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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制造，是一种掺杂了非经济因素的区域联盟竞争力。这两年尤其常见，如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工业国家都在强调如何把供应链搬到本国，强化本地制造。当国家安全性，被置于供应链自由流动性之上，超越了经济性的时候，地缘制造就开始出现。

地缘制造，跟地缘政治也可以有点血缘关系。在古代，辽国与北宋战火连绵不断的时候，宰相寇准力谏宋真宗，果敢北上，并在澶渊（今河南濮阳）这个地方，跟也打不动了的辽朝掌门人萧太后，确立了澶渊之盟。双方都有自己的家事难缠，都有强烈的和平愿望。这个盟约，辽得“实惠”宋“得名”，最主要的问题，领土反而被搁置了。用金钱换取和平，开创了邻国之间全新的外交框架。而在现代，地缘政治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邻国外交形态。制造本来是相对中性的，而经济性和理性对于国别之间的摩擦，起到重要的润滑作用。而现在，地缘制造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围绕着国家产业和企业，相互之间进行技术结盟和产业连接。

地缘制造，首先就是国家政治意志的较量，在有些场合它变成了被人诟病的产业政策。但是它现在变成了长沙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为了保护大型企业，德国政府在学习；为了半导体供应链，美国也在学习。

在宏观层面上，此后任何一个国家，再也不能理直气壮地抱怨中国的政府补贴。彼此彼此，大家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最近，终于在接受了日本政府的巨额补贴之下，台积电将在日本建厂。这一行动，实在是不同寻常，打破了多种惯例。首先，它只给一家公司服务，那就是全球CMOS图像传感器的霸主：索尼。尽管索尼占据一半以上的份额，但后来的追兵韩国三星和海力士就像蚊子一样盯了上来，实在恼人。但更重要的麻烦在于，这种传感器也无法逃脱芯片的控制。而这次，就在自家门口附近的土地上，与台积电一起投资5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一座专用工厂，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是台积电在日本建立的首座芯片制造工厂，没想到成为私家工厂，专芯专用。

最不寻常的是，背后支持者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一样，它将以补贴的方式支持台积电项目。如果说台积电在美国还有英特尔这样心怀“仇恨”的追赶者，在日本它就是纯粹的人气明星。日本政府的姿态很低，为了吸引台积电在日本设立半导体工厂，每个月都要召开两次30分钟的会议，专门讨论如何“伺候好”台积电，以便它能建立工厂。

日本政府谦卑的“招商引资”的态度，终于打动了虽然春光明媚但也忧心忡忡、如履薄冰的台积电。这次80亿美元的投资，将是台积电迈出去的重要一步，而日本政府将出资40亿美元。日本自有算盘，希望借助于这样的机会，拉动国内厂商重建日本的半导体供应链，重现昔日荣光。毫无疑问，台积电现在是全球红透透的制造明星，拥有了制造能力似乎就拥有了一切。芯片荒的短期产业印象，加重了政治家干预供应链的长期雄心。

虽然有争议，但日本政府觉得还不够。在它的眼里，为了半导体，欧洲补贴1万亿元人民币，美国补贴3200亿元人民币，中国补贴6000亿元人民币。日本政府还有更多的路要走。下一步，万亿日元规模的半导体基金，则是日本制造界和政府争取的目标。

供应链稳定，已经上升到国家的经济安全。这种产业分工的忧患意识，很少会出现在发达国家的议会厅里。而芯片之战，以一己之力，确立了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必要性。经此一役，传统认识正在被一扫而空，无论是宏观的政府有形之手，还是传统的管理理念。

而在企业经营层面，由日本丰田实践而确立的日本制造方式：零库存，它的理论根基正在经受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创立以来最危险的一次晃动。彼时，麻省理工学院Womach教授撰写的《精益生产方式——改变世界的机器》，以及美国密西根大学Liker的《丰田模式》，两本畅销书开创了日本制造优越性的赞歌，在美国和全球引发了深度的模仿。而这次“芯片荒”，以及集装箱的短缺，精益制造的零库存，在非常时间之下，简直不堪一击。谁能抢下足够多的芯片，谁就是市场上的王者。连苹果这样不可一世的电子巨头，都要慎着芯片用，把芯片从iPad尽量多地转向利润更大的手机。

而这场“抢粮食”的最早信号，发生在2018年年底。嗅觉灵敏的华为疯狂抢货，四处购买零部件。这一非凡的行动，堪称供应链上的敦克尔大撤退，为自己后续的保卫战，留下了宝贵的时间。而2019年5月16日，美国正式制裁华为。备战备荒的时间超前性，超越了简单的经济性。这简直就是一场供应链攻防战。用战争的残酷性和调兵遣将，来看待供应链的重新分配问题，将是一个有用的视角。

