisan T2发布会上 图源视觉中国

「因为老罗是这样的人,周围也是这样的人」

最初吸引马宁进入锤子科技的人,只有罗永浩。当他进入,他发现这个公司里的人才是特别的存在。比如朱萧木整天扎个小辫,衣着随意,从形象到谈吐都很另类,「这要在诺基亚得被人打死」。硬件部的人给他起外号,叫「太君」。三八妇女节,「太君」自己出钱给所有女同事买了一份礼物。「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原来世界上有这种人。」马宁暗暗惊叹。

这个公司不乏热血的情节上演。有一次朱萧木和女友吵架被关在了家门外。罗永浩知道消息后,号召全公司去支援。大家觉得很好笑,很幼稚,但还是很多人参与其中。于是,吃的、喝的、3G路由器、花露水以及几个手机被送至朱萧木女友家楼下,让他可以一直等。

有一天有个姑娘在微博上说失恋了心情低落,最盼望的事就是能拥有一部锤子手机安慰自己。罗永浩承诺寄给她一台。寄出前,同事们纷纷往便签里写鼓励的话。有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有人说你总会遇到更好的,还有人写,「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难免有风云际会之感。某个角落里默不作声的家伙正是 dribbble 华人区的第一名平面设计师「Paco」。管理官微的人是昔日牛博网上的当红写手草威。影像部门负责人林曦正是和罗永浩围堵方舟子时的那位摄影师(「给丫一个特写」),也是维权西门子的发布会上那台被砸冰箱的捐献者。有一天马宁收到群发邮件,东东枪入职了。对,就是那个微博大V。

2011年11月北京,罗永浩与其他志愿者来到西门子公司北京总部进行维权活动 图源视觉中国

相处中就能发现,很多人对自己是有要求的。比如,林曦开车从来不违停,宁可多开一段路,一定要找到正规停车位。钱晨的助理李洋,从来不走路抽烟,因为觉得那会影响别人。

「跟老罗跟对了,」马宁对自己说,「因为老罗是这样的人,他周围的人也是这样的人。」马宁也有个人的道德洁癖,他想,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才能够互相看见。

李洋是从做锤子手机体验店的店员起步的。他此前是个英语老师,应聘锤科时,他即将得到另一份月薪15000元的工作邀约,他还是决定推掉,选择当月薪只有3000元且没有销售提成的店员。他一点不觉得屈才,「太多能量可以发挥,外国人溜达到我们这儿来,我接待。」

那个店相较其他卖场不同在于,店员全是大学生,「大家参与不了那种技术岗,也愿意加入到锤子科技」。但这不是让李洋印象最深刻的。他头一次见四五个店员一起抽烟,都把烟头攒在手里,再一起扔去垃圾桶。「这就是锤子。」

就连这家公司的前台似乎都是高配置的。「小美」从美国留学回来。「颗粒」是「富二代」,父亲天天施压让他接班,他也不管不顾。别的公司快递来了,都是堆在一起,锤科的前台人员,会将快递按楼层、部门分好类,然后推着小车去送——那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工作内容。

干起活来,每个人都很拼命。曾有一个同事因连续加班心脏出了问题被送进ICU。在诺基亚的3年里,马宁只加过两三次班,但到了锤子科技,「996」是常态。有好几次去供应商处调试机器,到了晚上6点多,家就在附近,他和同事还自愿返回东北五环的望京加班。2014年的春节,年初四就上班了,车开上北四环,路上几乎空无一人,看着远处烟花,悲壮感油然而生。他想到了一个词:信仰。「我其实之前是理解不了无产阶级信仰,比如说拿身体去堵什么枪眼的那种。到锤子之后,这种事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种纯粹能够互相传染。「这出了个事,蹦出来一个人,『这事是不是可以这么解决?』『你这个可能不行,我这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啪啪蹦了几个方法之后,这事谁来办?可能三个人同时举手,说我来。」林曦说。公司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罗永浩早期开着一辆雅阁,接送投资人时为了撑门面,一个叫应超的同事会把自己的宝马5系借给他开。

不少同事都有离开后再回来的经历,有几位甚至三进三出。离开多半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不堪忍受,回来则还是因为舍不得。「在锤子待久之后,没办法去其他公司,同事太无聊了。」市场部员工刘全有说。她辞职不到一个月就后悔了,她参加了一次发布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什么我要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她质问自己。很快,她回到锤科。

人与人之间没有提防,抱有信任,对做成事充满热忱。「大家一说都是理想主义的人,我也不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某些方面高度相似。」刘全有说,「我以前没有想过,同事关系是占我工作中很重要一环。」由于加班是常态,同事们每天能一起吃两顿饭,感情愈发深厚。

锤科曾想过找代言人,讨论出几个选项大家集体投票,得票最高的是《冰与火之歌》里面的小恶魔的那位扮演者。事后看来,这个想法实在过于浪漫。「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做的选择,对市场的理解都不合格。」一个员工说,「你现在想想,你要卖给14亿人,有几个认识小恶魔的。」因资金问题,计划没有推行下去。

