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关系着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
上世纪60年代，人们经历过灾荒和饥饿。在那段极其困难的时期，父亲雷任民和外贸战线的同志们，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承担了一项紧急进口粮食的特殊任务。
1.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地改革、兴修水利、农民减负等一系列措施，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国家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同时，国家还能够适当组织粮食出口，换取外汇，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
当时，粮食是中国的大宗出口商品之一。父亲雷任民在1951年9月后，先后任中央贸易部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分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其中包括粮食的进出口工作。
1959年，国内粮食紧张情况已开始露头。原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在周恩来纪念文集《不尽的思念》中记述：1959年春，国务院召开讨论外贸进出口计划会议，会议开始前，赵发生和父亲还在讨论出口粮食数量问题。周恩来一进门就问：“你们在谈论什么？”赵发生回答：“外贸部列出的出口粮食数，我们认为多了。”总理听后当即表示：“不用争了，定下来吧。为了偿还苏联债款，维护国家信誉，自己有点困难，想办法克服。”
1961年1月，父亲随周恩来出访缅甸。电台播出代表团返回北京的消息后，却没见到父亲回家。我问母亲，她轻声说：“你爸爸执行总理交办的特殊任务去了。”
“特殊任务？”我不敢再多问。家里有不成文的规定，有关父亲的工作，一律不许问，不许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央党校教授何仲山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刘友于采访父亲时，我才知道了“周恩来总理交办的特殊任务”的详情。
1960年上半年，粮食短缺问题非常突出。下半年，全国各地出现大面积粮荒，并从农村蔓延到城市，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出现了存粮仅有三五天的危急情况……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经周恩来、陈云建议，中央决定紧急进口粮食以度危机。
1960年12月30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缅甸。在机场与前来送行的陈云握别时，还在研究进口粮食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数量是150万吨。
飞机经停昆明机场刚落地，父亲接到外贸部紧急电话通知：中央又决定进口数量增至250万吨。父亲当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立即打电话追问情况，陈云答复：必须进口这个数量才能渡过难关。周恩来听后，久久沉默无语。
访问缅甸期间，周恩来始终牵挂着粮食问题，多次向父亲询问相关情况。访问结束的前一天，周恩来单独约见父亲，郑重地向父亲交办了一项特殊任务。
周恩来年谱记载：1961年1月8日，派随同访缅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前往香港，了解能不能买到粮食、能不能解决粮食运输以及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付等问题。
1961年1月8日，父亲从仰光到香港后，立即召集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的负责人一起研究这三个问题。经过周密调研后，父亲确认，这三个问题都能解决。
返回北京，父亲立即前往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
货源问题：美、加、澳等国存粮很多，这些国家的粮食生产商和经销商急切寻找出路，他们会主动向中国出口。
运输问题：可租用外国商船。因当时台湾海峡局势紧张，避免中国船只受到美国和台湾当局劫持和封锁。
外汇支付问题：中国银行可以通过周转透支、延期付款、货到中国口岸付款的方式等办法解决。
父亲汇报后，周总理又提了许多问题，父亲一一做了解释后，总理才放下心来。经缜密计划和准备后，大规模进口粮食工作迅速而高效地展开了。
2.
