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代老电视（80后经典老式电视）

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电视机尚未普及到百姓家庭。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基本上就是看报纸或是收听电台的广播了。记得是在1965年，时逢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南斯拉夫的卢布尔雅那举行，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同时转播比赛实况。酷爱乒乓球运动，又身为西便门小学乒乓球队队员的我，对电台的实况转播总觉得不过瘾不解渴，希望能看上声情并茂有如身临其境般的电视实况转播。

因我的同学中有不少都住在国务院宿舍和铁道部宿舍，每天放学后我们都会在宿舍大院的水泥乒乓球台上打球。一天在铁道部宿舍打完球后，口渴的我随小球友赵燕京一起去他家喝水。在客厅里赫然发现他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不觉心中窃喜，忙问：“这几天电视里转播28届世乒赛，晚上能来你家看电视吗？”那天正巧赵燕京的妈妈在家里，当听说我的名字也叫燕京时，非常高兴，当即代他应允。

得到特许后，我连续欣赏了第28届世乒赛的团体决赛和部分单项的决赛。其间还带着我的两个哥哥，去他家看了《停战以后》等故事片。

但总去同学家看电视，打扰人家休息也不合适。所幸，一位本家亲戚所在的模型木器厂就在广安门一带，他又住在厂里；而刚好那段时间，二叔又在我家附近的铁路疗养院度假疗养。我便采取游击战术，遇有想看的电视节目，就去这两处地点打穿插、过眼瘾。甚至还跑到位于广安门外关厢的粮食基层店看过两次电视。说来有趣，这几家单位虽不属于一个系统，但对电视机的存放保管及至收视播映的有关规定却出奇的一致。比如，平时都是将电视机锁在一个约两米高、前面留有两扇对开门的高架电视箱柜内。晚上到了电视播放时间，便会有专人拿着钥匙来打开摆放在会议室或电视室里的电视箱，然后再打开并调试好电视机，到收视结束，电视箱再度落锁收官。并明文规定，收视者应自觉遵守观映秩序，不得随意触碰或调试电视机，自觉爱护公共财物。

大概是在1967年的新年前后，北京市政府为城区街道居委会统一配发了黑白电视机。而电视如此近距离的贴近百姓，一时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电视冲击波，在居民当中掀起了“收视热”。每晚吃罢晚饭，胡同里的男女老少便会自发来到居委会，等待收看“北京电视台”（当年只有一家电视台）的新闻以及戏曲、电影节目。但因放电视的屋子挤不下争相收视的众多人群，经常导致现场秩序失控。无奈之下，居委会只好印制了“电视票”，并采取预售票的办法，以控制入场人数，维护收视秩序。电视票分为两种，一种是成人票，5分钱一张；一种是学生票，二分钱一张。先到先买，售完为止。即使这样，电视室仍常出现人满为患的情景，而未买到票的人，亦不甘心离去，便会扒在门外或窗台上伸长脖子看蹭场。其瘾头之大，未亲身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很难理解。

1968年7月1日这天，居委会破例贴出通知：当晚7点30分有重要文艺演出的实况直播，欢迎居民前往收看。傍晚，人们早早地吃过晚饭，便三三两两地涌向居委会大院。但见这天的氛围，不仅对收视人数不加限制，而且取消售票，把电视机高高地架在了当院。原来这个“重要文艺演出”就是被称作“洋为中用”并曾轰动全国的钢琴伴唱《红灯记》。浩亮、刘长瑜饰演李玉和、铁梅；殷诚忠的钢琴伴奏。当晚在居委会大院收看直播的不下200人，开创了居委会自打有电视机以来的最高收视纪录。

转瞬间到了1975年的国庆节。这一年在北京的国庆市场上，有一个最吸引人的亮点，即首开了向普通消费者个人出售家用电视机的先河。从而使寻常百姓家传统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开始向现代的三大件：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转变。

