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过去，中国的生育政策几经调整，在此过程中，受教育程度提高、婚姻成本竞争加剧、自我意识觉醒等复杂因素交织，结婚，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生活的一种“备选项”
2022年2月22日，北京朝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外大批新人排队等待登记。图/视觉中国
文 | 《财经》记者 金贻龙
编辑 | 朱弢
33岁的郑立寒觉得，现在的北漂单身生活挺好。
她每天上午9点出门，如果工作不忙，通常能在晚上7点下班，回家简单吃点速食后，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书、做直播。到了周末，她喜欢参加心理沙龙，和朋友们畅聊痛饮。
从2009年离家上大学算起，郑立寒已经在北京独自生活了12年，从事过前端开发、网站编辑、新媒体运营等不同工作。尽管也会有“催婚”压力，她却显得颇为淡定，“人生有那么多大事要做，我为什么非要先结婚生孩子？”——这或许是新一代年轻人婚育态度的缩影，与父辈们当初的选择不尽相同。
郑立寒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他们的成长环境充满了集体、宏大叙事，讲究奉献精神，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观念影响，那个年代，在20岁左右的年纪结婚生子，几乎是人生“必选题”。
几十年过去，中国的生育政策几经调整，在此过程中，受教育程度提高、婚姻成本竞争加剧、自我意识觉醒等复杂因素交织，结婚，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生活的一种“备选项”，更多像郑立寒一样的适婚人群，在都市里独居，过着单身生活。
民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763.6万对。这是在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后，又跌破800万对，同时也成为民政部自1986年开始公布结婚登记数据以来的历史新低。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结婚登记数量下降背后是晚婚、不婚和独居，这并非新现象，而是人口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世界各国都经历过类似情况。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初婚年龄推迟、适婚人口总量减少，是影响结婚人口数量的基础性因素。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结婚人数逐年减少，将直接压低出生人口数量，同时对家庭领域的消费产生一定影响。
2022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周燕芳提出建议，加快建立健全家庭社会友好的政策体系，其中提到的关于“鼓励和保障在校硕士和博士生结婚生育”引发社会热议。《财经》记者采访了几位年轻人，除了寻找独居或晚婚的原因，也试图展现当代年轻人的婚恋困境、对生育的思考，以及他们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
“为什么非要结婚生子？”
北京五环外，郑立寒以每月2000元的价格租了一个10平方米的单间。房间面积不大，却容纳了小书桌、1.5米宽的床，还有衣柜、空调……总之，该有的家具一样不少。“够我住了，以前也是这么过来的。”听起来，她好像习惯了现在的独居生活。
下班回家路上，郑立寒习惯到商店买螺蛳粉、饺子等速食，替代晚餐，那款网购的1L电饭煲正适合她一个人用。
郑立寒是在2021年9月搬到这里的，主卧和次卧也都住着单身室友。除了能大概猜出对方的年龄，几个住在同一套居所的年轻人彼此并没有更多接触和了解。这种互不打扰的室友关系，反倒让郑立寒觉得轻松。
七年前，郑立寒的状态不是这样的。她当时在一家汽车服务公司做运营，那个时候，O2O大战正酣，公司融了不少钱，于是大规模招兵买马。可是风口来得快去得也快，才转正四个月，她就被裁员了。同年，她又进入一家能源创业公司，但老板的新项目投资失败，她再次被裁员。
“脑子一片混沌状态，觉得自己不够好。”郑立寒形容当时的心情。那一年，她26岁，正值女性在婚恋市场的黄金期，母亲不时地在电话里催她找对象，父亲也传来生意失败的消息，当这些情绪堆积到一起，她发现自己患上了中度抑郁。
郑立寒扭转抑郁的方式是自我学习。从2017年起，她看了许多与亲密关系相关的书籍和电影。一年之后，本是计算机专业的郑立寒决定转入心理情感咨询行业。春节回家，亲戚们聊起她的工作，有些不理解：“你都到结婚生子的年龄了，为什么还要折腾？”“干得好不如嫁得好。”郑立寒坦言，她确实被这些说辞影响过，也曾因年龄而焦虑，但参加几次心理沙龙后，她松了一口气，因为好几位优秀女性都是四五十岁，仍在追求事业和爱情，“为什么非要结婚生子呢？我们的价值不应该被他人定义。”她说。