这是一家乐于向外输出价值观的公司,相同的人能够被吸引。锤子科技的发布会总有粉丝自发捡拾垃圾。锤科曾举办「天生骄傲」的故事征集活动,让人们讲出日常生活中那些坚守内心原则的时刻。数以万计的人参与其中,最终被选中颁奖的其中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因为并不是讲述者本人,所以公司发出两部手机,希望讲述者能将其中一部转交给当事人。但那个人说故事中写到的人物已经无从寻找,竟主动退还了一部手机。至此,这个活动所引发的回响与感动已经超出了营销本身。

事实上,锤科内部对「天生骄傲」这个品牌活动有另外一种讨论声音。「好像一些值得骄傲的事,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好多人都是这个看法,觉得有点丢人。不掺假,不欺骗,真诚,这难道不是应该做的事吗?」

「做一个好人,还能赚钱」

当然这一切和这间公司的主人有关。罗永浩是一个极具道德感召力的人。他曾说过,从前和朋友去唱卡拉OK,他不会主动叫姑娘,但别人叫也不避场,自从成为老师后,「只要别人叫女孩子,我马上退场。」砸西门子冰箱维权事件中,让马宁感触最深的,不是向巨头挑战这件事本身,而是一处细节,「他居然带了保洁」。参与此事的林曦回忆,罗永浩让每一个同行者签了免责协议,表示由他一人承担所有法律后果,这让人感觉非常体面。罗永浩称找来一个金主,按发票价格向林曦购买他提供的冰箱,很久以后他才知道,钱是罗永浩自己出的。

投资人吴向宏发表于2014年的文章回忆,10年前见面,「罗永浩就一直真诚地坚持:个人私德和商业规范可以和谐,他可以做一个『好人』同时还能赚钱」。多年之后,他果然将他特有的坚持,带入了手机行业这个复杂的深水区。

创业初期,他就公开表示从来不用水军,公司所有办公软件购买正版,锤子手机预装的第三方应用可卸载(几年后工信部才出台硬性要求),不会针对跑分软件为手机系统作弊。一些行事方式甚至与道德无关,纯粹属于罗永浩所理解的体面:官微不转发别人评价,亦不做利诱营销,另开了营销账号去做。公布相关手机参数,不得模棱两可,或者「不说人话」。「一定要告诉用户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而不是用一种技术语言。」朱萧木说。

罗永浩式的诚实在现实面前也会有执行不下去的时候。他曾希望,当用户被告知手机内存是32G时,是实打实的32G,他设想过用一个另外的存储空间来安装系统。「当然这个是成本和各种方面不可能实现的嘛,但他确实是想那么做,努力过。」马宁说。

微博上,他一贯有吹牛的倾向。但所有许下的捐款承诺,他都做到了。「因为都会是我这边来帮他操作嘛。」担任过他15个月助理的王建国说。他不会晒那些证书。有些捐款甚至并无必要,有一次他提前喊出要捐出发布会门票收入60万,但因为赠票过多,实际收入差了10万元,他自己补上了。

只有罗永浩身边的人才会知道,他的每次差旅费用会分为两部分。锤科所有员工差旅标准一致,北上广深的酒店每晚500元,其他地方300元,飞机坐经济舱。作为一个体重超过200斤的人,罗永浩坐飞机只选商务舱,只住五星级酒店的标间大床房。多出来的差额,他会自己付费。如果有同事随行,出于对同事感受的考虑,他会要求机票与住宿是同一标准(他永远不会和别人同住一间),同事多出的部分他同样以个人名义支付。

他心里似乎住着一个道德委员会。「他自己会记得这个事,会像强迫症一样来提醒我。有时候真的好像在打卡。」王建国说。即便到了后期一切已经流程化,每次出差回来,老板仍然会关注有没有扣掉超标的钱。不是为了展示什么,他这么问时可能根本没有旁人。对账也不麻烦,只要讲个数字,「罗老师,你这一次出差自己花钱的部分是几千几千,然后他就OK了。」

罗永浩性情豪爽,与朋友、下属吃饭从来都是他买单。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会每次在饭局进行到一半时给司机发微信叫他去结账。「我跟他相当于共事五六年,我们吃过至少上百顿饭,他没有让别人花过一分钱。」草威说。有一次他兴起,请三四个下属吃了一顿花了一万多块钱的饭。在吃饭上,他同样公私分明,他会自行判定这顿饭的性质。至于那顿一万多块钱的饭,王建国确定,是他自己掏的腰包。

锤子手机发布,市场部会赠出几百个样机,用于宣传。据草威观察,如送出之后对方并没有任何宣传举措,罗永浩会有点难过,他觉得大家没有认真对待公司的资产,过于儿戏。他自己也会送出几十台,全部是私人付款购买的。

甚至一些极小物件上,他也会进行区分。比如一本书,一张唱片,或者一把左撇子剪刀。「这个是我自己买的啊,你把它记下来。」他告诉助理。王建国最初并不理解,一是东西不贵,二是实在麻烦,随着时间推移他终究养成习惯,「除了我自己百分之百有把握的,都要去跟他确认说罗老师,这个是你个人的还是公司的啊。」

