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镜头语言的艺术。一部优秀的电影，总会给观者留下一个或几个震撼人心的镜头。比如，凡是看过电影《春桃》的观众，都会对二男一女躺在同一张炕上，那个充满寓意和矛盾冲突的镜头过目难忘。
电影《春桃》改编自许地山的同名小说，1988年上映。由著名导演凌子风执导，刘晓庆和姜文主演。影片获得了第十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两位主演也分别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男主和最佳女主。
许地山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大约是那篇编入中学课本的《落花生》，但事实上，他短暂的一生著作颇丰，且深具现实主义色彩，193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春桃》，更是在现实之上，对女性的觉醒和传统的道德伦理，做了大胆的叩问和先锋的探索。
电影对小说进行了高度的还原，也加入了导演的个人意志，在结尾处做了一个不甚明晰的开放式结局，更多了一些迷茫混沌中求索出路的意味。
《春桃》是刘晓庆和姜文继《芙蓉镇》后的再度携手，两人在影片中贡献了精湛的演技。姜文眼角眉梢都是戏，刘晓庆素颜出镜，依然美得令人挪不开眼睛，那份蓬勃鲜活和天然的妩媚，令春桃这个拾荒女，散发着仲夏夜晚香玉一般皎洁馥郁的芳香。
一男一女，春桃不让刘向高叫她“媳妇”，是女性意识的朦胧觉醒
故事发生在兵荒马乱的30年代，春桃原本是乡下财主家的女儿，新婚当天被土匪冲散，从此开始四处逃亡。姜文饰演的刘向高，是个读过几年书的乡下小伙，在逃难的路上跟春桃意外相识，一起走了一段后又各奔前程。
可缘分兜兜转转，这俩人又在北京遇上了。于是，有夫之妇的春桃就跟向高同居了，她让向高做她的伙计，两人一块儿做着捡破烂的买卖。
小说中，有对春桃“职业经历”的描述。她先是被洋人雇去做女佣，可她受不了洋人身上“去来鼓着一阵骚味”，就辞职不干了。后来又去一户人家当差，可天生有傲骨的她，挨不了骂，不多时又不干了。
在举目无亲的北京城，她总要设法儿活下去，于是“自己选了这捡烂纸换取灯儿的职业”，生活才勉强可以维持下去。
春桃有口洁白的牙，样貌也呈露着天然的秀丽，若她肯嫁，按照行情，最少能值个一百八十的。可见在当时艰难的处境下，春桃也并非别无选择，无论是在洋人家里做帮佣，还是选择当时大多数女人的出路，用婚姻维持生计。
这些更容易的活路，春桃都没有选，她选了一个看起来低贱肮脏的生计，但她心里很明白，这份捡破烂的职业，能带给她的是自主，是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所以，后来春桃才会对丈夫说：“这几年我和他就同两口子一样活着，样样顺心，事事如意。”
在春桃的心里，每天带着破草帽、背着沉重背篓捡烂纸的生活，实际上可以称得上在不得已的时局下，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电影中春桃和向高租住的小院，跟小说中描写的一模一样。
“进门是个小院，妇人住的是塌剩下的两间厢房。院子一大部分是瓦砾。门前种着一棚黄瓜，几行玉米。窗下还有十几棵晚香玉。”
这个小院的设置，其实正暗合着春桃的人生态度。院子里的房子大多都坍塌了，一大半的断壁残垣，寓意着动荡的时机和底层百姓们不得不承受的命运。可剩下的逼仄空间里，春桃可要自己做主。她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种上香得无拘无束的晚香玉，压住院子里的臭气。
春桃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全身上下都洗干净，再换上素白的衣衫，和向高烙几张葱花饼，在院子里望着天上的星辰纳凉聊天，困了一起入睡，向高照例给她捶捶背捏捏腿。
“她每天的疲劳就是这样含着一点微笑，在小油灯的闪烁中，渐次得着苏息。”
她在逼仄的环境里，尽力做着自己的主人。她不准向高叫她“媳妇”，并非如向高以为的，还惦记着丈夫李茂，她说：“我想他？一夜夫妻，分散了四五年没信，可不是白想？得啦，别提他啦。”
此时的春桃，在无依无靠颠沛流离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活下去得靠自己。当初父亲要她嫁给李茂，理由只有一个：李茂会打枪，兵荒马乱的时候能保护家里人。然而，新婚当天李茂就跑丢了，好几年生死不知。她能依靠的，只有她自己。
女性意识的觉醒，可以有多种路径，比如受教育，比如新思想的冲击，但是女性从根本上的意识觉醒，必然是来源于自己能养活自己，唯此，这份觉醒才有机会真正的走下去。