“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年轻一代有了更多人生目标，不再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他们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满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长期研究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在她看来，独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兴起，实际上也反映了婚姻的传统功能逐步解体，以及婚恋观念的时代变迁。
据民政部统计，2019年，中国单身成年人口数量高达2.6亿人，其中有8000万人像郑立寒一样处于独居状态。
独居的日子里，郑立寒在知乎、抖音、微博上发视频、写文章，戏称自己是“十八线村花”。她讲述自己原生家庭的故事，也分享对婚姻与家庭的理解。“我不担心别人怎么评价我，我比以前更勇敢和敞开了，也更接近真实的自己了。”郑立寒现在是一个有着3万粉丝的心理咨询博主。
但当被问及是否已经准备好不婚时，郑立寒想了想：“结婚、不婚，都是走走看看，没有遇到合适的就（先）单着。”对于现阶段的她来说，比起简单地确定一段关系，寻找自我更加重要。
城市相亲角的日常
郑立寒在南方长大，母亲塑造着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从小给她灌输“女孩子要独立”的思想。她努力读书，20岁那年考上了中华女子学院，这所大学是全国妇联培养妇女干部和妇女人才的地方。入学后，她慢慢意识到，原来女性也可以参与社会竞争，不必整天围着家庭转。
那时，她喜欢看纳兰容若的诗歌，被里面描述的爱情吸引，曾向男生表白，也被一些男生追求过，但每段感情都只能维持几个月，远未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向往真正的爱情，也不排斥相亲，谈得越多，经历越丰富。”这是郑立寒的一贯态度，可是过了30岁，她发现，女性会因年龄被男人挑来挑去，从这一点来说，在大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郑立寒，可能并不比农村一些早婚女孩要幸运多少。
有一年郑立寒回家考公务员，亲戚借机给她张罗了一个相亲对象，对方30多岁，武汉本地人，有房有车，无贷款，父母均有退休金，家里开着棋牌室，收益稳定。见面那天，男孩穿着名牌，似乎在显示某种实力。“人家看我这条件马上冲过来……我还可以找20多岁的小姑娘”，“跟了我，你就不用为房子奋斗了”，对方在谈话也颇有优越感。
郑立寒承认，物质对维持婚姻稳定性固然重要，但这不该是考虑的首要因素，不过她当时没有说出口，只问了一个问题：以后家务谁做？男孩脱口而出—— “谁工资低谁做。” 实际上，对方每月工资只有4000多元，抛开他的高中学历，这个回答却让郑立寒瞬间感到一种不平等，在年龄面前，她的情绪、性格、爱好统统都不被“看见”。
郑立寒所遇到的失衡，在常人看来带有戏剧色彩，但走进今天蔚然成风的城市公园相亲角，你会发现这不过是日常，且那么真实而自然地上演着。《财经》记者循着一个周五的“出摊”时间，探访了北京天坛公园七星石——据说这里是北京规模最大的相亲角。
穿过一条小径，放眼望去，挤满着上了年纪的男女，他们人手一份A4纸大小的“简历”，上面写着子女们的征婚信息，有的直接挂在脖子上，俨然一个明码标价的市场。偶有红娘混迹在人群中：“小伙子，来，加个微信，阿姨给你介绍女孩认识。”
从摆在路边的“简历”来看，女孩们的出生时间大多集中于1980年-1990年；清一色的拥有京户；均就职于央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科研院所或互联网大厂；大部分毕业于重点大学，其中不乏海外名校，最低也是211本科学历。
按理说，这样的条件应该算得上婚恋市场中的优质人群，但为什么会成为“剩女”？这一现象引起了计迎春的关注。2019年前后，她带着研究团队到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调研，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很多父母其实是瞒着女儿来的，有的一来就是十几年，但是他们的女儿好像并不着急进入婚姻，甚至觉得到相亲角征婚是一件丢脸的事。虽然已经30多岁，超过了晚婚年龄。
2019年出版的《单身时代》一书中，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特聘教授王丰估计，在中国的城市中，至少有700万年龄在25岁至30岁之间的女性从未结过婚，她们都集中在一线城市里，北京、深圳和上海排在前三位。