「你说外部的公司,自己家里要用什么东西,有一些老板都会选择用公司报什么的,甚至都不会被定义为一个不正常的事情。」王建国说。

正是因为他的种种坚持,一些关于他的故事里令人不安的部分容易被忽略。石晓宇曾受罗永浩委托,为他的某位朋友设计一套名片,印出之后发现色彩不正。他责怪石晓宇设计失误,去他电脑看原文件,发现责任其实在印厂。但他怒火已经烧起来,拿过石晓宇的电脑就砸,连砸了十几秒。

石晓宇完全吓傻了。「很多时候是,他一开始可能也没想发那么大脾气,他是越说越搓火,他自己把自己那个劲儿逗上来的那个感觉。」

「你他妈备份了吗?赶紧去把那个名片换一家供应商,重新做一下。」罗永浩甩下这话就走了。

在石晓宇的讲述中,这个故事的结尾是正能量的。硬盘被砸坏了,老板把自己淘汰下来的一个电脑赔给了他。「他这个分的非常清楚。公司的,他搞坏了他要赔。」

「不是为了输赢,我就是认真」

唐拉拉是在2001年认识那个新东方试讲老师的。那人是个高中辍学生,她是个艺术研究院的硕士,但他们都是文艺青年,能玩到一起,交流最多的就是打口碟和电影。那人有社交恐惧,特别怕见陌生人,中间的朋友约了三次,「他才扭扭捏捏来见」。他们成了死党,《笑傲江湖》播出,两个人能在各自家里打着电话把整集看完,边看边点评。唐拉拉感觉那人特别单纯。他说他的梦想是拍电影,但他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我拍电影估计每一个细节都拍得很好,但是凑在一起就是搭不起一个框架。」唐拉拉是那时几个文青朋友中唯一上班赚钱的,所以他经常管唐拉拉借钱,三百、五百地借,还钱信誉非常好。

直至正式成为新东方老师,他就迅速成了这圈朋友里的首富,从此包揽一切饭局的结账。有段时间他去广州讲课,把房子腾给唐拉拉免费住,回来时发现屋里放着太多纸箱,没打招呼就全扔了。那是唐拉拉母亲囤的安利产品,把她气得够呛。「他忍不了他的任何事情被改变。」

有一天唐拉拉接到他的电话:「你知道吗,你罗哥牛逼了,出名了。」「你别瞎吹了。」「你不信上网搜一搜,你搜老罗语录。」

后来发生的故事,早在当初就有预兆。

唐拉拉印象深刻,罗永浩一旦喜欢上什么东西,就会变得非常偏执,「钻研得很深很深」。他尤其对数码产品感兴趣,苹果的每代产品都买。早在2003年,他就写过一个上万字的帖子,分析iPod的优缺点,发在BBS。「所以他后面做手机,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件很惊讶的事情。」唐拉拉说。

锤子科技在诞生之初就充满野心,正如第一位招入的朱萧木的工号,不是「01」,也不是「001」,是「0001」。这个成立初期只有十几个人的公司,展望的是远大前程。罗永浩意欲改变「中国制造」的定义,注以精致、创意、人性化与情怀。

他对自己的审美有着极大自信。每一代手机的壁纸他都亲自挑选。他会登入国外的摄影素材库,选出照片,让助理逐个去联系摄影师询价购买。他推崇实体键,把虚拟键贬低得一文不值。随之而来的,是工作中两极化的判断标准:牛逼和垃圾。不满意时他会直接说:「你为什么给我端上来的总是屎?」

罗永浩重视设计、关注细节的事例,经日后媒体报道成为传奇一般的存在。比如为了做秒表的声音,他从德国花几百欧买来昂贵的秒表,在录音棚里收声;比如为实现九宫格桌面解锁有最佳吹拂效果,他逼着工程师以毫秒计地调每个板块的动画,自己审了一两百遍。最为经典的一个例子是,海报送到他面前,他一眼看出左右边框不齐,设计师拿回去检查,发现左边比右边多了一个像素。事实上,据助理王建国说,老板亲自纠正像素不齐,这种事经常发生。设计部后来为避免再犯,会使用辅助线确保精准。这种极致要求,会造成一种压迫感,战战兢兢,成为锤科员工的工作常态。

即便置身于手机控群体中,他对好产品的痴迷与控制欲也远超他人。有一次苹果手机新品发售,一机难求。罗永浩迫不及待想买,曾在数码杂志当过编辑的林曦主动请缨,托中国电信的内部关系搞来一台合约机。拿到公司,一群产品经理先围了上来,想拆开研究,林曦没多想,让他们拆了。罗永浩知道后暴怒,把林曦叫进办公室一顿痛骂。因为他不是第一个拆封的人。

林曦自认为是个坏脾气的人。但当时他就站在那里,老老实实听老板骂完。「骂完了吧,好,我现在告诉你这个事儿,公司也没有讲说新买的机器必须要等着你来拆。产品经理他们感兴趣,也是为了工作,他们说要拿去研究一下,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算问题。」林曦说,「如果你要觉得这事儿不满意的话,我再给你买台新的你拆。以后再买的新机器,我就放到你办公室里,哪个傻逼也不许动,行不行?」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还要讹你一台机器吗?」罗永浩又解释半天,大概逻辑就是他要感受这台手机的包装和工业设计。

