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至1938年，此时正值全面抗战初年，日本侵略者用一年的时间几乎占领了中国东部的所有平原，其中华北地区最早沦陷，成为日寇的占领区。
华北是当时中国的人口和农业中心，日本侵略者建立了一支“华北驻屯军”驻守这里，日军就地取食，拿中国老百姓的粮食养活几十万士兵。
华北人民怨声载道，随后在八路军领导下，数十万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敌后抗日运动。在冀鲁豫边区，八路军和民兵部队基本控制了农村地区，而此处的华北日军只能控制县城和一些军事据点。
在这番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运动中，就出现过无数平凡英雄，在今天的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里，就陈列着当年抗日战士们使用的武器，其中一个针线包最吸引人的眼球。
2000年5月，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刚刚开馆，第一批学生前来参观，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个针线包格外感兴趣。
解说员解释：“同学们，大家不要小看眼前这个针线包，它不只是生产工具，也是抗日战争里打鬼子的武器。”
学生们觉得难以置信：“针线怎么当武器？怎么打鬼子？”
解说员继续说：“这个针线包是抗战时期著名的女性情报员，特等功臣朱文起的“武器”，她曾在送情报的过程中，用针线包里面的三根缝衣针吓退了堵截她的日伪军。”
同学们发出一阵惊叹，就在这时，人群后面传来了一个声音，一个男人说道：“针线包是真的，但是这里面的针不是缝衣服的绣花针，是纳鞋底的大铁针，”
同学们看着这个头发花白的男人，问他怎么知道的，男人回答：
“这个针线包的主人朱文起，就是我的母亲，这个针线包保存在我家几十年了，我这次专门将它捐了出来。”
在大家的追问下，朱文起的儿子向同学们讲起了母亲当年做交通员的故事，那段峥嵘岁月，就凝聚在这个小小的针线包里。
一、朱文起：农村妇女变身红色特工1905年，朱文起出生于山东定陶县的游集村，父亲是个挑担子的货郎，母亲则在家里料理农事。
朱文起出生时正值清朝末年，按理说来汉族的妇女都要裹小脚，但是朱文起家因为缺乏劳动力，她五六岁时就开始帮父母干活儿，所以就没再裹脚。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值军阀混战，朱文起一家每逢打仗就举家出门要饭，朱文起对这种乞讨生活印象深刻。她当时学习模仿各种人物的言谈举止，靠模仿来赚钱，这段经历为她后来做交通员打下了基础。
1925年，朱文起20岁，她嫁给了一个叫游兰馨的人，并生下了三个孩子。朱文起一家人靠种地过活，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足够温饱，家庭也很幸福。
但到了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在山东的朱文起一家也受到影响，日军到处横征暴敛以资军用，在华北制造出多起饥荒。
1940年，华北发生大饥荒，朱文起的丈夫因饥饿而病死，剩下朱文起和儿女们相依为命。朱文起不会别的，只好带着几个孩子讨饭，一家人饥一顿饱一顿。
当时华北的敌后抗日运动轰轰烈烈，日寇经常扫荡农村，寻找抗日分子，但是对于朱文起这样的乞丐家庭，经常被日军和伪军们忽视，这引起了当地共产党员们的注意。
因为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在农村，而且缺少电报机等交流方式，所以根据地的情报传输都靠“交通员”人肉传递，日军就在大小道路上设卡，严查路过行人，逮捕并杀害了不少交通员。
因此，寻找一个可靠的、不显眼的交通员，是定陶地区根据地的当务之急。
恰好，朱启文丈夫的侄子游文斋就是个共产党员，在组织寻找交通员时，她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婶婶朱文起。
朱文起当时30多岁，但是因为长期在外风吹日晒，看着有五六十岁，日伪军对这种不起眼的农村老太太不怎么上心，甚至因为这个群体比较难交流，都懒得打交道。
此外，朱文起虽然看着很木讷，但是脑子灵活，嘴巴伶俐，能说会道，加上她有一双农村妇女很少见的大脚，当个交通员再合适不过了。
游文斋在1941年初找到了朱文起，在说明来意之后，朱文起一拍大腿连声说好。小鬼子肆虐中国这些年，害死了多少老百姓，自己丈夫也在饥荒里失去，这笔账怎么都得讨回来。
游文斋随后介绍朱文起入了党，朱文起由此开始成为了一名“交通员”。
定陶县境内鬼子不多，但伪军不少，这些汉奸负起中国人来不比日本人差多少，尤其是对待疑似的抗日分子，往往都是宁错杀，不放过。