对于“城市剩女”现象的出现，一种解释是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根据教育部统计，无论本科、硕士还是博士阶段，女性的入校比例都比男性高。
原新向《财经》记者坦言，“现在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无论是为了获得更高薪资的工作岗位，还是让自己在婚恋市场中更有优势，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普遍选择，男性和女性都是如此。” 这将不可避免地延长毕业时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压缩恋爱机会，并进一步减少结婚概率。
中国经历了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过程，如今正在向知识经济转变，这势必对劳动者提出更高要求，受教育程度提高也是社会所乐见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大城市相亲市场优质男青年稀缺。相亲机构陌上花开HIMMR发布的五周年用户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在该平台“挂牌”的嘉宾男女比例约为29∶71。计迎春也发现，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看似很热闹，其实混杂着不少婚介所的人和网络博主，除去这些，摆摊信息当中，男女比例大致为2∶8。
在相亲角，年龄是一个敏感话题。《财经》记者探访时听到这样一段对话：“85（年）的呀，不要不要，我们只考虑86（年）以后的。”面对大同小异的征婚信息，为什么对年龄格外苛刻？计迎春提供了一种解释：双方的择偶标准并不完全一致，尽管都是为子女张罗婚事。
根据计迎春的观察，通常情况下，男方在考虑年龄是否般配时，更多是将女性与生育能力、基因水平、教育孩子的能力挂钩，他们虽然不一定要求女性有多高收入，但是期待有一定学历；而女方则看重男性否有本地户口、独立住房、经济能力和身高，对年龄差距倒不太看重。
学者邹小华、李明桧撰文指出，不能简单地把大龄优质未婚女性较高的择偶标准归结为她们的观念问题或者是“拜金”行为，而应该看到这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的原因。
上述两位学者在一篇论文中表示，中国以二元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造成了薪酬制度、就业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使得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城市劳动力以及农村劳动力很难流入城市中较高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也就难以享受高层次劳动市场所具有的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各个方面的社会福利。而处在较高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大龄优质女性，不愿意选择较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的男士作为其配偶，在没有满足其期望指标的男士出现的情况下，她们宁愿单身。
让计迎春印象深刻的是，多年前，在做另一项“城市剩女”主题研究时访谈过一个女孩，她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了一个男孩，两人在首次约会中聊得很投缘，但第二次约会时，女孩告诉对方自己的年龄后，就没有了下文。
和《财经》记者聊起这个案例时，计迎春的内心仍有些不平，“这女孩是大公司里的中高层领导，性格爽朗，长得也漂亮，俩人经济条件也相当。” 为了吸引关注，有的女孩家长甚至将100万元以上的真实年薪“降”到30万元，可即便如此，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也并不容易。
随着“90后”年轻人不断涌入，现在这批“80后剩女”的处境将更加尴尬，但她们所面临的问题又远不只是结婚。
“婚姻市场”挤压了谁？
事实上，婚恋困境不只发生在城市公园相亲角，在中国更广阔的农村地区，还散落着众多大龄未婚男青年，他们有着相似的特点：30多岁，高中以下学历，外出务工，拿不出高额彩礼。