在另一些手机厂商格外重视的事项上,他的态度是完全不在乎。比如不做粉丝会,不组织任何官方线下活动。影像部门负责人林曦曾提醒他,要做美颜相机。「老罗觉得这是一个傻逼功能,老子不做啊。」

一切似乎在他的计划之中,及至2014年4月,锤子科技完成B轮融资,融资金额达到1.8亿元,估值超过10亿元。正是在这段时间,一个秘密的全员会议在国贸大厦的五星级酒店里举行。据在场员工回忆,罗永浩讲话时志得意满,「有点像必胜的感觉了」。

他说到T1估计能随便卖上五六十万台,T2的外形已经设计出来了,市场一旦打开,超过小米只是时间问题,前途一片光明。期权几年之后上市,可以换算成多少钱。「基本上你们就可以百无聊赖、很痛苦地去想后半生我们该干什么,该买什么游艇,去哪儿看看……」

群情激奋。开完这个会,大家像打了鸡血一样回去继续加班。不少人真的在网上开始看湾流、看豪车。「当时都知道这个科技界是怎么回事儿。一个大的潮流来了,什么期权啊、股份啊、上市啊、财务自由啊,说的都是这些东西。」朱萧木回忆。

T1发布会进一步将这种激昂情绪推高。结尾处,大屏幕上打出「我不是为了输赢,我就是认真」的文字。配图中罗永浩化身为一名神情专注地打磨物件的工匠,桌前的窗户透入一道光束。

2014年5月20日北京,罗永浩在锤子手机发布会上 图源视觉中国

「成功和失败都在同一个点上」

到了T1的量产环节,麻烦来了。

一处缺陷是,实体键按下去后会卡住,无法弹回。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朱萧木等产品经理一度被紧急调去生产线,逐个键去按,捡出良品。

直接原因是罗永浩的严格,他要求按键跟前屏之间的缝隙为0.15毫米——接近无缝界面在观感上是完美的,但这个要求超过业内的加工精度。「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好多人都已经跟他讲,东西不能那么设计。」林曦回忆,「无论是结构工程师也好,钱晨也好,都会跟他讲,这么设计是有风险的。」在吃了大亏后,最终还是通过更改设计,问题才得以解决。

另一个缺陷,在内部看来却没有那么严重,是摄像头无法对焦。「比如拍五次,偶然有一次四个角对不上焦。普通用户我认为是发现不了,你觉得可能只是个意外,你再拍一张就好了。」马宁说。但罗永浩过不了这一关。经过反复调试,最后才发现是选定的开环马达存在对焦慢的问题,又是几周过去了。

其实,影像负责人林曦早就指出过这个隐患,但罗永浩并没有选择成本更高的闭环马达。「我更愿意接受的事实的真相是,当时他不懂,所以我跟他讲,他也听不懂。但是,等这事出了之后,我再跟他讲的时候,他就听懂了。」林曦说。

即便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环节,罗永浩都会计较。比如绝大多数用户根本不会多看一眼的集线器(出厂时用于缠绕数据线的装置),罗永浩提出,超过三个黑点即为不良品。「那个东西你说谁会那么在乎?橡胶的东西你知道很容易吸灰尘,供应商跟我说,苹果的要求也不过如此。」马宁说,「他卡供应商卡那么严,供应商是出不来货的。剩下你扔掉,我给你钱,那这些成本一下就double了。」

T1推出白色款时,罗永浩要求塑料边框和玻璃前屏、背板颜色一致,但三个部分的材质不同,难免存在色差。这是一个不具量产性的设计(苹果手机的解决方案是边框采用不锈钢),美观度不尽人意。

2014年10月1日,北京中关村,中国首家锤子手机T1产品体验店内景 图源视觉中国

「锤子成功和失败都在同一个点上。它太追求完美了,理想特别美好。你知道工程化和理想化是有一定的gap的。」马宁说。

卖手机有如卖海鲜,讲究时效,T1花费4个月才实现正常产能,错过了销售窗口期,预定机的逃单率到2014年9月下旬已经逼近90%。罗永浩不得不选择降价销售,此前他曾一口咬定不会降价,又引发一轮巨大的舆论反弹。

由于时间拖延,某些几个月前尚不构成麻烦的环节,也成了麻烦。T1采取的是3G网络制式,上市时4G网络已经铺开了,3G手机很难卖动。「刚好赶在一个切换的点,这个点很难受。」马宁说。

「所有的影响都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T1这款产品最大的失败就是可量产性太低。那一个人生病了,很多原因会死,比如肺癌,比如艾滋病,比如非典,T1是一个非典艾滋癌。」一位锤科员工说。

外界不曾注意的是,T1阶段的锤科处于一个极佳的时期,富士康给的账期是半年——最大程度解放了资金压力;高通的客户分级里,锤子排在华为、小米之后的第二梯队里,远远超过其实际体量够得上的标准。这当然是因为罗永浩这个名字,和一个理想主义者打交道,可以省去很多信用成本。但生意毕竟是生意,T1毁掉了一个好的开局,供应链上的支持度降低了。如果把锤科的历程当作一个通关游戏,难度已经由此进入hard模式。

