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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寅生，一看名字就知道是虎年生的。61年前他在赛场上连扣对手12大板得分的虎虎生气，成为一代人的回忆。如今，84岁的他，依然精神矍铄。

壬寅新春，见到这位“乒坛智多星”，先听他聊北京冬奥和女足夺冠，兴奋激动溢于言表。

徐寅生向解放日报·上观记者讲述自己激情澎湃的体育人生，不忘给《解放日报》和上观新闻的读者拜年：“新的一年里多参加体育活动，祝大家身体健康！”

2008年，徐寅生参加乒坛名宿表演赛。新华社图

电话里与老先生约采访，他说：“你不用上门，我出来，去局门路796号的国际乒联博物馆。欢迎你先来参观一下，我们接着聊。”

冬日上午，终于见到这位乒乓名将，披着一身冬寒、一身阳光而来。“知道我为什么约在这里吗？”他说，“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海纳百川。听闻国际乒联正在寻找地方建立博物馆时，上海市人民政府很快与国家体育总局商定，终于将其引进，免费向社会开放，希望能通过你的宣传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博物馆。”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后，记者情不自禁再次踏入展厅，这回看得更细。这里铺展着一项伟大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国体育多年奋斗之路，许多优秀教练员、运动员的闪耀人生，还有这位84岁乒坛“虎将”的满满期待。

笑眼弯弯的徐寅生，当年在国际赛场上扣对手12大板时，可是虎虎生威的。上观资料图片

体育像一门通用的语言，冲破重重阻隔，成为全世界友好交流的契机

上观记者：您是如何与乒乓结缘的？

徐寅生：我是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的。新中国成立前上的小学，没有操场和体育设施，只能在弄堂里用砖头当网，在地上用粉笔画个框框，自制木头球拍，蹲着打球。真正能在球台上打，还是在上海解放后，国家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像永安百货公司、皮革业工会、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等地方才置起了乒乓球台，供职工们来锻炼身体，活跃文化生活。小小乒乓球好多奥妙、欢乐无限，我被深深迷住了，到处“抢”台子打球。

球台上的少年英姿。国际乒联博物馆供图

上观记者：后来，从业余爱好者成为专业运动员，您对乒乓、对体育的感受是否发生了变化？

徐寅生：长大后成为专业运动员，我感觉，体育不仅是属于个人的，它就像一门通用的语言，冲破重重阻隔，成为全世界友好交流的契机。如果说打乒乓球一开始是出于爱好，那么后来进入专业队，我才逐渐认识到这是一种事业，是一种责任。

我们国家成立初期，由于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制造“两个中国”，我国退出，从而与很多国际体育组织断绝关系。国际乒联创始人蒙塔古对中国怀有友好的感情，主动邀请中国加入。我国也把乒乓球作为走向世界的突破口，决定受邀加入，并组队参加世乒赛。有了这样的平台，就可以了解世界上乒乓球技术发展的情况，看到自己的差距。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的水平有了提高，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1958年，广东运动员容国团登高一呼，誓夺世界冠军。1959年在德国举行的第25届世乒赛，容国团过五关斩六将，一举夺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这是中国体育项目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世界冠军的大门终于被打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两年后，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中国运动员获男子团体、男女单打三项冠军。国内从此掀起了乒乓热潮。中小学生几乎书包中都带着拍子，到处可以看到他们围着球台排队打球的场面。

上观记者：加入国际乒联大家庭提升了我国的乒乓球水平，也掀起了乒乓热。

徐寅生：乒乓让我们融入国际体育的大平台，也让更多国家了解了中国。北京世乒赛那年，正值中国困难时期，日本组队来参赛。当时有传言说，他们怕到中国吃不饱，自己带了大米来。后来我跟日本选手私下交流，问到这事。他说：“米是带了，但你们的伙食好，根本用不着。”