春桃跟向高同居三年，却不愿意向高叫自己“媳妇”，尽管他们情投意合。春桃的这份执拗，其实是女性意识的朦胧觉醒，虽然她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已经知道了自己不要什么。她逐渐醒来的意识，还在寻找新的归处。
一女二男，一张大炕上的伦理冲撞，父权夫权为难的何止女人
春桃赶早市时，意外遇见了失去双腿的丈夫李茂。她毫不迟疑，把李茂接到了家中。李茂问她是不是一个人，她说还有个伙计，李茂又问“你和那姓刘的同住在这屋里？”春桃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我们同住在这炕上睡。”
接下来，两人有段很精彩的问答。
“那么，你已经嫁给他了？”
“不，同住就是。”
“那么，你现在还算是我的媳妇？”
“不，谁的媳妇，我都不是，我是我自己个儿。”
至此，春桃觉醒的女性意识，开始变得十分明晰，“谁的媳妇，我都不是，我是我自己个儿。”
此时的春桃，不但是个经济独立的女人，而且已经是个思想独立的女人了。她坦然大方地介绍他们认识，她说：“这是我原先的男人，这是我现在的伙计。”她要按照自己内心的意愿，去安排这两个跟她有亲密链接的男人。
首先，她拆解着李茂的顾虑“人家会笑话我是个活王八”。春桃说：“有钱有势的人才怕当王八，像我们，活不留名，死不留姓，王八不王八，有什么相干？”
对于二人的夫妻关系，她说：“我领你回来，是因为我们还是乡亲。你若认我做媳妇，我不认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赢。”
然后她直白地告诉丈夫：“我不能因为你残疾就不要你，不过我也舍不得丢了他。大家住着，谁也别想是谁养活着谁，好不好？”
再者，她又替向高拿着主意。向高害怕同行们笑话，春桃说：“若是人笑话你，你不会揍他？你露什么怯？咱们的事，谁也管不了。以后不要再提这事罢，咱们三人就这样活下去，不好吗？”
她还颇有头脑地筹划着未来的生计，跟两个男人商量着，“咱们三人开公司。”
从春桃身上可以看到，女性觉醒的力量是汹涌的，她们常年被父权和夫权压抑着的心智一旦苏醒，就像大河融冰一样，焕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而父权夫权下的牺牲品，又何止是女人呢？
电影用三人同炕的镜头语言，强烈而微妙地表达了权利压制下的个体困境。
李茂和向高都是内心良善之人，小说中有个假设，如果李茂想除掉向高，并非难事，“若是他有枪，更省事，一动指头，向高就得过奈何桥。”电影中，添加了一个片段，向高给李茂剃头，他拿着锋利的剃刀站在李茂身后，如果他心中恶念突起，后果也不堪设想。
但这两个男人，都很君子的纷纷退让着。晚上就寝时，一张大炕上，李茂和向高背着身子，紧紧贴着炕沿儿，把中间一大块空间留给春桃。
黑漆漆的夜幕下，三个人谁也不说话，两个男人分明都没有睡着，却贴在炕沿儿上一动不动，二人中间的春桃辗转反侧，一边是没有爱却有义的丈夫，一边是没名分却有情的伙计，两个男人她都不忍丢下。可两个男人，因为伦理舆论，偏偏要违背内心，谁也不肯靠近她。
这经典而大胆的一幕，丝毫没有猥琐之感，它呈现的是三个善良的普通男女，在本性和伦理之间的巨大挣扎。
春桃设想的抛开所谓礼教名誉的活法，像一个梦中的乌托邦，她没想到这在两个男人那里，压根行不通。就像那位老片警儿说的一样，男人娶五房姨太太也正常，可要是一个女人俩丈夫……
春桃特立独行的做法，并没有在李茂和向高的心里落地。两个男人私下商量着做了一个决定，李茂把春桃卖给向高，这样在名分上就成全了他俩。
春桃回来后，看到契约，撕了个粉碎，她说“我不能由着你们派”。觉醒女性的第一自觉，就是不再物化自己，她不再是可以转让买卖被处置的商品，而是有了自主意识的人，为自己做主，成为了她的人生信条。
春桃不嫁给向高，并非是顾忌有夫之妇的身份。跟李茂重逢后，她先是说着“谁的媳妇我都不是”，后来却又把李茂主动给她的龙凤贴还给了他。
她是要保留这个名分吗？不，春桃说：
“茂哥，我不能要这个，你收回去吧。我还是你的媳妇。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不做缺德的事。今天看你走不动，不能干大活，我就不要你，我还能算人吗？”
春桃此时自认了是李茂的媳妇，并不是对礼教低头，而是她要给摆脱不了夫权压迫的丈夫一个“名分”。因为她看明白了，没有这个名分在，李茂就无法安心接受她的照顾，尽管她的恩惠是来源于侠义和恻隐之心，而不是夫妻情分。
那座无形的大山，让这两男一女都深感压抑。而春桃率先寻找着出路，生活的现实和天性的温良，使春桃选择了如此惊世骇俗的生存方式。
《春桃》难能可贵的，既展示了女性觉醒，还探索了觉醒后的出路
春桃梦想着不负情也不负义，但是深入骨髓的夫权意识和舆论压力，还是让两个男人都选择了出逃。向高在夜里不辞而别，李茂在屋里悬梁自尽，好在被春桃救下。