地缘制造，与供应链攻防战密切相关。它会使得区位的科技优势和供应链制造能力重新组合，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资本的力量会在技术和人才之上形成强势叠加。而技术联盟，则会形成更加有针对性的战略合作。这种交织在一起的针对性选项，已经远远不是传统的禁运清单（如限制国外特定技术流向中国的瓦格纳协议）所能够表达。

地缘制造对于企业而言，是一个并不情愿的局面。处在一个有机体的血管末梢，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地缘制造的受害者。全球化受到了某种伤害，而企业家必须出招，必须学会仓促应对。

日本政府打算为索尼一家公司，提供40亿美元的补贴，这可谓石破天惊之举。台积电在日本撕开了一个全新的口子，就像架设了一道新的望远镜。由此望过去，宇宙满天繁星的运转，有了更深刻的转变。而全球供应链的运行机制，自此大不相同。

地缘制造呈现了国家意志、产业变迁和企业家雄心三种不同的力量的交织。力量的源泉不变，但受力面将会大有不同，将已经确立秩序的全球制造星球，呈现新的形状。

中国制造企业，将如何应对？不妨可以将全球制造格局分为长中短三个周期来看。长周期是国家较量，中周期是产业形态的弯曲和产业板块的重塑，而短周期则是企业家需要做的事情，积极迎接全力的制造统治力法则。理清楚这三个周期中的十大问题，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

长周期涉及到三个问题，分别是国际化逆流、国内消费形势和全球供应链正在酝酿的新形态。

中国从2001年加入WTO以来，国际化一路顺风顺水，国运昌盛。但这两年受到了一定的阻力。然而，值得识别的是，这个阻力不是全球化的阻力，而只是国际化的阻力。

全球化是以子系统与大系统之间的关系看问题，表达了“我是你们”；而国际化则是以平行系统之间的关系，表达了“我和你们”。尽管有地缘制造，但却并非否定了全球化分工的存在。全球化依然势不可挡，但毫无疑问，国际化逆流已经长出与众不同的尖角。每个国家都在盘算自家制造的安全性和更大的利己性，这使得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差异性开始变大。

供应链的流动性受阻，就是国际化逆流的最明显表现，很多国家强调制造的安全性。其实供应链的弹性和安全性,一直是美国国防部最关心的问题。美国没有工信部这样统抓工业的部委，而是通过国防部、能源部和商务部联合推进。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离职时提醒美国要警惕的军工复合体，反而得到了发扬光大。美国工业的发展就是以军促民、军民两用，各种民工技术从军工、从航空航天开始分级扩散。因此美国国防部最为关心基础工业体系，是否能够有效支撑美国国防工业的要求。十几年来，每年都会出台一个美国制造供应链弹性的报告。近两年，这种威胁论更加明显，而且采取的行动也要比以前要严厉得多。这跟美国政府的各种制裁，叠加在一起。

然而，在2021年10月美国财政部对过去一年制裁情况的回顾报告中，发现制裁并不是特别有效。制裁案例已经累计12,000例（包括已撤销的3000例），力度大幅度增加，但从贸易角度看，对中国的依赖并没有减少。

与此同时，美国希望拉着盟友一起打压，而盟友也是半信半疑。

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一个大棒子打下来，并不是那么有效；而带着胡萝卜四处招摇，也不是那么有效。

大国有大棒和胡萝卜挥舞，意在重振制造业，打压外部供应链；而小国只有原料资源，可出的牌张有限。但二者的情况，并无太大的不同。

东南亚国家这几年在制造快速崛起，形成不可忽视的地缘制造。越南自不必说，跟墨西哥一样，作为两个最大经济体的邻居，充分享受着地缘制造的红利。而原材料资源丰富的印尼，也在考虑如何把锅盖子按得再紧一些，隆隆向上的蒸汽最好都留在锅里。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出口国（马拉西亚次之），也是锂电池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优质镍土矿的大户。印尼政府，正在考虑所有的原材料都不出口——所有的大宗商品。如果其他国家想利用这些资源加工，那就到印尼来投资，在本地设厂。丰田两年前就开始在印尼投资20亿美元，发展新能源汽车。而韩国LG集团则签订了一份上百亿美元的电池投资协议，其中规定用于镍矿中至少有70%必须在印尼进行加工。而上通五菱早已经在印尼深扎根基，开设了128家经销门店。在东南亚的地盘上，日本汽车耕耘多年；美国品牌撤了，德国品牌撤了，而中国汽车反而开始凭借电动车的优势逆向杀进去。地缘制造已经让各国都想着一定要把制造握在自己的手里，印尼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的工业基础设施能否消化这些原材料。但对于企业家而言，要享受印尼的优质自然原材料，和甜美的阳光，就必须深入印尼市场，与本地政府合作。地缘制造，就像两把过招的宝剑，正在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如果说，美国成熟而现实的政治家，已经发现中美全面脱钩是不可能成立的。于是美国精英也在提“有限脱钩”，将科技输出限制在有限的领域。其实有限制裁方式，也不太成立，容易像飞出去的旋镖，有可能会折回来伤到自己。

