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AI财经社 郑亚红
编辑 / 赵艳秋
制造业取消大小周，员工损失的可能是“干粮”“我其实想象不出来双休会有什么可干的。”25岁的章崎在谈到“大小周”问题时，思索了片刻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双休，其实我内心是有点恐慌的。”
“大小周”指的是一周双休一周单休的工作模式，它直接指向的关键词是“加班”。8 月 26 日，在最高法官网发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超时加班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中，明确指出“996 工作制”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长上限的规定，被认为无效。
在此之前，互联网公司纷纷做出了调整，字节跳动、快手、BOSS直聘等公司都纷纷宣布取消大小周。出乎意料的是，在各大公司开展行动后，有些员工陷入到“收入骤减”的心理落差中。
章崎并不是一个互联网人，而是一名制造行业的年轻人。他在网络上看到，有字节跳动员工称，由于公司周末加班是双倍日薪，有些日薪很高的程序员一年因此少赚10万元，有些员工称不能再租住原来租金6500的房子，要搬得远一点。“这些对于我来说都太遥远了。如果我们不加班，很多人就很难养活自己，别说养家了。”
在远离互联网中心的山东潍坊，章崎就职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尔），担任某技术管理岗一职。歌尔是富士康以外，近两年最著名的苹果在华代工厂之一，主要给苹果代工无线耳机AirPods 产品。除了苹果，华为、索尼、三星也是歌尔的重要客户。由于无线耳机的庞大需求，截至到9月10日收盘，歌尔股份的市值为1617亿元。
章崎一毕业就加入了歌尔，从加入之初，他就进入了所谓的“大小周”模式。在制造业企业中，除了流水线的作业人员，还有一类是像章崎这样的非作业人员管理岗，他们通常有着大学学历，以管理统筹工厂内各个环节、优化流程等目的被招入公司。而通常，这类岗位都是按照“大小周”的模式运行。
根据《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统计，2018年中国工资劳动者超时工作相当普遍，其中制造业从业者超时工作率为58.8%，高于平均值42.2%。
在实际工作中，章崎，以及在格力电器一家北方工厂技术管理岗工作过的周巍都告诉AI财经社，工作几年里自己“从来没有过过双休”。章崎更是强调，甚至忙的时候常常一个月只休一天。
但是，他们因为加班而感到踏实。“制造业挣钱靠加班”是个不成文的行规。互联网取消“大小周”后引起的反弹，让人们看到的，多是互联网人失去了“一些锦上添花的东西”，比如更大一点的房子，更高一点的消费，但制造业如果取消加班，有些人可能会失去“干粮”。
那么制造业的加班费到底有多宝贵呢？
几个在制造业大厂工作过数年的人士告诉AI财经社，即使数额不高，但汇聚起来，加班费是工人们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格力、歌尔和富士康的工厂里，一个月下来算上加班费，流水线工人的收入普遍能到四五千元，生产忙时甚至能拿到七八千或更高。而如果没有加班，工人们则只有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2000元左右。对于管理岗，有了加班，薪资也能从基本工资的五千多升到七八千，如果在二三线城市，这笔收入可不算少。
更进一步，27岁的周巍给AI财经社算了一笔账，在格力这家北方工厂里，不论是流水线上的作业员，还是管理岗，他们的加班费都以该市的最低工资水平为标准。这两种岗位薪资的区别主要在于底薪：流水作业人员的底薪大都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走，而管理岗位的底薪会高一些，比如在格力工作4年的管理岗，其底薪大约在5500元左右。
这其实是一个“基础保障”的数值。可以参考的是，根据当前最新数据，全国最高的最低月薪标准是上海，为2590元。时薪最高的是北京，为25.3元。而截至2021年7月，全国最低工资标准超过2000元的省份和城市，只有6个，它们是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江苏和浙江。
经过计算，周巍称，他工作过的这家格力工厂，平日加班费为1小时16元，周末为1小时22元，是平日的1.37倍。
富士康、歌尔的计算方式与格力电器这家北方工厂稍有区别。主要的不同在于周末加班费，它们的加班费为本地最低时薪的2倍，比如平日时薪为16元，周末则为32元。
对比之下，互联网公司的加班费确实闪烁出诱人的金色光芒。以字节跳动为例，一名月薪2万5的程序员，按21.75天工作日计算，其日薪为1149元，按8小时工作时长其时薪为143.6元。“周末2倍日薪”，也就是说周末加班一小时的加班费近290元。
而在制造业企业中，想要挣到290元，这很可能就需要员工从周六的早上忙到傍晚了。
互联网加班为内卷，工厂加班为订单在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前10年里，公司鼓励加班文化的背后，通常是为了要在最短时间里占领市场，完成扩张，实现“赢者通吃”。