自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因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的婚姻市场中男女婚配问题就持续引发社会关注， “婚姻挤压”“剩斗士”等新词层出不穷，一些学者纷纷预测未来会有多少男性无法找到配偶，数量从500万人到5000万人不等，这场争论至今仍然没有停止。近年来，各大媒体又提出“光棍村”的说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的通知》中提到，到2020年，预计20岁-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左右。
在自然情况下，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一般介于103-107之间。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1982年开始出现偏高势头，此后逐年攀升，到2004年冲到最高峰121.18。尽管自2009年开始有所下降，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下称“七人普”）显示，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仍属于超常规性别比。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华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超常规化主要源于农村出生性别比的快速升高。他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农村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后果并不是一开始就显现出来，而是等待“80后”进入适婚年龄后才逐渐暴露出来的，而“90后”“00后”超常规性别比的局面就更严峻，其直接后果是一大批适婚男子无法找到配偶。
2020年底，杨华回湖南农村老家时听到一个故事，他们家村落旁边的工地上，一位中原籍中年工人深夜痛哭，小包工头跑过去问起原因，这位工人说，他有三个儿子，都到了结婚年龄，大儿子结婚时，女方要了30万元彩礼，按照这个价格，即便彩礼不涨、女方不要新房，无论他怎么努力，后半辈子也赚不到二儿子、三儿子结婚要的60万元彩礼。
“彩礼任何时期都有，给多给少至少是个“意思”，这个“意思”原来是纳彩，象征吉利，现在逐渐失去它原有的文化含义，变成了讨价还价的市场交易。尽管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件商品，也没有哪个父母会认为自己是在卖女儿，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谈到手的彩礼比邻家少，就会在心理上觉得不平衡，甚至会琢磨：我们家女儿难道就是便宜货吗？”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刘燕舞向《财经》记者分析，这种现象反映了婚姻市场的形成。
刘燕舞长期研究家庭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与乡村治理，他发现，传统的本地婚姻市场中，一般方圆5公里-10公里左右就是一个婚姻圈，20世纪6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人，结婚半径普遍在这一范围内，市场边界相对封闭，基本遵循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的愿娶，女的愿嫁”的传统，彩礼容易形成相对固定的标准。
学者李永萍在河南、山东、山西等北方地区的农村做过调研，以2016年5月至6月调研的豫北南村为例，20世纪60年代，当地彩礼标准是“六件衣服六斤棉花六张布”，当时价值50元，到了80年代，部分条件较好的家庭在彩礼中开始兴起缝纫机等简要家具。
如今在中国一些农村地区，彩礼的性质已经变了味。刘燕舞说：“现在的婚姻市场是全国性的，2010年前后，随着‘90后’进入结婚年龄，各地彩礼出现明显上涨，有的地方稍早，大约在2005年就开始了，现在已经处于一种泡沫化状态，大家的普遍心理是通过一锤子买卖，为新婚夫妇争取尽可能多的物质支持。”而高昂的彩礼要价，也为新一代农民工进城买房、让子女接受城市教育提供了可能。
刘燕舞所说的全国婚姻市场形成背后，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打工经济”逐渐兴起，中西部地区的大量农村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意味着女性婚姻资源同时加速外流，传统通婚圈失去平衡。这些因素对本地婚姻市场形成挤压，进一步抬高了2010年以后的农村适婚性别比，加剧了农村婚姻市场竞争。