回头来看,前几代手机产品对市场的理解也存在失误。当其他厂商采用解像力更好的6P镜头时,T1用的5P;当指纹识别风靡一时,T2是市面上唯一没有纳入该功能的旗舰机。T2也没有正反可插的椭圆形USB-C接口。「作为一个定价在3000元的旗舰机,这是你该有的配置,它可以没用,大家也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林曦说,「你一定要有这个判断能力,你要知道下游供应链行业的发展,你会知道到了那个时间点大家都在做什么事。而你没做到。」

但这应该全部归咎罗永浩吗?硬件上的把控,按理应该是CTO钱晨的工作。但罗永浩是个极度有主见的人,「几乎不可能被说服」。早在T1时,他就想全金属无缝边框,被钱晨拦下了。到T2时,据马宁回忆,通过「不断地给你施加压力」,这一想法终于达成,确实美观,苹果手机都未做如此尝试,但如工程师们早就指出的,手机信号不佳,引发又一轮的媒体炮轰。

在这过程中,罗永浩与钱晨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但据接近钱晨的人说,两人间的第一次裂痕出现,却并非和手机有直接关系。

起因是一句话。「以后公司有钱了,去美国都坐头等舱。」创业初期,罗永浩曾对员工说。结果有一次他真的要带队去美国参加电子展会,有人提起了那句话。「买!」罗永浩说。他当时的助理李剑威隐隐感到不对,汇报给钱晨。钱晨一听就觉得不行,去找了罗永浩。

「这个是承诺,必须得履行。」罗永浩说。

「这个是你的面子问题,这个不是什么承诺。」钱晨说。

事情演变成办公室里的大喊大叫,最后财务负责人也加入进来。经过一番拉锯,一个奇怪的规则从此生效:超过10个小时飞行,可以坐头等舱。但是如果不坐头等舱的话,回来以后公司补贴一万元。

那趟美国之行,基本上所有人都选择一万块钱补贴。

「你背后这个专业的团队」

救火队员唐拉拉在2014年9月份入职锤科。当时这个规模已达四五百人的公司,连公关部都没有。罗永浩从前不在乎,唐拉拉说,「他老是有一个特别幼稚的想法,我们做好了,你就来报道我嘛,这应该是记者的本分。」相比外部的职业公关,罗永浩显然更信任老朋友——虽然公关并非她的专业,给的工资很高,「没有办法拒绝」。他让唐拉拉拜访一下各路记者,「吃吃饭,聊聊天。」初衷非常简单,不要再写不实报道了。

市场部的草威回忆,那段时间,他打开邮箱看公司相关的报道剪报时需要做几次深呼吸,因为他知道会看到有真有假的上百个负面消息。网络谣言更是铺天盖地。比如有人匿名发帖:如何看待锤子科技员工在公司里吸大麻?言之凿凿,仿佛定论。

这种境况,除了锤科本身的不足,与媒体沟通欠佳,也源于罗永浩过于高调、把话说得太满的行事方式。他在微博上对业界的率性臧否,伤害到其他品牌的粉丝,为自己树立了许多网络上的敌人。

控制罗永浩的微博使用权,这个讨论早在一年之前就有了,高管开会经常会提,但无法执行,最后不了了之。他做了一些让步,公开回应前会和大家先商量。「他会忍痛去掉一些他心爱的这种字句,有些他还是不忍心,他就一定要保留,他的情绪、他的态度。」草威说。

在唐拉拉到来之前的2年多里,锤科的一项铁律是,除罗永浩外任何人不允许接受媒体采访,而他的语言风格是既定的。唐拉拉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市面上对锤子手机不信任,是因为对你的不信任,他不知道这个手机不是你生产的,而是你背后这个专业的团队生产的。」她对罗永浩说。

她把这过程形容为「推墙」。她专门给罗永浩发了一封邮件,为了引起注意,她写道,「给我一个月时间,把舆论整体改变。」

罗永浩终于有所松动,「可以试试」。但他要求采访放在年底发布会的团队集体亮相之后。唐拉拉知道,如果那时候再开放采访,成稿也要时间,任由负面新闻发展下去,公司「可能已经被黑死了」。她决定先斩后奏。面对老板是罗永浩的时候,大概也只有她敢先斩后奏。「理论上是他只要说过的话,就是不可以改变的。」

采访每天进行。全公司中层以上,只有罗永浩蒙在鼓里。界面的《锤子风云》率先面世,那是一篇颇具积极影响力的报道,也是首次将锤科多位幕后功臣推至台前。

发稿之前,唐拉拉请罗永浩过目。她知道采访的事已瞒不住了,「开始打哆嗦,准备等着急风暴雨。」没想到,老板打来电话,表示很满意,显然,他已经把先前的交代忘了。

这之后,权限就放开了。公关部也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客观地说,这不能改变锤科面对舆论放大镜般审视时的弱势,但至少多提供了一个沟通渠道。

如果这算的上一点点改变的话,已经值得一番书写了,改变罗永浩太难了。比如他拒绝参加行业大佬们扎堆的峰会、颁奖礼之类的活动。邀约源源不断地来,他能推都推了。「我老说他心理年龄也就14岁,」唐拉拉说,「所有的喜怒哀乐全都挂在脸上,他受不了推杯换盏的社交游戏,反感这种有可能需要言不由衷的场合。」再比如他的拖延症。每一次发布会,多达三四十人的筹备组会提前一周进宾馆闭关,因为对于细节的过分纠缠,PPT不断改动,在他登台的一刻才能确立下来,相比之下,小米的雷军会至少彩排3次。每一次都有教训和遗憾,下一次拖延照旧。