那届北京世乒赛闭幕，蒙塔古接受采访时说：“中国运动员取得的成就没有使我们感到意外；中国观众和裁判员的公正，也是我们所预料的；妥善的组织工作，我也早已知道是不会缺少的。你们伟大的人民给予我们这项体育运动的热情，让我们深受感动。”

1961年，第26届世乒赛中国队首次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左起：李富荣、傅其芳（教练）、徐寅生、王传耀、庄则栋、容国团、张钧汉（领队）、姜永宁（教练）。国际乒联博物馆供图

基辛格与徐寅生国际乒联博物馆供图

体育让人奋进，

让每个人在团队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上观记者：您1956年进入上海队，1959年第一次代表国家出征第25届世乒赛。2年后的第26届世乒赛，您就成为主力队员。一路飞速成长背后的“秘诀”是什么？

徐寅生：一次次比赛的经历，有输有赢，每一次都是对我的磨砺。第一次世乒赛，是1959年在德国。我由于胸无大志，信心不足，团体赛碰到困难时不敢挺身求战，单项比赛没有斗志被淘汰，比赛结束后曾写打油诗自嘲。后来经领导、教练、队员们的批评教育，再以容国团来对照自己，认识到存在的问题，我下决心重新开始，从小事情抓起，严格要求自己。队里领导也没有以一次成败论英雄，仍然让我跟随青年队赴罗马尼亚、捷克比赛，让我经受了锻炼。

上观记者：北京世乒赛上，您在男团决赛中，猛扣日本选手星野展弥12大板，这经典一幕至今让许多球迷激动万分。

徐寅生：第一代国手王传耀曾经给我们讲过，日本选手擅长放高球防守。这是绝招，也是阴招。他们引诱对手急于求成发力猛扣，往往会因为失误而影响心理，最终导致全局失败。所以我比较谨慎，不求一板打死。才会出现连扣12板的场景。而星野唯一的指望就是等我扣杀失误。这12大板，打的人辛苦，看的人过瘾。

徐寅生比赛中的反手攻球瞬间。国际乒联博物馆供图

上观记者：您一路见证了中国乒乓球队优秀传统的形成和发扬，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徐寅生：中国乒乓球队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建队起，非常重视思想教育，要求大家勇攀世界高峰，为祖国争光。在准备北京世乒赛集训期间，要求国内练兵，一致对外。向解放军学习，训练过程中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坚持大运动量训练；向中国登山队学习“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的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精神。

我觉得，我们团结一致、为国拼搏的心是相通的。体育让人奋进，让每个人在团队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做运动员时，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当数破解日本队的“秘密武器”。

就在北京世乒赛开幕三个月前，我们从匈牙利队选手那里听说，日本选手发明了一种攻击力很强的“秘密武器”———弧圈型上旋球。不久，日本的乒乓球杂志也对这种新技术做了介绍，并称日本队将用这一“秘密武器”再度称霸世界乒坛。

这个动向引起了中国乒乓球界的高度关注。但最大的问题是弧圈球谁也没见过，当务之急是必须搞清楚弧圈球是个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才能找出对付的办法。

不久，日本队到香港访问比赛，我们马上派教练前往侦察。集训队一边分析研究，一边让几位运动员模仿试验。刚开始模仿，怎么拉也不像。改变了拍形再拉，才慢慢摸到了一点门道。原来这种正手拉球的发力拍形与通常的不同，猛然发力，使球产生极强的上旋。对手接球时拍形难以下压，控制不住造成反弹出高球或者直接出界。

国家体委领导引导我们分析日本队的“秘密武器”，给我们讲了“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辩证关系。总结出三个要求：第一，不怕；第二，认真对待；第三，做最坏准备，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争取最好的结果。

这时离世乒赛开幕仅剩下几个月时间了。首先要有人作为对立面———俗称“靶子”帮着练。在此紧要关头，薛伟初、胡炳权等老队员挺身而出，表示为了祖国的荣誉，宁愿放弃参加世乒赛，也要学会弧圈球，帮主力队员作适应性训练。正是这种甘当铺路石、甘当无名英雄的壮举感动了全队。之后廖文挺、吴小明、余长春等一批年轻队员也毅然加入了拉弧圈球、甘当陪练的行列。

