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初，英国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印度的女儿》，聚焦2012年的那起震惊世界的德里公交车轮奸案。
乔蒂辛格，一名即将毕业的、有着大好前程的医学生。
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如同她名字的含义“光”一样，她是全家人的骄傲、希望和未来。
虽然家境并不优渥，甚至称得上是贫穷，但乔蒂的父母依旧努力为女儿提供最好的。他们卖了为乔蒂准备的嫁妆，供她学医。
但这一切在2012年12月16日那晚八点戛然而止。
即将结束学业开始实习的乔蒂，在回家的巴士，被六个男人性侵，他们甚至把铁棍伸进她的下体，扯出了她的肠子，然后把她从车上丢了下去。
很快，乔蒂便去世了。
纪录片采访了一名罪犯，镜头面前，他丝毫没有悔过，反而说：
“一个体面人家的女孩不会晚上还在外面闲逛，对性侵而言，女人比男人责任更大。她应该安安静静地接受强奸，而不是反抗。”
在印度，每20分钟就有一个女性被性侵。但是在监狱里，即使有200个性侵犯，最后被判刑的可能只有12个。
整部纪录片看得人愤怒，却又无力。
三年后，英国又出品了一部纪录片，和《印度的女儿》堪称鲜血上绽放的“双生花”——
《日本之耻》
伊藤诗织，一位了不起的日本女性。
也是在临近毕业的那一年，在一家居酒屋兼职的诗织，偶然间碰上了山口敬之。
他是一位日本新闻界业内大佬，是TBS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与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关系密切，是安倍两本传记的作者，也被认为是安倍的“御用记者”。
以记者为目标而奋斗的小萌新诗织，见到大佬当然会激动和紧张，并主动和大佬打了招呼，并添加了彼此的联系方式。
2015年时，诗织发邮件联系了山口敬之，争取一个工作机会。
本来是小心翼翼不抱希望的尝试，没想到却得到了山口相当热情地回复，对方邀请她在东京的一家寿司店共进晚餐。
没想到，当晚没喝多少酒的诗织，却莫名其妙地开始迷糊，等她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山口的床上。
意识到自己被性侵的诗织，决定报警。
因为被性侵或性骚扰而报警这个举动，在日本是极其罕见的。
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一个统计显示：
日本性侵事件的受害者中，仅有4%人的选择报警，而有75%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来源于同一个统计：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性侵或者强制性爱。
日本女性从小就被教育要忍耐，要坚强，以至于当性骚扰成为一个常见现象时，她们想到的依旧是沉默，忍气吞声。
“怎么会有人想到要报警呢，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日常吗？”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诗织的困难可想而知。
第一个困难，就是报警时没有女性警察，好不容易找来一个，还是负责其他事务的。
在日本，女性警员只占全体警察的8%，因此处理诗织案件的全是男警察。
警察在审理性侵案件时，会用一个仿真人偶模拟事发经过并拍照。
这种审理方式对受害者而言无异于是二次性侵。因此，大部分受害者都不会选择报案，她们不想一遍遍被迫回忆，只想尽快忘记痛苦。
第二个困难，是相应社会机构的缺失。
性侵发生后，诗织向一个专门的社会机构求助。但对方表示无法在电话内提供帮助，并拒绝给予任何建议，除非诗织亲自到场。
而要抵达那个机构，诗织需要经历两小时的车程。
伊藤诗织后来在“一席”演讲中指出，这样的社会援助中心应在每个社区设立，便于受害者寻求帮助，且配备足够的医疗资源(比如相应的性侵检测工具)。
接下来，诗织经历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取证。
2015年6月，警方总算签发了一个对山口拘留的逮捕令。
但逮捕令签发不久后，时任东京警视厅刑警部长的中村格就下令撤回了对山口的逮捕令，这种情况之前几乎是闻所未闻。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山口敬之不仅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有权势的男人，说是只手通天也不为过。
这时，诗织遭遇的困难，已经是难以想象的了。
她要对抗的，不仅是性别上的不公，还有阶级的不公。
2015年8月，案件被送至检方。一年后，东京地方检察厅针对此案做出证据不充分、不予刑事起诉的裁决。
案件由此降至冰点。
诗织崩溃了，她想不通，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为什么却得不到公平？
她没有放弃。
2017年5月29日，伊藤诗织决定直接与大众对话，以真名亲自露面召开记者会，公开这一事件。
这一天，无数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也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一位女性的存在。
因为，她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
当她曝光这一切之后，得到的是无尽的辱骂和嘲讽。