他对商务合作保持警惕。西贝莜面村曾找上门,希望在锤科办发布会的时候,为锤友提供聚会与直播,吃饭打折。唐拉拉提过四五次,他都拒绝了,最后一次以罗永浩大发雷霆结束。类似这样被拒绝的合作有很多。「他是那种完美主义性格嘛,一定要方方面面都考虑好了,觉得拿出去非常漂亮,他才肯做。」唐拉拉说。

2015年底,前新浪微博副总经理苗颖成为锤科的市场副总裁,在她主导下,公司终于有了一些更商业化的操作,有了帽子、台历之类的衍生品,手机浏览器中新增了名站导航的广告位,发布会也加入较以前更多的互联网产品推广。但罗永浩依然有他守住的阵地。他拒绝输入法的联想词导向广告链接。锤子发布会从未有过品牌冠名、口播植入广告,虽然那早已是厂商的普遍操作。

即便到了后期,罗永浩还是要亲自过问太多细节。成都办公室装修,健身房地板他先是选择用橡胶,待一切装好后他认为不符合他的想象,又铲掉改为铺地毯。地毯颜色也是他指定,一种接近黑色的灰。身为副总裁的苗颖甚至无法决定一个纪念T恤的外包装,罗永浩要和她手下人开会确认,他建议用牛皮纸袋,高级。

罗永浩与锤子团队 图源网络

「新来的嫡系部队,骑着高头大马」

钱晨是在2016年6月末离职的。他走得很决绝。办公室的东西还是行政打包后,再送去他家的。但这件事并不意外,他和罗永浩的矛盾早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取代钱晨的,是华为荣耀产品副总裁吴德周。在他到来之后的3年,锤子手机的供应链问题得到解决,产能和良率都提升了。更多他曾经的部下被招募进硬件部门。

随人事变动,锤科的氛围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罗永浩挖人不计成本,新人们有着更高的工资。钱晨曾带领的所谓「摩托系」老员工难免有微词。「人家来了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挣钱来的。如果是为了情怀,或者说相信老罗理想主义那一套的话,他早就会来。」

朱萧木不认可这个说法。「首先当然有自己的诉求,肯定有的,大家都有,对吧。你吸引他的肯定也不纯是钱,还是这套东西。因为公司一直也没有特别壮大嘛,不然没必要过来嘛,为啥不去小米,为啥不去华为呢?」

从前锤科,包括罗永浩在内,只有几种称呼,哥、姐、爷、老师。现在,「总」出现了,领导与下级有了明显区分。饭桌上开始敬酒。「他们整个的气质跟(原来的)锤科是格格不入的。」唐拉拉说。某些管理制度移植过来,部门里有了委员会。上下班每天打卡,而钱晨是一贯反对打卡的。

吴德周每天早上会在大群里发一篇转自公众号的新闻早报,新人会在下面发一串鲜花、掌声的表情,老员工没有跟风的。「我们特别骄傲。包括老罗在大群里说话,公司从来没有过这种风气,」李洋说,「我们不明白一个又不是他总结的东西,你往底下翻,鲜花、掌声,就感觉进了国企。」

即便在硬件部门之外的人也能感受到变化。一位产品经理回忆,一次发布会前收到了打气邮件,「我们要团结一致,要向前看」。「措词反正我们看着是比较尴尬的,」他说,「当时我们还在群里讨论说,那个风格我们有点暂时接受不了。」

也许新人所带来的风格,与他们对公司所作的贡献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事实上,他们干活非常拼命,吴德周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外号「铁人」。因为在锤科最薄弱的环节成为了救急人选,他得到了一个新外号,「120」,意为救护车。但在「摩托系」口中,「120」有了另一个恶毒的含义,一米二,他们讽刺的是吴德周的身高。

不同群体的兼容性出现了问题。一个说法开始流传,新人群里称要「清洗摩托系」。有人看到微信截图的转发。在一次会议上,马宁感觉自己被针对了。「一直质疑我,一直质疑我,十来分钟。结果他自己人说一句,现在基本上行业内也就只能做成这样。」他感到困惑,不得不这么想:「新人来了,原来那些人做的什么都是错的,说的什么都是错的,那你才能立得住。」

马宁感到失望,「那种感觉就是残兵败将,蹲在路边,看着新来的嫡系部队,跨着冲锋枪,骑着高头大马,从我们面前过去。」

他决定离职。离开前,他给罗永浩发微信,反映士气低落,以及工作流程上种种问题。罗永浩回复:「硬件的事你去找吴德周,如果你觉得吴德周有问题,你就告诉我怎样。」随着公司越来越大,罗永浩已经无法对每个人负责。