朱文起常年在四处讨饭，她对于这些狗腿子的习性最为清楚，她装扮成乞丐，外表脏兮兮的，伪军对这种刮不出油水的人从不刁难。
短短两年里，朱文起在定陶县四处送情报，因为她乞丐的身份掩护，各处的伪军都没有发现她的身份。但是在1943年，朱文起的交通员生涯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当时，因为敌后抗日队伍多次袭击日军碉堡，日军对伪军下了死命令，必须严查任何经过关卡的中国人，这些伪军才开始对过路的乞丐们严加审查。
意外，就在这个时候来临了。
194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朱文起当时正在运送一份紧急情报，她像往常一样把情报缝在自己的内衣里，头上绑着破布，手里挎着篮子，拿着打狗棍上路。
朱文起平安通过了出村的关卡，但是在大路上的炮楼边，朱文起被伪军拦住了。
一个戴眼镜的伪军军官说，他这个月起码见过这个讨饭婆子四五次，每次都是傍晚，看着非常可疑。几个伪军把朱文起押进了炮楼要搜查，朱文起稳住了心态，跟着伪军进了炮楼。
伪军把她的篮子丢在地上，把里面的破布和针线包丢了一地，接着就让朱文起脱衣服。朱文起立刻撒起泼来，她往炮楼门口一坐，哭喊了起来：
“你们这些大男人，有劲没处使，欺负我这个讨饭的婆子，你们丢了我的针线包，我怎么纳鞋底儿啊。”
炮楼边都是过路的老百姓，听到朱文起在地上哭，都开始为这个老太婆打抱不平。伪军看现场有点难以控制，于是指着地上的针线包说：“你这包里装的是什么？打开来看看！”
朱文起一抹眼泪，拿出针线包里的三根纳鞋底的大针，直往伪军的脸上刺。
“你看看，这是你老娘纳鞋底儿的针！”那伪军被朱文起吓了一个踉跄，跌在了地上，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笑了起来，伪军自己也尴尬，骂道：“你这老不死的，赶紧给我滚！”
随后，朱文起捡起地上的布条和针线包，骂骂咧咧地走了。
朱文起这次化险为夷，完全是靠自己急中生智，但是这条路走了太多次，以后再路过，难保伪军还会搜查自己。
最后，朱文起决定换一条路送信，白天走山腰上的小路，晚上回村时从鬼子的封锁沟里蹚着水回去。换了这条安全的道路后，朱文起送信再没有出过任何意外。
1945年春天，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失败，中国战场上的日军被大量抽调回国参战，华北的很多县城只剩下了伪军驻守。
在定陶县，伪县长王子杰不明白局势，带着一帮保安团破坏抗日。他身为一个中国人，却对游击队员心狠手辣，经常在县城里搞公开行刑，广大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当时，王子杰手下有两三千人，八路军游击队要强攻县城非常困难，八路军鲁西南部队研究后，决定“智取王子杰”。而早在一年前，共产党员秦锡爵就潜伏在了王子杰身边，随时等待组织的信号。但是王子杰在定陶县城，怎么给秦锡爵送信成了个大问题。
最后又是朱文起挺身而出，她这次脱掉了自己乞丐的行头，打扮成一个媒人的样子，声称自己是秦锡爵老家的亲戚，来给他说媒。
朱文起提着篮子，篮子里放着几个煮鸡蛋，靠着自己的一张巧嘴，边送鸡蛋边说好话，一路绿灯到了定陶县城。
随后，朱文起找到了秦锡爵，为他传达了八路军的秘密安排，也从秦锡爵这里拿到了王子杰的军事动向，以及他本人的藏身之处。
根据这些得到的信息，八路军制定了详尽准确的进攻计划，在随后的战斗里消灭了盘踞在定陶县境内的伪军势力。
在战斗中，王子杰还不知道自己败局已定，居然带着一些顽固分子死不投降，最后在遭遇战中被八路军击毙，定陶县被光复。
定陶县战斗结束后，八路军召开表彰大会，论及这次行动的功劳，扮演媒人传递信息的朱文起被授予特等功。
这一年朱文起刚40岁，她为八路军服务4年，成为当地第一个女特等功，定陶县一时产生了轰动。
抗战结束了，朱文起放下了打狗棍，回家里继续务农。1949年，因为在革命时期有战功，朱文起在建国之后被召入现政府工作，作为妇联的基层人员。
6年后，朱文起以50岁的年龄退休，回到了家乡继续种地。朱文起家作为革命家庭，儿女们都分了地，一家人过得非常幸福。
在晚年，朱文起从来不向外人炫耀自己的功绩，以至于村里的晚辈都不知道这个平时看着不起眼的朱老太太，居然是抗战的特等功臣。
1982年，朱文起老人以77岁高龄在家中去世，她一直保留着自己当年当交通员时的针线包。
2000年5月，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正式开馆，作为革命遗物，朱家人把朱文起的针线包捐给了纪念馆，从此以后，这个针线包和它主人朱文起的传奇故事，将在华北大地上长久地流传下去。
文/商学野
,参考资料：《传奇女交通员朱文起》，王贞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