但近些年，“大小周”和“996”的泛滥，其背后很重要的问题之一，其实是内卷。“你不加班，但你旁边那位在加，你说你怎么办？”
在匿名发言的职场社交平台上，不少大厂员工往往这么形容加班：周末加班其实并不忙，是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吃着免费午餐，甚至可以顺便去健身房举下铁，边工作边摸鱼，然后赚到丰厚的双倍工资。更有程序员表示，加班是为了“表演”给上级看，以迅速得到领导重视，在逐渐“丛林化”职场中生存下来，完成升职加薪梦。
而在制造业，“大小周”和加班所触及的无疑是更深刻的问题：工厂安排加班意味着有订单，工人加班意味着有收入。没有加班的日子里，工人们只能呆在宿舍里，没有钱挣。
“如果不加班，没人愿意来你这上班的。”深圳一家日系工厂的管理层刘冬冬强调了这一现实。
在疫情影响和芯片短缺的浪潮下，刘冬冬看到身边很多中小型公司已经难以为继。“芯片涨价，大客户能接受，还能高价采购到芯片，很多小厂他们的客户是不接受涨价的，没有芯片，也没有订单，工厂大门都开不了，工人招不到，恶性循环撑不住就倒闭了。”
天下苦互联网996久矣，宣扬加班文化的公司成为网上嘲讽的对象。但制造业并非如此。“让制造业不加班，那是何不食肉糜。”一位制造业企业的管理层说道。对于这个传统的行业，只有那些终日繁忙、24小时不停歇的工厂才是在释放蒸蒸日上的信号。
章崎称，苹果的订单常常是年初最多，歌尔那段时间几乎无休，需要尽快将产能赶上去。去年疫情之初，苹果在越南的厂出现了困难，公司在春节假期结束的第二天就把几个同事紧急调去越南做支援。
章崎过去一年几乎很少休息，有时候一个月才休息一天。尽管疲惫，但他说感觉公司发展势头很好，自己对公司前景充满信心。
“生产线也不会无缘无故休息，生产部都会提前做好生产计划，你可以提前两三天知道自己接下来能不能休息，但前提是生产线不会停下来。”在格力的小家电工厂里工作过的周巍解释。
产线不能停，这跟制造业的工序和设备也有紧密关系。以喷涂线为例，一旦机器停下来就会有冷却时间，而其中的化学药剂要求也很严苛，一旦重新启动就会有报废，设备需要一直保持在工作的状态。
相比程序员们在格子间经历内耗和“闲置”，工厂则早就以某种精妙的数学公式计算出每个工人的产出比，将他们明码标价地准确地安置在生产线上，不浪费任何一双手，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价值。而且在紧要关头，是要靠日夜不眠的加班，完成某些看似完不成的任务的。
苹果公司现任CEO的传记《蒂姆库克传》一书中，就记录了这样一幕：数十万工人驻扎在富士康园区内部，其组装队伍可以说是24小时灵活部署。初代iPhone 计划在2007年上市销售，但就在上市的前几周，乔布斯决定将塑料屏幕换成玻璃屏幕。
随后的一个夜里，新的玻璃屏幕被运送到富士康。8000多名工人随即被管理者唤醒，每人发了一杯水和一块饼干，将新屏幕安装到手机上。在随后短短几天内，工厂的iPhone单日产量就超过了10000部。
24小时对工人的灵活部署，关键时刻日夜不眠的加班，也让富士康活成了全球最大的代工厂之一。但不可否认，有劳动组织称，苹果给到富士康的只有5%到10%的利润，这不足以给工人提高工资。工人只能靠加班弥补收入。
工厂必须要变就像是锅炉中不断投入的煤块，加班是工厂运行的重要燃料。但与庞大熔炉里的“煤块”不一样，流水线上的工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如果是煤块或是机器，它可以永不疲倦地工作下去，但人需要休息、成长和关怀。
需要燃料的工厂，越来越难找到它的“煤块”。招工难，几乎是制造企业当前共同面临的困境。
刘冬冬发现，在自己负责的电子元件工厂，签订5年合同的长期工里，30岁以上的人成了主流，因为“他们要养家糊口”，而90后、00后则越来越少，他们普遍是临时工。
这也符合国家统计局的相关统计。2021年4月3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例在下降。其中30岁以下的务工群体只占22.7%，40岁以上的务工群体占到了50.6%。《人民日报》曾发文称，制造业吸引人才面临三难：找不到、招不来、留不住。
周巍说，公司的人力经常要跑到各个村子里招人，到处搜罗正在迷茫的年轻人，试图把他们拉进厂里干活。但“新去的员工每个月都会流失一大批”，缺人仍然是一年四季的常态。
在人成为稀缺资源时，另一方面，人力中介正赚得盆满钵满。富士康前资深管理人士汪磊磊对AI财经社说，在用人旺季时，富士康要为每一个工人向人力中介支付1万元费用，而谈好这个价格，中介能一次性送1万个人来；即使在淡季，富士康也要为每个人头交上两三千元。
在刘冬冬看来，电子厂的工作环境并不算糟糕，通常都是无尘化，干净明亮，有中央空调，远离马路上的粉尘尾气和炙热的太阳光。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来工厂。”他顿了顿，“因为什么，因为自由啊。能随时刷手机，想休息了就不接单，工厂里是不能这样的。”
“毫无自由”，从格力离开了一年多的周巍对此深有体会。在格力三年时间，他深知工厂的工作在日复一日中坚持有多难。流水线把每个人都分割成一个拧自己眼前螺丝钉的螺丝工，比如有的工人就是负责把焊接好的电暖气挂在钩子上，他的工作就是一个动作，一直往上挂，而另一个人可能就一直往上搬。“很单调。”