于是，集训队里掀起了苦练弧圈球和对付弧圈球的热潮。

我自己第一次接弧圈球时大吃一惊。因为来球的上旋实在太强，我的拍形控制不住，球一下子蹿得老高，出界很远。不是一般的远，是飞出了挡板。如果在比赛中第一次碰到这种球，不仅会失误不断，心理上也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于是，中国产的弧圈球选手，每天陪着主力队员们练，真正是做到“重点保证，随叫随到”，这些“无名英雄”很辛苦，我们主力队员五六个轮番跟他们练。拉弧圈动作大，每拉一板都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胳膊都拉肿了。我们打半个小时还只是刚出汗，可他们早已浑身湿透了；我们轻轻变一个角度，他们却要东奔西跑，累得直喘气。有时我们看到他们累得够呛，练的时候不大好意思放开打。他们一见到我们手下留情，就主动提醒我们：“你不要照顾我，你现在不打，将来正式比赛时就麻烦了。”上场的、不上场的，一起为了祖国荣誉而努力。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训练，主力队员对付弧圈球的能力有了提高，也增强了信心。

最后的比赛结果，中国队终于战胜了日本队，第一次获得了男子团体冠军。这场胜利中，“无名英雄”们功不可没。人们称赞他们是走在世界冠军前面的人。陪练队员中的余长春，曾在世乒赛中战胜外国强手进入前八名，与本国队员会师；刁文元36岁还进入团体赛主力阵容，对匈牙利等强队比赛时取得良好的成绩，无名英雄也成了有名英雄。

至今，这种好的传统仍然保留在乒乓球队中。每次重大比赛前，有一些与外国对手打法相仿的队员，会帮助主力队员进行针对性训练。王励勤、马琳刚刚退役，就回去帮助参加奥运比赛的队员训练。由于不是运动员身份了，他们不能住进奥运村，即使生活和训练上不便利，依然尽心尽力。

改革确实挺难，会有风险，但是总要有人担当起来

上观记者：从运动员身份退役后，您无论在国家队教练还是在国际乒联主席等岗位上，似乎都勇于改革。

无论在哪个位置上，徐寅生都在为乒乓球发展拼尽全力。供图：国际乒联博物馆、上官资料图片

徐寅生：1965年第28届世乒赛，我单打上没输外国选手，与队友会师；双打项目全胜，和庄则栋一起抱回了酒坛子形状的双打冠军奖杯，回来后我就退役了，进入国家队教练组。

当时，正值中国传统直拍近台快攻打法处于困难时期。欧洲选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练就了一套适合自己的横握球拍的进攻性打法。他们把日本的旋转弧圈球和中国的直拍快攻的速度融合在一起，有了飞跃般的进步，具备了与亚洲强队对抗的实力。第31届名古屋世乒赛，中国男队从薄冰上走过，重夺团体冠军，但男单冠军被瑞典新手本格森夺走。

对比欧洲选手的进步，我国直拍传统打法暴露了不少弱点，优势已经不再。我的看法是，任何一种打法，它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处于领先地位，但如果不进步不发展，就会落后，甚至被淘汰。中国的传统直拍打法同样也不例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认为，中国直拍快攻，要在“快准狠变”的技术要素中，增加一个“转”字，也就是要学习掌握弧圈球这个先进的攻球技术，丰富快攻的内涵。

看似简单地加个“转”字，真要做起来却有不少困难和阻力。除了要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还需要改用球拍，把正贴海绵胶换上反贴海绵胶。这两种胶皮的差异很大，不换反贴海绵胶，就不可能拉出旋转很强的弧圈球。要换，就可能难以适应，影响比赛成绩，弄不好鸡飞蛋打。

欣慰的是，男队的郗恩庭勇敢地站出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本已是世界大赛单打季军获得者，为了闯出一条路，宁愿冒着风险，果断地换上反贴海绵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32届世界锦标赛上，获得了单打冠军，他也成了直板快攻打法改革的“样板”。