“新一代农民工进城后，就业性质发生了变化，生活方式出现反差，他们从一个自由的农民变成了有纪律约束的产业工人，虽然身在城市，但是人际圈相对单一，原有的亲缘、血缘关系变得疏远。” 原新表示，当家庭和社会不能提供更多支持时，这一代人年轻人找对象反而比过去更加困难。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根据杨华的研究，农村“90后”不仅性别比要普遍高于“80后”，而且还比“80后”少了30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男子要想留住本地女孩，或者吸引外地女孩，就得付出更高的代价。
26岁的小董是湖北钟祥人，2018年从武汉一所高校毕业时，当地正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抢人大战”，但犹豫过后，农村出身的他还是选择到经济更发达的江苏闯荡，原因很简单：“女友是那边的。”
这是他的第一任女朋友，两人是在打游戏时认识的，如今恋爱已经四年。“她性格很温柔，容易沟通，不是那种非常追求物质的人。”这是小董喜欢的类型，他打算奔着结婚去。为维系感情，他会在周末与女朋友相聚，其余时间一心扑在工作上。
眼下，小董的日子不太好过。他听说，女朋友的表妹将来结婚，男方大概要出80万元彩礼，“人家（女朋友的表妹一家）开公司的，条件不错，嫁妆绝对要超过100万元。”小董的女朋友父母是江苏南部某县城的普通上班族，比较通情达理，现在还没有明确彩礼数额，但小董心里明白，彩礼多少要意思点，老家村里近些年的标准在7万元左右，江苏这边估计会高一点。
对于现阶段的小董来说，最要紧的是攒钱买房——这既是女方提出的结婚条件，也是小董证明自己能在这座城市立足的一种方式，计划买一套总价80万-90万元的房子。按照目前这个价格，他要准备20万-30万元的首付。
一想到这些，毕业才四年的小董就觉得有压力，而在老家的父母已经50多岁，能提供的支持也有限，所以他每天下班之后还会兼职送外卖挣点外快，“我们90后结个婚压力太大了，争取早点买房吧，明年或者后年。”
晚婚时代来了，影响几何？
在愈演愈烈的婚恋市场竞争中，小董算是幸运的，在适当的年纪遇到了愿意等自己的女孩，但对于更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光是建立起对婚姻的信心已经殊为不易。在没有做好准备之前，他们只能无限推迟结婚年龄。
南京建邺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婚姻家庭辅导师吴俊见过太多因婚姻而焦虑的年轻人，其中一些让她印象深刻。2021年12月的一天，女孩安子（化名）来到这里，先是细数男朋友对她的好，“我下班他就来接我，我想吃什么他都给我买，我觉得下辈子都找不到这么好的男人了……”吴俊竖起耳朵，听安子絮说了20多分钟，她心想：“既然人家对你这么好，那你到底在犹豫或纠结什么呢？”当吴俊把这个问题抛给安子时，这个28岁的女孩心事重重，“结婚之后，他会不会对我不好？会有这么一天吗？”
安子的困惑可以看作是当代年轻人恐婚的一种表现，但吴俊没有急于下判断，从事婚姻咨询工作五年，她更想知道“大家为什么恐婚？”在随后的咨询服务中，吴俊得知，安子的闺蜜三天两头向她吐槽婚姻的不快，而弟弟结婚一年多就闹离婚，受这些负面情绪影响，安子在“结与不结”之间踌躇了好几年。
一开始，南京建邺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设立的婚姻家庭辅导室只提供离婚咨询，并做一些挽救工作，但从2018年起，像安子这样的咨询者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增加了婚前辅导、单身交友会等项目，希望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而这正是民政部“婚俗改革实验”所倡导的方向。
几年下来，婚姻家庭辅导师们从中看到了新一代年轻人婚恋观的变迁。吴俊记得，有一次她们邀请当地高校学生参加单身交友会，其中不乏硕士生、博士生，电话打过去，得到的回答却是“老师，我们没时间，谈恋爱好没劲，科研更有意思。”用这些女生的话说，在当下这个时代，男性对于婚姻、家庭的功能越来越弱化。
吴俊理解这种心理。她说：“很多90后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在温室长大，成年后，他们迫切地想要自己做主，谁都不想迁就谁，既然一个人也能解决自己的生活，就没必要依附另一半。”而越来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便捷到家的社会服务，也颠覆了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
虽然自给自足的独居生活方式在年轻人群体中日益流行，但吴俊提醒，随着年龄的增加，可能会降低人的社交能力，并进一步引发孤独症等心理问题。