为了不停线，工厂常常实施白晚班两班倒，一个月轮一次，上厕所和喝水都要打报告。“报告班长，我要上厕所！”这样的报备声音时不时就会响起。更不必提，工厂里同样存在复杂的职场关系，甚至还有一再缩减的节假日。
但工厂也是有苦难言。“讲起这个话题都是心酸泪。”汪磊磊无奈地称。
十几年前汪磊磊就供职于富士康。2010年新年伊始，富士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跳楼事件，一名19岁的员工从富士康华南培训处一跃而下，而后这一整年又陆续发生13起跳楼事件。富士康随即被推到风口浪尖，口诛笔伐也汹涌地拍向这家世界工厂身上。
作为当年接近郭台铭的人士，汪磊磊回忆“当时郭台铭认为是工作太辛苦，于是决定涨工资提高福利待遇，引进自动化机器人，后面持续搞了很多年。”他最有印象的是，富士康将工人底薪从900元提升了一倍，达到1800元。但没想到却引发了蝴蝶效应。
“当时一下子死了一大片中小型制造企业，因为小公司还是按原来的底薪，它招不到人了，工人流向工资更高的富士康；要是这些中小企业跟着涨薪的话，它又活不下去，所以倒了一批公司。后来经过协商，富士康涨薪要跟行业整体维持一个平衡，不能自顾自开高薪，这是一个过程。”汪磊磊说。
一位国内知名人力资源领域学者对AI财经社表示，国内制造业大部分仍处在一个这样的阶段，即靠加工能力、人力成本限制来赚取利润，而不是靠品牌、产品差异化、创新技术来驱动公司发展。
加大创新投入、加强管理，提高员工待遇，这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不少公司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但关键就在于，数字化、产业互联网不是一蹴而就的，整个行业仍处在痛苦的转型期，而行业中的个体成为了这种压力直接的承受者。
格力的周巍称，现阶段自动化在工厂实际的投入中，很多还是弊大于利的。“首先，自动化的效率没有人那么快，而且设备很容易出故障，一检修产线就停了，人均效率其实很低；其次很多岗位自动化还远远替代不了，比如质量检验还是需要人眼。”
20世纪80年代，乔布斯为了制造第一代Mac电脑，在美国旧金山湾区苹果公司总部的对面，建了一家自动化工厂。这家工厂就像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设备经过精心配色，生产线全部高度自动化。
但很快苹果就发现，乔布斯的高度自动化工厂无法根据需求来灵活调整并制造不同的产品，比如iPhone、iPad和iMac。它只能生产这一款电脑，无法通过改装来制造其他产品。1992年，这家自动化工厂关闭。
如今近30年过去，事情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之后苹果的做法也都很清楚了，它以外包制造业的方式，将苹果的产品生产出来，并卖向了全球。而在这些外包工厂里，仅仅一部iPad的安装，就需要325只手花费5天时间才能完成，目前来看，这是再精妙的机械手也无法完全替代的。
当下，能参与到全球最先进的产品制造，这种宏大的叙事方法，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已经毫不具备吸引力了。与此同时互联网的风靡，诞生了更多可供选择的职业。送外卖、送快递、拍短视频、做B站up主，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从事这些更为灵活自由、相对有趣的职业。
章崎是少数的坚持派，但他也不总是一往无前。他说自己也想过离开，尤其是看到过去的同学、前同事转到了作息更规律的行业，有人还去了南方很快月薪过万，而自己1个月都没有休息一天的时候，“心态崩过”。
但这个踏实的年轻人也看到，作为在公司总部的工厂，歌尔在潍坊厂区附近开了幼儿园、建了商场、开发了楼盘、设立了定时公交，做了很多生活上的配套设施。除此之外，章崎也看重公司开辟明确的晋升通道、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前段时间他刚刚升了职加了薪，尽管还远远不能跟互联网这样热闹的行业相比，但他感到有奔头。
接下来，章崎想沉淀自己，学精技术。对于这份工作，他说：“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五点半下班，突然有天这个时间下班就会觉得很空虚，有那么一点不踏实的感觉。工作已经不知不觉成为我生活的全部了。”
而制造业也到了必须变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高杲近日表示，中国在“十四五”期间将把重点放在提高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打造更多制造业就业新增长点。而在“十四五”期间力争实现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7500万人次。这意味着章崎将能看到更多的年轻伙伴加入自己的行业。
（应采访对象要求，章崎、周巍、刘冬冬、汪磊磊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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