1960年12月30日，周恩来总理率团访问缅甸启程的同一天，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吃饭，二市场，三建设”的工作方针。
据此，外贸部的工作计划迅速调整为“吃饭第一”，成立粮食进口办公室，部长叶季壮任主任，父亲任副主任，具体负责粮食进口工作。
第一批粮食进口的合同，由香港华润公司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签订。选择澳、加两国的理由是因为两国都是农业大国，粮源充足。并且，两国分别在南北半球，粮食收获季节不同，便于均衡采购和到货。
此前，华润公司同澳、加两国只有间接贸易往来。因此，首次粮食谈判至关重要，不能暴露我国缺粮的现实，以防世界粮食市场借机哄抬粮价。
为此，外贸部专门派人坐镇深圳，开通电话专线每天上传情况，下达指示。为保密，华润公司每天派人到深圳汇报进口粮食事宜。
经紧张有序的谈判，第一批进口粮食的价格成功控制在合理范围，为后续大批进口粮食奠定了基础价格。此后，西方国家察觉到中国缺粮情况，也无法再大幅提高粮价。
1961年2月，第一船进口粮食从澳大利亚运抵天津新港。此后，粮食进口工作逐渐转由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主要承担。
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物资禁运，并不包括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在商业利益驱使下，西方各粮食出口国，积极向中国出口粮食。
苏联当时的粮食也很困难，无力向中国出口，但以“借用”方式，周转少量粮食和古巴糖支援中国。
为了节省外汇，集中力量进口粮食，外贸部中止了从苏联、东欧国家预订进口工业设备的合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为此，周总理亲自出面对各国做了解释。
为尽快把到岸的粮食送到百姓手中，各省市、港口、车站均成立运粮办公室。为解决陆路运力不足问题，周总理亲自交办父亲立即进口车辆。外贸部门迅速进口了1200辆卡车，粮食部用这批卡车成立了运输总队。
从1961年至1965年，外贸部门每年进口粮食500多万吨。这批进口粮食是救命粮，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的粮食脱销危险，减轻了产粮区农民的负担。
当时，粮食贸易的主要对象是西方国家。在中国进口粮食的过程中，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加强了贸易往来，进一步冲破了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孤立。到1965年，内地对西方国家的进出口额在进出口总额中占比超过50%，中国外贸从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开始走向世界。
3.
当年，父亲具体负责的外贸部粮食进口办公室，从国际局势到国内动态，从落实粮源到谈判签约，从装船运输到码头接货，凡是与粮食进口有关的工作，都密切关注和谨慎落实。
那时，我家的汪芝麻胡同4号院北屋客厅，成了外贸部的“晚间会议室”。因为东西半球的时差，夜里，外贸部相关司局的负责人，一拨儿接一拨儿到家里汇总、梳理、研究和落实粮食进口中的问题。
“晚间会议室”休会后，父亲开始等候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我住东屋。夜里，去卫生间看到北屋灯亮时，我会悄悄地趴在北屋窗台上往屋里看。办公桌上，台灯光照静谧柔和，红机电话旁放着一沓沓文件和图表。有时，父亲在伏案批阅文件；有时，父亲和衣靠在沙发上打盹，他太累了……
我蹑手蹑脚地穿过小院，跨过二道门去南屋旁的卫生间。外院车库的门敞开着，司机休息室的灯也亮着。我知道，他们都整装待发，只待西花厅来电，随时要前往中南海汇报。
父亲在文献纪录片《新中国外交》中谈到：夜里到中南海西花厅向总理汇报工作叫“站班”，每天“站班”的有外交、国防、外贸、粮食、文化等部门负责人。父亲“站班”的时间，通常在凌晨2点到4点。
周恩来年谱记载：1961年上半年，就粮食和外贸问题，多次约李先念、陈国栋、姚依林、雷任民等谈话。7月26日、27日，约有关部门谈外贸和粮食问题。自此至年底，为解决粮食的调拨、进口和财政、市场等问题，周恩来约李先念、陈国栋、姚依林、雷任民和有关的中央局书记谈话共二十七次，其中包括八月份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谈的九次。另有资料记载，周恩来自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的2年4个月里，与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就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
周总理听取汇报非常认真，各个细节都会问到。他亲自设计了《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这张表格是用很多张表格粘接起来，像藏族的哈达一样长。因此，参与粮食工作的同志都把这张表格称为“哈达表”。
父亲手里也有一张表，记录着每日粮食采购的详细情況，粮船航行位置，到岸时间和数量等。汇报中有时也想留一点余地和打一点埋伏，可总是瞒不过总理。父亲在《新中国外交》中谈到：总理很会算账，我是算不过总理的。总理曾笑说：我在南开读书时，数学是第一名。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长期在外贸战线工作，在周总理直接指导下完成过不少重要任务。但像粮食这样的问题，周总理长期抓、深入抓，紧抓不放的事确实不多。父亲说：周总理真正把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今天，中国粮食短缺的情境早已远去。每年进口的粮食，主要用于品种调剂，改善人民生活。百年征程，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谨以此文，缅怀在中国复兴大道上，前赴后继的前辈们。
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 雷蓉
流程编辑 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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