美国商务部10月下旬披露的文件显示，尽管处在美方断供名单中，华为、中芯国际这两家公司，从2020年11月到今年4月期间，仍然得到了美国政府部门签发的大量许可证，价值超过千亿美元。给华为供货的美国供应商，许可证授权合同达到了610亿美元，而中芯国际则得到了另外420亿美元。即使是在黑剑之下的华为，美国企业的申请通过率也达到了近70%。日子也没有那么糟糕。因为如果美国政府下手太重，这些订单就可能转向日本、欧洲等供应商。这是美国商务部最不情愿看到的，这也是美国议员一直想推动非常具体的断供清单，迟迟不被商务部接受的原因。

不仅仅表现在商品的交易，专利也受影响。这两年，中美的合作专利急剧下降，但是这些合作专利，实际上都被日本、德国、法国消化了。世界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全球化合作意愿，仍然非常强烈的存在。美国如果寻求有限脱钩，很多利润就会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或见损害，盟友获利更大，而美国则欠收巨大，这是美国企业家最担心的地方。

回头看长周期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国内的消费形势变化。

中国高质量的发展很容易被误解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但其实这只是高质量发展的一条明线。最典型的是要有像日本一样的压力锅，或者德国双立人一样的厨具。

还有一条暗线，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关。那就是高质量消费，需要同时带动整个上游供应链的升级。这是消费者、品牌制造商和上游供应链的三家合力的局面。

消费者的品牌口味正在发生变化，对国货产生了更大的包容度。阿迪达斯今年上半年的年报显示，尽管在全球都是增长，但在中国却是下降的。阿迪达斯的CEO为此感慨道，中国人的品牌观已经变了。言外之意，国人对国货品牌有了更高的趋同度。这在很多层面都能看到，近两年迅速崛起的元气森林饮料，也在试图挑战可口可乐的年轻人大本营。而在4月份上海车展，最引人瞩目的展台是上通五菱为年轻人准备的敞篷车、长城汽车厂的硬派越野车坦克，而传统的BBA车辆则不再是最重要的霸屏角色。

这背后有一个关键性的消费者群体。Z世代的消费观正在变得强大。这批1995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品牌观跟传统消费人群有着很大的不同。从六零后、七零后的贫穷年代走过来的人，对国外品牌反而更容易有一种报复性的迷恋；而现在的年轻人则更容易受情绪化的社群和意见领袖所吸引。得年轻者得未来天下。

既然消费者对中国的品牌不会无动于衷，那么品牌制造商自然不能无为而治；而更上游的供应链，则不可无足重轻。

中国从2009年开始电动汽车的规划，在全球都是抢先一步，为现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先发优势。这使得“蔚小理”三大造车新势力可以迅速崛起。而同步发展的动力电池，则为中国的装备制造，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以前合资公司的汽车厂的产线设备都是由外方直接采购，根本没有中国制造商的白名单机会。而现在动力电池如宁德时代、比亚迪的自主采购，使得中国激光装备迅速杀出一条血路。中国激光在过去经历了黄金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全链条的全面突破，占据全球近60%的市场。全世界的激光玩家，都必须看住中国市场。而激光加工的发展，正是靠着动力电池、光伏、消费电子等这些国内大发展的行业。

从高品质消费开始，中国制造呈现联动式突围。从消费者端，到品牌制造商，到装备制造商，完成了全链突破。

中国制造正碰上国运时刻，这是中国制造供应链全新生产的弯月牙。它的长大，需要的只是时间。

那么，供应链的形态，是否会出现新的变化。答案是肯定的。一辆汽车，最早是机械主宰，然后进入电气控制，现在进入软件定义时代。一辆车的价格，在1995年，软件价值占比不到5%。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是15%。再到2025年，软件占比将达到25%。它所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从机械价值占比所夺取过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大众汽车还是宝马，都想变成一个软件公司。这不是追赶时髦，而是利润之争。