1976年初春，我经过数日的紧盯和排队之后，终于如愿以偿：从前门大栅栏第一百货商场花452元买了一台上海产凯歌牌黑白电视机。别看才只有9寸大，当时这可是稀罕物。坐在家里不出门就能看上电影和戏曲节目，全家人从中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而从有了电视机那天起，好客的妈妈就张罗着同院的邻居和胡同里的老街坊来一起分享。最初人们还不好意思来,到以后高峰时，我家24平米的外间屋里都坐不下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电视台破天荒地首次实况转播中国评剧院演出的经典剧目《祥林嫂》。为了能让更多的街坊看上电视，妈妈提前就把电视机搬到屋门口,然后在院子里摆好几排板凳、椅子和条凳。嗬！那天晚上可称得上是盛况空前。足有三四十人围在电视机旁一起收看了实况转播。那情形真好比久旱逢甘霖，让戏迷们足足地过了一把戏瘾。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我家也和街坊四邻一样，在离家不远的宣武公园里搭了“地震棚”，并住了较长一段时日。当时，已经参加工作的我正处在热恋时期，女朋友（现在的老伴儿）来了不能老在地震棚里猫着，想到家里的稀罕物——电视机，我便提议陪她一起回家看电视。女朋友本就是个电视迷，曾经因为下班后带着弟弟妹妹到厂里看电视，挨过领导的不点名批评。听说我家有了电视机，随欣然与我前往。回到家，为安全起见，我们把电视机放在八仙桌下，我俩则躲在用四根钢管支起来的双人床下，冒着随时有余震的危险，美美的看起了电视。时至今日，当我问起老伴儿是否还记得三十九年前在大地震时期我们曾躲在床下看电视的趣事时，她竟脱口而出：“那怎么不记得——当时咱们看的是电影故事片《红雨》”。这一回答，让我在感叹老伴儿记忆力的同时，更有一种感动在心里。

然而，个人购买电视机，在当时毕竟有些招眼。于是，1976年年底，当我同样在大栅栏一百商场帮助二叔家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后，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跟踪调查。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当时是个星期天，家住石景山首钢宿舍的堂兄在大栅栏一百商场排队买电视机，当听说需出示户口本登记备案时，再往石景山赶已来不及，只好打公用电话联系住在城里的我。我拿着户口本赶到后，堂兄就用我的户籍资料进行登记，买了一台银星牌黑白电视机。却不料，转过天来的星期一下午，我正在车间干活，车间主任忽然找到我说：“厂办公室有事，让你去一趟。”待我走进办公室，见有两个陌生人在场。厂办主任对我说，你昨天是不是去大栅栏买电视机了？区控制购买力办公室的同志要找你了解点情况。接下来，这“情况”了解的有点像公安办案。不仅问了我的收入，还牵出了我年初曾购买过凯歌电视机的事。最后又刨根问底，将我父亲和二叔的收入及所在单位等情况摸了个遍。

莫名其妙中，我也有些抵触和生气。我告诉来者，二叔是抗美援朝跨过江的首钢干部，父亲是国家机关的干部，我们家买电视机是光明正大的事儿，这里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因无懈可击，来人在做了一番解释后，自行告退。厂办主任这时才宽慰我说：他们就是来核实一下，你也别多想。家里能买电视机是好事，应该向你祝贺！

我家的9寸电视看了不到两年，市场上便衍生出一种带放大效果，并嵌入色彩的电视放大镜，将其放在电视屏幕前，能投放出12寸电视机的收视效果。一时间，这种电视放大镜竟也大行其道，引得人们争相配置。

此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市场供应也日渐丰富。1979年，我家将9寸电视淘汰，又买了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生产的昆仑牌12寸黑白电视机。电视台在节目安排和播出时长上也相应做了调整和增加。

这时改革开放迎来了美好的春天。由于我国进一步施行对外开放，打破了对进口商品的重重限制。1981年，当进口彩色电视机投放首都市场后，我家及时换上了20寸彩电；1994年又将型号换成了25寸；2006年更新为37寸液晶屏幕；2011年，液晶彩电又增大到了42寸。真可谓鸟枪换炮，一步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