「这句话之后,我是没办法再跟他说了。」马宁想,「其实钱晨不被信任之后,就真的在锤子待不下去了。」

李洋没有选择离职,虽然他确实感到,「牵住我们那个线越来越细了」。从专卖店职员,到钱晨助理,再转岗为林曦手下的影像工程师,他始终留在锤科,试用期长达9个月,最后工资也不过6000元。他还是舍不得这里。他大概是全公司为自己考虑最少的人,加班到深夜,为了给公司省钱,他不打车,坐夜班公交回家。他还在群里号召,只上下一两层的同事不要坐电梯,为了让有急活的人行方便。

李洋所在的整个影像部门,连同负责人林曦—暴脾气的他和吴德周的矛盾是公开化的,在2016年底的大裁员中被吴德周裁掉了。

「这就是你不适合当他助理的原因」

在成为钱晨助理之前,李洋曾当过罗永浩的第二助理,3个月试用期过去,他被告知不合适。他一直对这个结果耿耿于怀,很多天以后,他找到机会去向当时负责考核他的王建国求证。

王建国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老罗做了一个决定,明显这个决定就是错的,让你去执行,你会不会去执行?」

「我肯定得把这个道理跟他说一下。」

「这就是你不适合当他助理的原因。」

《人物》记者向王建国求证,他笑了。他说他的意思其实是,在助理的工作范畴内,不存在真正的对错,「是老板喜欢苹果和喜欢梨的区别。」他声音很温和。而李洋太有个性了,一个例子是,他无论打字还是填报销单坚持用繁体字。他假设,仅仅是假设,如果老板不喜欢会怎么样?

王建国感觉自己能够成为罗永浩助理也很奇怪,在他之前几个有过相关经验的人,罗永浩面试后都不喜欢。反倒是他,没轮到被老板面试就被录用了。后来他才知道,在柴静央视节目实习的经历帮助了他,罗永浩打听过,他是「柴静放心的人」,罗永浩信任柴静。

因为老板是一个考究细节的人,所以助理也一样。曾担任罗永浩助理的李剑威向下任交接时,有一个很多页的文档,记录了每一个城市的酒店选择与注意事项,细节包括:「如有高级大床房比正常大床房贵一两百块钱就住,如果贵特别多就算了。」如果订酒店,王建国会把地图打印出来,工作地点和几个可供选择的酒店位置标注在上。

永远要给他选择权,永远要经他确认,擅作主张会惹麻烦。即便是五星级酒店,他也有好恶,「四季和希尔顿像养老院」,不要订。他穿梭于各种会议,你要见缝插针找到他,在等待过程中,你要处理助理的其他工作,还要不断更新机票酒店的信息—以便他翻出自己查到的信息挑战你时,你可以告诉他,「半个小时之前最后一个座位已经被订出去了。」直到他说确认的那一刻,立马去买。永远不要相信第三方预定,一定要在入住前一晚打到酒店前台确认有房。

「每个东西有他自己特别准确的习惯的方式,你只要照这个来就行了。」王建国说。罗永浩极其看重个人空间的隐私。他的办公室绝未经允许绝对不可以进入。他明确提过要求,门必须保持关闭。王建国通过试用期,还过了一段时间才获得进入权限。

老板随时可能召唤。王建国洗澡时,也会把手机放在旁边。另一位助理看电影时,永远只选择手机有信号的电影院。

由于周全谨慎,王建国没有犯过大错,也没有惹怒过老板。但他见过无数次老板动怒,那大概是罗永浩性格中最让人琢磨不透的部分,他不明白骂一个人怎么可以骂到那种程度。「那种东西好像自己也不好消化,就是有一点积压,蛮焦虑的。」焦虑最严重的时候,他会在睡觉中抓伤自己。他能理解,为什么罗永浩手下的那些产品经理容易陷入抑郁。

罗永浩暴怒时,他音量会飚到极高。马宁记得,身处有隔音墙的硬件区,三天两头还能听到关着门的会议室里老板高声骂人。他随手抓过东西就砸,摔过的东西包括门、自行车、杯子、键盘、矿泉水……

对于把他视为偶像的员工,在见证了他的发作后,会存在光环破碎的一刻。对于李洋来说,那一刻发生在罗永浩在走廊里大骂行政总监应超的时候。全楼层的人都能听到,那近乎一场公开羞辱,各种脏话,骂了近20分钟。应超一句话不说,静静地等他骂完。李洋感到非常难过。

事由仅仅是,到夏天了,洗手间的水龙头还在出热水,令他不舒服。

也许发怒的关键不在于这些问题本身,甚至不在于这个人,而是他需要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一个员工发现,罗永浩骂人的时候,并不会针对一个人看,眼神总是对住一个空的位置。「因为他不是想骂这个人。」

「我应该是公司被骂得最多、最惨的一个人,但我不觉得怎么样。」朱萧木对《人物》说,「我觉得很多人一开始特别欣赏他,来了以后给他骂了一顿,感情就变了,我觉得太脆弱了,何必呢,这有啥呢,不就是骂你一顿嘛。」

但显然有一些话是覆水难收的。2017年底,因发布会票务处理的分歧,他把矛头指向负责执行的石晓宇。「那天真的是憋不住了」,石晓宇顶了回去。双方有来有回,其他同事都看傻了,没人敢劝解。最终以罗永浩的一句话结束这场较量:「明天给他办离职,我他妈明天不想看到他。」石晓宇跟了他10年,从「老罗英语」到锤子科技,他曾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得到过登陆他微博操作的权限,那天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中国的企业家,甭管他标榜自己有多自由啊,骨子里都有皇帝思想。」钱晨曾对李洋讲起,「老罗也有。」

「真是一个伤人的地方啊,不爱怎么伤呢」

最初,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然后,以钱晨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者加入了,如果按照一部分落寞离开者的说法,机会主义者也来了。那么最后的溃败,是理想主义的错吗?