换个角度看，汽车已经变成一个大号手机，代工模式会变得非常常见。整个制造系统，将发生巨变。

汽车的制造系统，是所有能够影响人类生存方式中最为出色的一种。

上个世纪初，福特先生在胭脂河的工厂是一个超级的工厂，彼时有20多万人，从煤炭，到底盘，甚至到肥皂都能自己做。1908年这一年的光芒好像是属于福特，他以一己之力，让流水线模式成为美国制造系统的象征。然而这样的历史传奇并不公平，因为这一年它还需要分出时代奖章的另一半，送给杜兰特先生：这一年他以别克汽车为基础创立了通用汽车。福特是集权的象征，单一的T型车大生产不仅创造了汽车的神话，更是创造了一个丰满的中层阶级；而杜兰特则是分权的首创者，呈现了多元化和分布式制造。两种不同的生产哲学开始各自行走，福特首先占了上风，而当T型车再也无法独占鳌头的时候，汽车发展史的转折点就开始出现了。杜兰特的通用汽车迅速成为美国汽车界的老大，足以证明多品牌更加符合不同人的口味。加上其他的德国大众、日本丰田的努力，全球化分工已经豁然开朗。

然而最近这几年电动汽车呈现了全新的价值取向。电池更像是领导者。即使是天下第一强势的苹果，在制造苹果汽车的时候，都无法让宁德时代、比亚迪屈服而在美国建立工厂。大众、宝马、通用都会发现，他们需要向电池制造商适度的弯腰。上海大众汽车，面对宁德时代“骄横”的付款条件，也是无可奈何。于是汽车制造商开始纷纷跟电池厂合作，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结盟——如果不是巴结。芯片更是如此。主机厂向零部件厂商示好，这是汽车百年历史从未有过的现象。

有限的垂直化整合，开始抬头。

特斯拉在自己工厂里面的制造方式，跟奥迪、大众等完全不一样。传统汽车厂，会把所有产线交给集成商去做。而特斯拉则不同，它会自己去研究机器，自行购买，然后只把产线的集成交给自动化集成商，做增值那部分。换言之，特斯拉对机器的理解，远远胜于那些造车老前辈。所以，千万不要把特斯拉看成一个汽车品牌公司，特斯拉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超级制造巨头。事实上，特斯拉在过去5年发生的8次并购，基本上全跟自动化工程有关。如今它的市值，已经轻松突破万亿美元，背后有着深刻的制造逻辑。一个伟大的公司，可以塑造一个时代的制造系统。

考虑到很多汽车企业进军零部件或考虑自动驾驶，垂直整合的步伐正在加速。

未来最令人震撼的产业形态，一定来自汽车。在这里，根本分不清楚敌友，福特与大众联盟、本田与通用结盟、大众与华为合资，这些没有边界的事情，会屡屡发生。而360要造车、富士康要造车，不过表明了汽车产业新形态正处在欣快而焦虑的成长青春期。

制造形态带动的变化，将会重塑供应链的格局。这对于认识制造的长周期，是非常有帮助的。

来到制造的中周期，第一重要的是看产业生命的新陈代谢。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不要总把目标瞄准战略新兴产业，因为中国制造的根基，还是扎在传统制造。先进制造和传统制造不过是一个时间的反函数，昨天的传统制造就是今天先进制造的根基，而今日之先进制造则是明日传统制造之源。

传统制造，才是先进制造的根基

纺织是不是传统制造行业？现在美国先进制造正考虑把电子、芯片做到衣服里。这样电子服装既能发电，又能通讯，这才是真正的高科技。美国高端的制造创新，就是一方面研究这样的智能纤维，一方面要同时给出实现电子衣服的制造系统。

中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而不是制造强国，一点都不丢人，也不值得气馁。中国的传统制造，逐步走向先进制造，就是金字塔，一层一层地垒上去的。从低端制造到发展先进制造，这是自然规律。水往低处流，逐渐积累，大水漫金山。

反过来则不同。比如美国正在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想把半导体制造都搬回美国。真的可行吗？即使把台积电、英特尔、三星的先进制程放到美国，但它后端的封装、测试还是在亚洲。这个根是拔不掉的。加工好的芯片再运回亚洲做封装，是很难大规模普及。高端制造，如果满地去找配套的低端制造，那是非常难的。水往高处走，高处不胜寒。