30岁的陈成（化名）是一名害怕孤独的男子。四年前，他在一家媒体当驻京记者，因为不用坐班，每天一个人窝在单位租的160平米的三居室里，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是看新闻，在各类新闻客户端之间切换，从中找选题、写稿，和总部领导线上沟通，肚子饿了就点份外卖。这样的生活让陈成倍感焦虑，他希望身边有个人能说说话，一些朋友甚至开玩笑，建议他把剩下的两间卧室租出去，至少有个伴。在此之前，他有过一次短暂的异地恋，但没有结果。
北漂六年，陈成认识了不少人，微信好友数量从大学时期的100多个涨到现在的2800多个，但很多同龄女生只是备注了姓名和单位，并没有深交。在他看来，之所以长期单身，与自己偏内向型性格和对男女情感的认知不足不无关系。
从27岁起，陈成的“脱单”欲望更加强烈了。他先后购买过两家互联网相亲项目的会员服务，花费过万。一开始，他觉得这是一笔值得的“投资”，但参加几次相亲活动下来，却有一种“被劝退”的感觉。
在一次集体相亲会上，男女嘉宾对视而坐，进入自我介绍环节，几个东北男生一口气讲了十几分钟，即兴表演的“二人转”把大家都逗乐了。轮到陈成，他发现自己连个笑话都讲不出来。走完流程后，一个有眼缘的女孩也没遇到。
“我想早点结婚，以后也会要孩子。”陈成坦言，这个决定来自他的内心驱动，早在2020年，他就在华中地区一个省会城市购置了婚房，以他现在的收入状况，房贷也负担得起。不过要想留在北京，户口是个大问题，而回老家，他不确定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随着城市发展，经济水平提升，青年男女的压力日益增大，这种压力既有来自经济层面的，也有对未来生养子女、教育子女的恐惧，这意味着结婚后的责任与付出越来越大，能承担这种责任的人越来越少。”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民政局局长赵晓春回复《财经》记者采访时称，当地结婚率逐年下滑，初婚年龄推迟现象明显，晚婚现象越来越突出。
从更大范围来看，根据贺丹、张许颖、庄亚儿等人的一项研究《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中国女性的初婚年龄从2006年的23.6岁推迟到2016年的26.3岁，十年间上升了2.7岁。2006年以来，中国生育旺盛期女性已婚比例持续下降，20岁-29岁女性的已婚比例从2006年的66.8%降至2016年的55.2%；20岁-34岁女性的已婚比例从77.9%降至68.5%。
“婚姻推迟已经成为中国低生育率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东亚文化地区结婚和生育呈现强关系，结婚率下降、初婚年龄推迟必然导致生育率下降。
当前，少子化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危机，但相比之下，中国的少子化转变尤为迅速。“七人普”数据显示，202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已低于学界共识的1.5的低生育陷阱“红线”。
但如果单纯将原因归咎于女性，在计迎春看来并不可取。“晚婚晚育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选择，关键在于我们的支持手段如何变得更有吸引力。”她表示，受父权制文化影响，家庭内部传统性别分工方式在今天仍在持续，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的双重地位和双重负担，这是一个死结，在如今低生育的讨论中，有必要纳入性别视角，关注想生育但有顾虑的人群。
原新认为，从统计数字来看，中国有14亿的人口总量和近9亿的劳动人口，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即便人口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短期内也不会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因此不必过度恐慌。但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浪潮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年轻人，不在意“传宗接代”了，不愿意让后代经历自己正在参与的激烈的城市社会竞争，这才是真正警惕的地方。
原新指出，从短期来看，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晚婚、不婚，但这一群体的占比仍然较小，对经济的影响较小。但是从长期来看，他们很容易形成闲散的人生态度，认为只需要养活自己，更关注自身消费，比如娱乐、旅游等，可能会进而影响工作动力，乃至对于社会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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