之后的日子，春桃遍寻向高不着，失魂落魄。这个从没受过爱情教育，一向“只理会生活，不理会爱情”的女人，心里盲闷着沸腾。她看着满街的烟草广告，上面那句“还是她好”，是向高说给她的情话儿。三年的相依为命，春桃只觉得事事顺心，却没意识到，向高已经润物细无声一般，占据了她的心。
两个有情人，就这么在诺大个北京城，擦肩而过，从此渺渺茫茫再无寻觅处。
小说的结尾，安排了一个团圆的结局。向高又回来了，而且两个男人再次达成了新的协议。在城里，向高是户主，李茂是同居；回到乡下，李茂是户主，向高是同居。向高还明言道：“你是咱们的媳妇。”
春桃和向高商量着，换一间大一点的房子，李茂睡着后，向高拿出了给春桃买的八成新的草帽。院子里的晚香玉，在空气里袅袅的游荡。故事在这样的氛围中结束了。
但电影《春桃》，安排了不一样的结局。
向高没有回来，李茂也走了，院子里只剩下了春桃一个人。第二天，她神情茫然地出门，在狭窄的胡同尽头，突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李茂回来了；她转头望向胡同的另一头，向高正站在一片影影绰绰之中。
春桃望着向高，眼泪滚滚而下。然后镜头切换，春桃独自一人，捡着烂纸，喊着“换取灯儿”，行走在围成一个框的浓重的故宫红墙之下。
这个不甚分明的开放式结尾，给观众留下两种猜测，一种是李茂和向高真的回来了，另一种，那其实是春桃的幻觉。
但无论哪一种，在放大特写的春桃脸上，渐渐出现了春日桃花般明媚的微笑，让人觉得他们应该是真的回来了，或者就如沈从文《边城》里那样，他们可能永远不再回来了，也可能明天就回来。
沉重的宫墙意境，在电影中首尾呼应，象征着的伦理重压不言而喻，但行走在墙根的春桃，依然是鲜活的生命，她的脸上洋溢着的，依然是未曾泯灭的希望。
许地山小说里给出的“一妻二夫”结局，有些像是对“三妻四妾”的封建婚姻制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矫枉过正，这在30年代的中国，无疑是极其大胆和足够震撼的。
凌子风导演给出的结尾，少了几分原著的笃定，多了一些选择的迷茫。这样的处理方式，必然带着时代的烙印。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传统价值观和经济浪潮频频对撞的时刻，传统和现状，理性和情感，坚守和改变，每个人都在时代洪流中，做着何去何从的抉择。
这种时代改变带来的短期阵痛，是无法避免的。这种迷茫，也必然出现在同期的文艺作品上。所以《春桃》这部取材于30年代中国的故事，到了80年代，依然可以被寄托当下的精神困扰，包括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因为人性和情感，总是亘古不变的。
“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这句话，对于如今的女性意识觉醒而言，依然适用。
电影《春桃》中有一个画面，背着废纸背篓破帽遮颜的春桃，在一条长长的巷子里，跟一个女学生打扮的女子擦肩而过。这个意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出走的娜拉，和鲁迅先生《伤逝》里的子君。
受教育觉醒后的女子，以出走来反抗压迫和礼教，但同时留下一个沉重的思考：出走之后的娜拉，该怎么办？
春桃没有受过教育，她跟时髦的女学生背道而驰，但若论女性的自主与独立，春桃未必会输给女学生，因为她不但醒过来了，还依靠自己的双手和内心，勇敢地走了下去。
小说中看似荒诞的“一妻二夫”的结局，从逻辑上推理，却并非站不住脚。因为无论是李茂还是向高，他们都是需要依靠春桃生存下去的人，李茂因为残疾自不待言，身体健全的向高也一样。他说：“我不能离开你，我的事情都是你成全的。”
这一段设置，既表明了婚姻中合作的实质，也暗中指明了女性独立的道路，一定是建立在经济独立之上的。只有自己能养活自己的人，才有资格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
一部老电影《春桃》所要探讨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规则，它既是对人性的压制，同时也是对人性的守卫，因为失去规则和管制的感情和欲望，很快就会变成洪水猛兽。
而这又是一个永恒的关于人性的命题，无论是早已逝去的30年代，已经逐渐遥远的80年代，还是当下，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将永远的追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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