高质量发展，就是要给传统制造插上新翅膀。在这次中美贸易战的较量中，中方是保卫战，谈不上胜利，但是也没有大败。而美国制裁中国，现在则有点山穷水尽的地步。

中国如何顶住了炮火？

不是靠高科技，靠的正是传统制造基本面。不妨直率一点说，中国的高科技制造，至少在当下，其实是顶不住攻防战的炮火。

更好地理解传统制造的提升，对于理解中国制造的跃迁，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汽车领袖艾柯卡，为什么会成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族英雄？一方面他在福特创造了巨额财富，被称为美国经济型跑车的“野马之父”；在意外被亨利福特二世解聘之后，他临危受命，将濒临破产边缘的克莱斯勒，重新焕发青春。另外一个方面，则是他对日本制造的强硬态度，或者他对美国传统制造的拯救，有着领先同时代的政治家和华尔街的认识。

早在1984年，艾柯卡就意识到，基础制造与高端制造相辅相成。在常年跟日本汽车界竞争的过程中，艾柯卡非常警惕日本会把美国基础制造掏空，因为没有底特律就没有硅谷。艾柯卡认为，光靠高科技挽救不了美国，必须跟基础制造放在一起。电脑行业的三大用户（国防部除外），就是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如果关了基础工业之门，就等于封住了硅片市场。艾柯卡已经意识到，不能牺牲基础工业，去发展高科技，而必须使二者共同发展。当时美国传统制造，正在受到日本的侵蚀。铁锈的味道刚刚出现，这位说话直率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已经闻到了这股气味。一直在为产业政策辩护的艾柯卡，也大声向里根总统和美国国会疾呼，美国国家需要一个合理的产业政策，可惜无人倾听。今天美国对中国制造有着更加凶险的要求，但这场争端的根源，却是在五十年前，由日本制造而发起。

现在中国传统制造需要有重新的认识。例如，很多省将压铸制造归到落后产能。锻压、铸造一向被认为是傻黑粗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低端产能，很容易进入到负面清单目录。

然而特斯拉并不这么想，它采用了独树一帜的压铸一体化工艺，进行车后身的铝合金制造。它需要用6000吨的压力机来实现这一点。于是，高吨位的压铸机，成为行业里的香饽饽。力劲集团立刻身家百倍，而海天等也迅速向8000吨挺进。制造新工艺，会拉动传统装备脱胎换骨，让人无法辨认。因此，用简单的认知，来区分传统制造，很容易陷入歧途。

国资委在819文件里谈到国有企业的担当和科技创新，首当其冲的是工业母机，第二才是芯片。这也导致工业母机，这个概念一下子颇受资本的追捧。很多人都火急火燎地去查找“工业母机”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除了机床之外，工业母机也应该包含“铸、锻、焊、热、表”这些最常规的工艺。一一翻过去，传统制造里面全是高科技。先进制造与传统制造并不分家。

中国制造需要多样化的出击。既要追求差异性，也不要怕低级战术。

现在举国上下，都在推崇德国隐形冠军的模式。隐形冠军是德国西蒙提出来的一种德国中小企业发展模式，就是寻求在非常细小的领域做到全球领先。专精特新就是与隐形冠军对应而来。在中国，它甚至隐含地指向了卡脖子的反卡前哨。

实际上，不能把“专精特新”用一种情绪性的色彩定义成民族制造的英雄。对中国这样多元多层次的制造大国来讲，专精特新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渡性策略。因为只要一家技术突破了，必然会涌进更多的企业，很难成为想象中的少量隐形冠军。这意味着，德国隐形冠军的模式，对中国未必适合。西蒙所定义的隐形冠军，基本都是全球化布局。因为只有放在全球化的大池子里，才能养活一个国家（如德国）的隐形冠军。如果去掉全球化的出口通道，把德国制造压缩在德国8000万人口的市场里，这些隐形冠军可能立刻就会窒息。

而在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很少有着全球化的格局。这真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专精特新意味着稀缺，它在拔河绳上的另一端，就是中国制造最常见的红海舰队：同质化竞争。

这通常被看成是内卷，一种低级幼稚的战术，一种不顾道义的内讧。批评声一片。

然而，内卷并不可怕，或者怕也没有用，它是有限资源、有限市场的必然产物。僧多粥少的结果，就是内卷。然而，这个符合市场法则，熬不住的倒下，熬得住的就是胜利者，是下游的发动机。企业家精神就德鲁克称为一种野兽的精神，本质就是你死我活，这就是市场竞争法则。