徐寅生出席王皓与闫博雅的婚礼。新华社图

上观记者：您担任国际乒联主席时，也延续了赛场上的虎虎生气，积极推行改革，比如提出“小球改大球”方案。

徐寅生：天津世乒赛结束不久，当时的国际乒联主席哈马隆德因病不幸去世。按国际乒联章程规定，我由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接任主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被推上了国际乒联主席的位置。

当时，随着乒乓球技术不断提高，速度加快，旋转加强，比赛中回合相对减少，观赏性也会越来越差。为了乒乓球项目的继续发展，改革势在必行。曾任乒联主席的荻村也讲过，如果比赛中平均每个球能打上七八个来回，再有一些特别精彩的好球，乒乓球就会好看了。

过去我当运动员、教练员，只想着最好能一板就打赢对手，没考虑比赛好不好看。现在我在这个位置上，就要考虑乒乓球如何提高观赏性，吸引更多的观众，成为奥运会中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

具体怎么改，众口不一，五花八门。有的说把球网加高、球台加大，甚至有的说，把反贴海绵球拍取消，旋转弱了，来回就多了……当时日本有一款44毫米大的乒乓球，在中老年乒乓球爱好者群体里比较流行，由于体积大，速度慢，少旋转，因此回合多。我也亲身体验过，即使用足力气进攻也不易得分，一场比赛下来，打得满身出汗。我从中得到启发：如果把当时的38毫米用球加大一些，就能把速度和旋转减下来。这种改动属于微调，容易适应，对运动员的影响不至于太大，应该容易被接受。这个建议提出后，也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上观记者：让这项调整最终“落地”，幕后有哪些故事？

徐寅生：改大球，需要得到多方支持。亚特兰大奥运会国际乒联会议结束，我就打电话给上海红双喜老总楼世和，询问他能否先做出40毫米的大球，作为样品让运动员们试打。

要知道，做一个大球并非那么容易，要先开模具，然后再加工，费工费钱。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总，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但楼总很快就表示支持。他们说，只要是中国乒协的提议，为了乒乓球运动的发展，红双喜一定全力以赴。这让我深受感动。

红双喜很快把新的40毫米大球做了出来，中国乒协给国际乒联及不少协会送球，让他们试打。接着中国乒协在苏州办了一个大球邀请赛，白俄罗斯的萨姆索诺夫应邀与马琳等中外好手一起比赛。新闻媒体推波助澜，科研人员现场进行测试，还对观众及各方面进行采访，了解他们对使用大球的反应。

从现场看，大球确实使比赛回合增多，精彩球不少，各方面反馈良好。不久科研也有了初步结果，说大球与小球相比，速度下降，旋转减弱，都有统计测算数据。之后，欧洲人在丹麦也举办了个大球邀请赛。通过两次活动，大球基本上得到了认可。由于我的国际乒联主席任期到期了，这项改革就由新的主席加拿大人沙拉拉继续推进。他把各方面的数据反映汇总起来，在代表大会上用视频向大家报告，最终通过决定，在1991年日本千叶的世乒赛上，正式开始使用大球。

上观记者：这一过程中，遇到不少阻碍吧？

徐寅生：改革确实挺难，会有风险，但总要有人担当起来。

从运动队来讲，他们都不愿意改动，怕影响成绩。有一些国外的器材商对此也态度暧昧，有的说更换生产线投资是一个天文数字，难以承受。有的说，改了大球，原来库存的大量小球卖不出去怎么办。为了顾及厂商的利益，国际乒联给了近两年的缓冲时间，国际青少年比赛及民间的比赛还是允许用小球。

此外，乒乓球的原材料，由赛璐珞变为塑料，既避免了易燃以及运输不方便等缺陷，速度和旋转也有所减弱。所以比赛中，回合大大增多了，观赏性增强，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现在看来，小球变大球的改革还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