人们骂她不知羞耻，骂她为了上位不择手段，有意抹黑山口，骂她是婊子、妓女，还把她家人的信息和照片公布到了网上……
家人也不理解诗织，她的姐姐曾问她：“如果一定要有一个人来做这件事，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因为山口和首相的私交很好，所以这件事难免要沾上政治色彩。
议员们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质疑、嘲讽诗织的行为。
其中还包括一些女性议员的攻击。
2018年10月，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Black Box》，“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就是这样一个黑箱。”
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
在宣布不起诉的决定之后，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
同时，诗织的家外面经常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家里也被安装了窃听器，诗织数次情绪崩溃，并写下遗书。
毕竟，这是在日本啊。
一直以来宣传“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
“你能想到的任何性服务，都能在日本买到。可一旦涉及到约会性侵，或者性侵犯，这些话从不会被舆论提及。”
这里有着最成熟的色情产业。
情色杂志、漫画里，满是对“强奸幻想”的专门描写和展示。
街头风俗业的广告随处可见，新宿的歌舞伎町人声鼎沸。
日本的情色产业甚至已经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恰好是国防预算的上限。
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
日本性侵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3，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大约是17%。
日本有关性侵法的修订一百多年来未曾改变 ，直到2017年，性侵罪的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
当MeToo运动在全球发展的热火朝天之时，日本的响应者却寥寥无几。
在日本，不是“No Means No”，而是“No Means Yes”。
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以消费女性为代价的。
但除了攻击和谩骂，诗织也收到了很多支持她的来信。
许多受害者主动联系她，讲出了自己深埋于心的那段被性侵的经历：“一滴水改变不了什么，但是聚集在一起，就能形成海啸。”
“我常用房子自比，作为女性，性别是我的根基，当我的根基受到侵犯，我感到我整个人摇摇欲坠。自那件事发生以后，我无法再过日常的生活。我整日坐在房子中无所事事，我忘了所有的事，我变成了一座空房子。”
于是，诗织站了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她成长为一名反性侵的社会活动家，整个日本都在被她改变。
政府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尽管经费远远不足）；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
最重要的是，时隔110年，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性侵相关法案进行了修改，将“强奸罪”更名为“强制性交等罪”，法定最低刑罚已从三年增至五年，并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性侵罪的控告方。
这就是女性的力量。
同时，当诗织要求重新调查的申请被驳回，提起的民事诉讼也被驳回后，她又一次提起了民事诉讼。
终于在2019年12月18日，伊藤诗织胜诉了。
《朝日新闻》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女记者伊藤诗织遭性侵的民事诉讼案作出裁决，判决伊藤胜诉，原TBS记者山口敬之赔偿其330万日元。
这场胜利，诗织用了整整四年。
“我怀念无所顾虑地和朋友们去酒吧、咖啡厅闲聊。人们不会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对，我怀念那种生活。”
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日本之耻》。
或许，这耻辱，不仅仅是日本的。
当一件性侵案件，可以牵扯出整个国家无数的弊病时，我们就可以意识到在这个国家里，女性的地位是何其之低。
当我们看到诗织，一位看起来柔弱的女性，在面对苦难时所保持的勇气、坚定和乐观，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宣扬和推崇和女性价值观。
当她用自己的一生做赌注只为了换来一个公平时，这就说明社会对她是不公平的。
而这种不公平，只能由女性自己来打破。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童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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