所以凡是官方一起鉴定的价格，基本都会失效。

再看中国的激光产业，大概有一千亿元的产值，就有近30家上市公司，还有十多家正在排队的路上。这个行业的技术脉络很清楚，一望而知，都跟某些公司某些人的渊源。从结果看，就是一个高度内卷的行业。但是中国激光，也是在发生高度进化。全球激光看中国，中国激光看汉深（武汉和深圳）。下游装备很发达，如大族、利亨元、帝尔在PCB板、动力电池和光伏领域，深耕壕沟；而中游的激光器如武汉锐科、深圳创鑫、上海光惠都逼得美国老牌企业IPG节节退缩；而最上游的光学晶体如福建福晶、特种光纤如长飞，也是能打能战。整个激光器行业，呈现出一碗水端平的态势，并无太大的短板。一个内卷的行业，不影响一边剧烈竞争，一边不断进化。

如果把时间周期放开，内卷也是一种自我进化。从产业角度看，红海竞争不过是寻找下一个更低的经济平衡点而已。

专精特新是一种自我优化的结果，低级战术内卷也是一种相互净化。同样值得尊敬，中国制造需要多元化的包容。

中国制造的确呈现了低利润的特点，但这也并不影响可持续发展。

反过来去看高毛利的企业，它往往来自一个不均衡的产业形态。机床作为重要的工业母机，它需要一种规划刀具路径的CAM软件。很多厉害的机床厂家都会自己来开发，如中国机床界的一个传奇——北京精雕机床，一直靠精通CAM软件而让机床闪闪发光。然而全球各种CAM软件的图形内核算法，基本都被两家公司所垄断，最主要的一家就是德国的ModuleWorks。就在如此狭窄的领域、针尖大的空间，这家公司居然有200多人，基本都是开发人员，几乎没有销售人员。这样的企业，自然可以享受到60%的利润。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过于失衡的行业形态。换成更大的行业，如中国的工程机械、仪器仪表行业，虽有近万亿元的产值，但利润上不去，因为高利润都被日本、美国或者德国制造拿走了。这中间有一个关键性的代差优势。日本的液压机械、仪表等内部的电路板，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型号。那是最早的机电一体化时做的芯片和控制电路。但是，只要中国搞不清楚，日本、德国就能稳稳当当地吃代差毛利。第二代、第三代的控制电路板早就研制好了，但是既然中国没有攻破，那他们也没有必要去采用新技术。全球传感器老大日本基恩士，是日本股市的常青树。它的创始人，成为日本最富有的人，超过优衣库的老板柳井正和软银的孙正义。基恩士像一个土财主一样，最喜欢囤积的就是现金。现金过于充裕，但研发比例很低，不超过8%。奥秘何在？就是保持技术代差，而非追求绝对领先，形成国别制造之间的利润剪刀差。

所以说，要想改变低利润的现状，需要的仍然是时间。可持续发展并不排斥低利润。只要有利润，无论多低，它都是燎原星火。低利润制造，是第一波松土者；而更高的利润，则可能是第二波。中国现在是汽车动力电池大国，这片土壤最早是来自消费电子的手机电池。昔日的飞毛腿品牌，扛起中国手机电池的半边天。现在飞毛腿可能已经跑不动了，但也有70亿元的产值。最重要的，它为产业的横向漂移，留下了大量的人才。一个飞毛腿手机电池弯下腰，百十个飞毛腿汽车电池昂起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流动、重新开花的结果。可持续的发展，极有可能以一种接棒式的行为，实现产业的延续。

从中国制造的中周期来看，跟以前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三个新变量，有两个是线性的。

首先是用户需求的反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下游用户会对国产制造商，流露出精心培育的心思。甚至是国企，也在小心地张开双手，去拥抱国产品牌制造商。只有用户工厂，把车间现场、工艺经验开放给上游供应链，上游制造商才能得到快速的进步。

第二个变量则是产业资本。只要能把产业的门道说清楚，资本就会蜂拥而至。资本其实也是技术盲，也会盲目跟风。国资委819文件出来之后，不管工业母机是什么，整个机床行业的股票全部大涨。像目前大热的工业软件，哪怕是只有上千万元的收入，也会受到投资公司热烈的追捧。对于苦日子过惯了的工业软件界而言，这真是一段令人热泪盈眶的日子。这也说明，任何一个产业都需要一种音量，让外部人听得见这个行业的未来。只要能让资本能听得懂，就有周旋的空间。每个行业要发出正确的求偶信号，要有人为行业代言，并注入正能量，这个行业就会更多的资本注入。

最后一个变量是基础研究的外溢。创新，是要有技术来源的，戏法变到最后还是要看眼疾手快的基本功。基础研究的焦点，又会回到大学院所，回到产学研。但过去多年来，这条技术路径从来就是麻球一团，需要来一次系统性的修复。这是制造之外的功夫，可以看成非线性的变量，投入很多钱也不一定管用。而前面两个则更像是线性变量，付出更多，收入更多。