「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商业上和道路选择的问题。手机这个行业不是这么小的资金,或者这么点人能做起来的,应该更早地去选择去做一些智能硬件。」去年底以副总裁身份离职的朱萧木对《人物》说,「然后手机不应该每年出这么多款,这个才是最后欠款多的原因。去年出了很多款手机,有的都没上市,因为已经上不了了。」

这位罗永浩最知名的支持者,与罗永浩本人一起,先后闯入了电子烟的赛道。现在他们是竞争者。朱萧木很多年不再谈论政治了,他认为企业家才是真正伟大的职业,引领世界往前走的力量,「企业家讨论的是产品,是商业,是市场营销,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值得讨论的东西。」对于如何用电子烟的减害来改变世界,在采访中他侃侃而谈。

事实上,像朱萧木这样坚持到锤科最后阶段的人是少数。早在终局之前,离散已经发生。绝大多数早期员工,在2018年以前离开了。

李洋成了一名自由摄影师。应合作伙伴要求,他不再使用繁体字。接受《人物》7小时采访的那个晚上,一路聊得很开心。他一点不后悔那几年的付出,「鸡汤不是别人灌给你的,是你本身自己就是熬鸡汤的人。大家都是有自我的思想的,我也认为我没有被老罗洗脑。」谈话最后,他还是陷入了忧伤。「哎呀,真是,锤子科技真是一个伤人的地方。大家也爱,你不爱怎么伤呢。」

因为于心不忍,草威挣扎了半年才提出辞职。他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讲故事的人。「主流观点特别没劲的一个方面,失败了你就一无是处,没有人真正关心失败的故事。」他想,自己用了4年多的时光,「目击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故事」,而这故事至今不断带来余震。提离职那一晚,罗永浩问起他理想,他回答说拍电影,于是两人聊电影聊到早上四五点。「他也没有挽留你,他就是这么一个率性的人。」

在离开后,唐拉拉已经两年没见过罗永浩了,大家都忙。她一直试图撮合罗永浩和钱晨的关系,在两人中间传话。她觉得钱晨是真心帮助罗永浩的师长,也经受了很多委屈。「告诉钱晨,过两年等我翻了身我再请他吃饭。」罗永浩说。

石晓宇成了一名单口喜剧演员,他的舞台风格总不自觉地带有曾经老板的痕迹。关系未破裂前,他每年春节会在微信给罗永浩拜年,去年依照惯例他还是发了一句新年快乐。罗永浩回复一句新年快乐,给他发了8000块的红包。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是愧疚吗?石晓宇想,但他没有道歉。

「如果拿一段感情来举例,这可能是你最好的也是最差的一段感情。」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马宁和《人物》记者吃饭,他全程很激动,几乎没有动过筷子。「情绪其实已经淡很多了,如果不是今天跟你聊,我可能都不会有什么波澜。」如今他在联想继续做射频工程师,电脑上却至今贴着锤子的logo。

出于赌气,林曦去了竞争对手公司,他知道这是一个令大家伤心的举动。在锤科时,他曾因为发现供应链环节涉嫌违规操作而哭了一场,他感到他的世界观都被摧毁了。现在,工作就是工作,他不再投入感情。他说这两年想清楚了一些事,办公室政治在哪里都存在,为了自保,他也曾变成这斗争的一部分,可以很冷酷。他不喜欢这个自己。

但马宁说,他还是能看见从前的那个林曦。两个朋友最近一次去滑雪,停车时看见一辆车倒车撞了辆奔驰后就直接跑了。林曦的行车记录仪拍到了。他特地下车,在小纸条写下电话,夹到奔驰的雨刷上。第二天联系上,他把视频和逃逸车的车号都交给对方。

刘全有记得2015年一个周末加班,父母来公司楼下给她送东西。罗永浩下车出来,似乎很着急走过去了。「你爸妈啊。」「是啊。」上楼后,老板和她聊起。他说他不敢上来打招呼,甚至想过从地库绕过去,「他说他对我们和对我背后的家庭,都是有愧疚的。」她加入了罗永浩的电子烟公司。她愿意继续相信他。

感情很复杂。每一个人说起那个名字,几乎都这么说。每一个人在采访中都在检视自己说了什么,怕伤害他。每一个人最终似乎都原谅了他,没有恨意。他永远是话题的中心,聊着聊着,就绕到他身上。不管老同事们吃饭,还是在那个名为「一个养老院」的离职员工微信群,怎么聊也聊不完。「你知道人群里没有比他更健康的人,但是他又在做企业这件事上这么难以改变,这么固执。」草威说,「他就是一矛盾体,他是一个万中无一的天才和病人。」

图源视觉中国

(应受访者要求,刘全有、王建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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