现在来到了短周期。这是企业家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主战场。通过长周期能看到一个时代的制造格局，在中周期能看到一个产业的更新换代，而到了短周期，就是企业家自己的舞台。

数字化转型是无法躲开的选择。

要理解数字化转型，可以从了解工业软件的逻辑开始。机械产品，进化到机电一体化，再到现在的机电软一体化，整个工业品进化逻辑，通过软件的透镜，会更容易理解。

在软件对制造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企业家的技术能力，会出现一个力不从心的断层。从一个机械工程师，过渡到一个机电工程师不难；但从一个机电工程师，想要成为一个软件工程师，则要难得多。这是有技术代沟，绝不是自发能交接过去的。这也意味着，一个企业必须从顶层开始，补齐软件的能力。

齐刷刷向软件行业进军，这种场面在各个领域都不罕见。全球十大医疗器械厂商，都在非常明确地制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无论是排名第一的美敦力，还是紧随其后的强生和雅培，这些1000亿美元收入的企业，都在大张旗鼓地深度布局远程手术、数字化护理等。而这种战略的核心，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收购软件公司来实现。要知道，在这个利润丰厚的医疗器械行业，存量资金大约有5000亿美元保持着流动性，软件的并购将是一个巨大的盛宴。

而数字化转型，可以不拘一格，从多个角度出发（参见：《数字化转型的十面红旗》）。从商业模式来讲，可以从开拓订单和关爱客户入手；而从社会环境的角度看，合规和去碳则是必须需要做的。就双碳战略而言，早日去碳反而成为一种碳金竞争力。

数字化转型的罗盘，总是要转起来，应时而动，量力而行。这是短周期需要确立的雄心。

质量是中国的老生常谈问题，但这个题目就像是加了太多卤水的豆腐脑，被点死了。每人都在谈论，每人都在按以前节奏办事。

然而，随着长周期和中周期的叠加，质量已经变成一个战略性问题。如果细看过去，所有的中国制造，只有四个问题：第一是造的不够快，比如飞机有市场，但现在美国波音一个月制造54架，而中国ARJ一年也就造几十架，太慢了；这还是幸福的事情。第二是造的不够准，根本不知道用户要什么，这是产能过剩的祸根。第三是造得不够好，质量不过关；第四就是造的不够格，根本就造不出来，如14纳米的光刻机。这些问题，70%以上都跟质量都有关系。所以扭住质量这个牛鼻子，就能解决中国制造的大部分困惑。

因此，虽然是老话题，然而企业家还是要抖擞精神，看清楚“质量”这个老对手，重新建立质量思路，形成“新质量思维”。

新质量思维（参见：《新质量思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质量体系中，把用户加进来，在功能之外，充分考虑用户的体验。体验质量的崛起，让用户不再是工厂边界之外的最远端，而是在工厂里面的设计和制造的约束因素。

扬州扬集镇是中国的牙刷之都，中国酒店80%的牙刷都是这里制造。但是，当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重新设计一把牙刷的时候，扬集镇没有一家能够制造。这家公司不得不去求助于河北一家做高端牙刷的代工厂，不得不跑到日本东丽去寻求牙刷上的每一根刷丝。这家企业，对牙刷的质量，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它贴近人们护理牙龈的需要，从而定义出一种又软（不擦伤）又韧（不折弯）的牙刷。

这把牙刷大获成功，成为人们牙刷的新宠。

实际上，身边的每一个产品，都可以从体验的角度，重新定义。我们需要重新发明每一只轮子。

丰田汽车美国研究院院长前两天在美国路透社峰会上说，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电动车。而且，丰田老大丰田章男也一直在攻击日本政府在电动化上走得太慢。这三年中，可以听得到丰田一直在抱怨；然而也就是在这三年中，上通五菱的电动车，则在迅速迭代，其中的一个车型宏光Mini上市一年多，销售量达到40多万台，当前每月销量四万多台，狂扫全球排行榜。全中国卖的最好的车就是这款宏光Mini，现在已经进化到NANO定制车。在丰田抱怨的三年，上通五菱已经进化了6代。上通五菱面对用户的体验质量，已经抓住了年轻人的心。

美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族英雄——克莱斯勒总裁艾柯卡，一直在强调年轻用户的重要性，包括他以前担任福特总裁的时光。艾柯卡被称为“野马之父”，因为它为年轻人打造一个经济型的跑车：野马。

历史很容易复制，经典很容易致敬。上通五菱在将用户置入整个设计和制造之上的时候，体验质量成为它脱颖而出的战略利器。

新质量思维，值得每个企业家，在短时间内重置观念。就像电脑重启，很多旧的缓存（网页Cookie）、过时的认识，都需要清楚掉。质量，已经大有不同。

毫无疑问，中国制造现在要从单打独斗，走向联手。然而中国制造，长时间以来，就困在微笑曲线的陷阱之中，感觉中国制造就是处于最下端。但是，如此简单的曲线，掩盖了实际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中国制造需要走向一种“灰度创新”，制造界的价值并不是微笑曲线的一个单线条，而是类似兔耳朵一样的重叠区域。在这由几个组织之间共同合作而形成的灰度区域里，知识跨组织流动，创新是以混合的形式发生的。对于制造型企业，并非只有“源头创新”、“设计创新”、专利等，在工厂现场，通过与上游的设计，以及下游的用户，可以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工业发达的国家，许多初创企业尽管有着良好的源头创新，但由于制造环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还没有来得及积累足够用户的时候，就可能已经夭折在创业途中。而中国制造广泛而多样化的土壤，则为此提供了孵化创新技术的大量可能。光伏就是这样的例子。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光伏的王者，2020年全球TOP10组件企业，前10名中国占了9家。为什么美国发明了光伏技术，最后却在光伏产业上，收获寥寥？这要从国际供应链的大格局来看。光伏产业的加工，其实跟半导体很类似。半导体的工艺加工，主要集中在亚太；硅材料也主要集中在东亚。这意味着，跟光伏关联的产业，基本都转移到东亚地区。而德国、美国等一些原本光伏产业发展还不错的国家，尽管在某些细分技术还有优势，但是由于制造技术的配套不足，不具备大规模发展的产业基础。

这就是制造工厂，与设计、与用户，可以产生强大连接力量。从而催生出一种联合式的创新。这种一种结合部的创新，制造企业与上下游的联合创新，处在一个交叉地带。它位于企业之间的结合部，呈现了灰度特征。

高质量发展需要重新思考供应链的伙伴关系。作为企业家，需要有更好的包容和合作态度，与供应商一起打造新型伙伴主义。

智能制造不一定全是智能和大数据的事情，也要学会向传统制造损耗的每个百分点开刀。中国工程机械厂家，在全球Top15里面占4家。但实际上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整机系统效率比国外差距很大，层层“漏气”。中国行走机械还处在传统液压流量控制，而国外已经进入电子液压的压力控制。控制好基础，就上了一个大台阶。全球第一的卡特彼勒、液压先锋博世都已经进入到电子电控的局面，但是中国还迟迟没有完成。然而要完成这样的事情，对任何一家企业，无论是主机厂、液压厂，或者是电子配件，都是力不从心。唯有联合，把面向对象的仿真、运动控制、主机、液压厂绑定在一起，甚至考虑5G的优势，以一种打群架的方式，才能真正迎头赶上。

中国制造能力已经沉淀了很多，就差一种激活方式。比如新宝是国外很多小家电品牌的代工，占据出口量将近10%。然而多年来，并无自己的品牌。前几年，通过引进英国摩飞的品牌和设计能力，并在下游跟用户采用了直接接触的方式，重新整合柔性供应链，结果在国内发展得非常好。一举突破多年来“美九苏”（美的、九阳和苏泊尔）在小家电的垄断地位。

重新思考伙伴的力量，借助于供应链的联动能力，打造新型伙伴，是企业家在短周期内值得审视的战略。

从长周期来看，全球供应链的流动性正在人为受阻，供应链攻防战在地缘制造开始发挥作用。如果以前是基于经济驱动，那么现在则不完全是，而且区位之间有攻防对垒。而供应链的组合形态，也在呈现新的局面。

从中周期来看，核心问题是产业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传统制造的熠熠生彩，和多样化的面貌，是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亮点。即使是不可避免的低利润，也自有缓慢成长的积累机制。

而从短周期来看，这是企业家最能把握和决定的。数字化转型、新质量思维，以及跟供应链的联合创新，成为应对制造大变局的有效手段。

中国制造的当下，正是三个周期的叠加。对企业家而言，长周期来看，需要登高望远，看到格局；中周期则是围绕产业，要正点上车；短周期则需要挥起鞭子抽自己，重新拷打发展思维，对数字化、新质量、伙伴关系等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从2001年加入WTO以来的20年，中国制造给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制造是一个最挣钱的行业。但面向未来20年，中国制造将会成为一个最花钱的行业，从而挺近中高端制造。

国运时刻，正在迎来中国制造的历史性转折点。

作 者

林雪萍：北京联讯动力咨询公司总经理，上海交大中国质量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